从房东二姨那搬出来后，我就又回到了大鸟的怀抱，只是当时他已经无暇给我取暖了，因为他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女朋友是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大四学生，圆号专业。在此之前我不相信有女孩真的会选择圆号，那的确需要很大的气量，还得转着圈往外排除气体。演奏时，一只手还得塞到管子里面，很多人都会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手塞进去，是在猜拳吗？
后来我问过大鸟的女朋友，她说，是的。
又过了好多年，我再问她，我说，有个微信群里的人考到我了，这很严肃，涉及到音乐学院的名誉问题，不要再逗我了。
她便说，好吧，你看这乐器，除了把手塞进去，也没有太好的地方可以拿着它了。手在里面还可以阻拦一些音量，让发出来的音色不那么刺耳，有了右手的帮助，声音就圆润了。
冬天来了，我们邮票乐团没办法在津湾搞露天演出了。陈总让我去三楼找出根单簧管来，用一冬天的时间学会这玩意。我说不可能，我同学他们学了很多年呢。陈总说，没有人办不到的事，去吧，别让我失望。
于是我摇着头去自学单簧管了，心想，隔行如隔山啊，不懂就是不懂。然而没想到的是，这玩意比弦乐确实好学多了！我练了一小时就能吹半首《白桦林》了，不用找音准的乐器还真轻松啊！
蒲老师笑着对我说，怎么样，简单吧？管乐上手快着呢！你知道吗，世界上最简单的乐器是什么？
我翻了翻白眼，想了一会说，古筝？
他摆了摆手，说，钢琴！
为什么啊？
你想啊，你弦乐得找音准，管乐得费嘴皮子，弹拨乐费手指头，钢琴嘛也不用啊！手指头张全了就弹去呗，五岁小孩按一下是这个音，朗朗按一下也是这个音！
我说，对对对。
在房哥的带领下，我们去了不少地方演出，每次都是那些曲目，我都有点腻了，这帮大爷大妈却来劲得很。
我们去养老院演出，那些花白头发的老人们极不情愿地被护理人员从房间里推出来。我们在台上保持着专业的笑容，时不时跟随着音乐还舞动一下。有的老人听着听着就捂起了耳朵，有的老人隔一会就朝台上吐口水，护理人员就用手帕给他们擦嘴，边擦边大声地说：您忍着点啊，再有两首就完事啦！别再吐了，假牙吐掉了我可不给你洗啊！
我们去部队演出，兵哥哥们特别重视，列方队迎接我们，在台下坐得那叫一个整齐。每首曲子一结束，连长就看房哥，房哥一点头，示意已经结束了，连长就转头给大家一个眼色，所有人齐刷刷地开始鼓掌。
演出结束后还非要让我们留下吃饭，每个班长都要来我们这敬酒。我们喝一杯，他们对瓶吹。后来还是我们先喝醉了。
我们去街道居委会演出，观众都是老人带着孙子孙女，演出会经常被打断，孩子们好奇，总是跑到舞台上给我们翻谱子，用手敲敲乐器，顺便把电线拔掉。
房哥有些着急，指责他们老人怎么不把孩子管好，大爷大妈们笑着说，让他们玩去呗，你们来这不就是给我们找乐子吗？
可惜，乐团终究没能等到第二个夏天，津湾的露天演出再没能重现。那年，邮市猛然下跌，跌得陈总天天喊奶奶的。起初，他叫房哥寻找新的楼房，因为津湾太贵了，一年要一百万租金。后来找到新的场所，我们也租不起了，只好选择告别津湾。
演出没有了，排练也没有了，老年萨克斯队又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大桥下排练，只是那里早已被其他闲散乐手占领。有的人说，他妈的，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去陈总那玩，玩来玩去把自己老巢给玩没了。
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活在当下的人，从来不会回头，只记得眼前的得失，想不起来曾经得到过的温暖。
陈总每次去自己五楼的办公室都是爬楼梯上去，他说电梯太费电。那时我心里乐道，不就一上一下吗，能费多少电啊？后来要撤退的时候，他们说哪天把剩下的电费用完，哪天就搬走。有一天，我们发现电梯不动了，他们说电费可能没多少了，随时做好准备撤吧！
结果，我们又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电，才彻底把电耗完。
临搬走的前一天，陈总把我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他问我，小西，现在公司暂时不经营乐团了，你还想不想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干？
我说，我想干啊，我还没做什么呢，总感觉事才做了一半，这时候我走的话以后肯定后悔的，等我什么时候能把一件大事做完时，我再想要不要走。
陈总用手掐着嘴唇，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许久，说，嗯...那你就忍耐忍耐，以后和别人的职务一样，学学邮票知识，干干业务，等我东山再起时咱们再继续把乐团搞起来。
我说，行。
那天我从陈总的办公室出来后，发现外面已经开始变得面目全非了。房哥正手舞足蹈地指挥着搬家公司的人把一样样东西搬走。我独自又去了三楼，想着当初来这时房哥对我说要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小音乐厅，而现在它却还是原来的样子。
不一会，那些人就一起上来了，他们把地上的乐器一件件抬走，最后我也搭上了他们的车。透过布满灰尘的车窗，我望向那栋依旧富丽堂皇的五层小楼，不断地问自己，明天真的不会来这上班了吗？
小楼没有任何回答，它只是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直到司机转弯，一排红墙彻底把它挡住。
我就这样，从人人口中的西老师，变成了小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