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2011-2013年，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的一名留守女童遭18名中老年人性侵，初次受害时仅11岁。施害者年纪最大的76岁，最小的也有44岁。案发后，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羞辱和敌视。
2018年6月，十九岁的甘肃女孩李奕奕在众人的围观中跳楼身亡，猥亵她，令她患上创伤应激障碍，导致她最终自杀的高中老师吴永厚最后的处理结果仅仅是，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禁止其在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事教育培训等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职业。
2018年10月20日，大连一名年仅10岁的女童被害身亡。犯罪嫌疑人，同小区的蔡某某未满14周岁，因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用承担刑责，被收容教养。
2019年6月，白莹与中央美术学院其他学生共计9人，一同向中纪委等有关部门提交了实名举报信，举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研究生导师、花鸟系主任姚舜熙利用职务之便和教授身份，用威逼胁迫的手段猥亵学生，向学生索贿，恶意打压学生。校方仅在内部对姚舜熙做了处理，并未对姚舜熙猥亵、性骚扰学生一事做公开通报，受害人至今也没有收到姚本人的道歉。
同年11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就此事下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受害人白莹自2016年9月被确诊患上抑郁症，需每日服用抗抑郁药物。
对于很多受害女性而言，那个被侮辱的回忆远远不是一次性的，它会膨胀，加深，绵延，反复地进行折磨，变成终生的阴影。
她们异常频繁地洗澡，揉搓抓挠皮肤，直到发红破皮。
她们失眠，无法入睡，内分泌紊乱。
她们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深受折磨，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
她们尝试各种方式的自杀，有的成功了，有的被人救起，捡回一条命。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真正的悲剧是，人们乐于围观。
她们死于性暴力，死于无情的嘲讽，死于恶毒的构陷，死于冷漠的围观。
被侵犯之后的血雨腥风
为什么被性侵后的女性痛苦不堪地回想受害时的情景，亦或反复擦拭自己的身体？
因为她们被重复地提醒，自己变脏了。透明的杯子里被滴进了墨汁，清澈的湖水里绿藻丛生，将恶臭的污水无情地排放进小溪，一切已经不可逆转。肌肤被触摸，纯真被破坏，身体被强制性地污染，自由意志被践踏。施暴的动作是快准狠的，造成的后果却是绵延的。
她们在深夜舔舐伤口，白天还要承受流言蜚语的中伤。两相加持的威力，足以毁掉支撑一个人的所有力量。
4月9日，《南风窗》的一封“血书”将高管鲍毓明性侵养女事件瞬间推向公众舆论的顶峰，女孩把自己的伤口扯烂，血肉模糊之惨烈的确刺痛了人们的神经，一时间整个社会的同情性泪水奔涌而至。还未及她喘息和疗伤，集体失忆便再一次上演。十几天之后，网络热度消失殆尽。
现实的残酷绝不会这么简单，凶猛的反扑接踵而来：
财新某记者对这起案件作了自定义的诡异报道，这位女记者的内心很难不用黑暗去形容。
5月1日下午，距离《南风窗》的报道近一个月后，鲍毓明通过其微博，发出“十问韩某”，字字锥心：
鲍毓明所说的上一个帖子，就是当天稍早时，他在微博上引述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话：“你可能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
这条“十问”随后被其删除，次日他又发布以下两篇微博，尽显律师的巧言善辩。
看到这些文字，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将其视作流言蜚语了。
这是一种群体式的舆论包围，观念输入：
无论是否自愿，你们已经脏了，不再是纯洁的处女；
你们是有问题的，不是发育过早，就是心肠歹毒；不是满嘴谎言，就是另有所图；不是抑郁症缠身，就是童年缺失。
从今以后，你们应当夹着尾巴，低调做人；穿着保守的衣服，约束自己的生活，洁身自好，才不会有苍蝇来盯，才会有男人再可怜你，收留你。
可是，这种“脏”的概念从何而来？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又是通过谁的口来说的？
和其他犯罪受害者相比，受到性侵犯的人，会出现严重的耻辱感。
有的人不停地后悔当天的行程，责怪自己不应该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有的人远离了亲友（相比其他伤害，他们更少地得到亲友的同情），活在孤独的自我当中。
小时候看电视剧，常常有女性角色被强暴的情节（我并不理解为何一定要设置这样的情节），如果被人解救，侥幸逃过一劫，便是梨花带雨，情郎一番温柔抚慰，余生尚可相守；如若不幸被玷污，则是羞愤自尽，不然就是因此性情大变，总之有情人是不能成眷属了。
她为之悲恸欲绝的，真是自己的贞洁吗？实际上她捍卫的是她情人或者丈夫的权益。
她的贞操，肉体甚至整个生命都不属于自己，而是某个男性的所有物。就像原始部落采集到的果实，射杀的猎物；现代的内裤，牙刷，刮胡刀，是某个男人的私有财产。一旦她被别的男人占有了，之前的那个就产生了财产被掠夺的折辱感。
女性被设定成要追求完整、完美，一旦被强奸，就觉得“我已经被破坏，无法达不到好的状态了。” 这样狭隘的观念正是社会灌输给女性的毒药。为什么女性一定得是纯洁完美的？为什么被人侵犯就不完美了？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性肉体的贞洁远比她的生命本身更重要。这样的贞节牌坊，是社会文化、价值观体系和男权话语体系精心建构出来的。它能够影响甚至左右人们的意识、情绪、认知，似乎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殊不知是掌握了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另一些人营造出的幻象。
女人被强奸，就真的变脏了吗？
从实质上来讲，这和行人走在路上，被驶过的汽车溅了一裤腿污水并无二致。只是出于自我保护，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性病，做好避孕措施。但是，一旦主流的声音说，女性被强奸是变脏了，那么整个社会乃至女性自己也觉得被强奸后的自己变脏了。即使到了现在，中国的大多数性侵受害者还是独自忍受痛苦，想尽办法遮掩，恨不得改名换姓消失于人海，实在承受不住折磨的，便选择自残，自杀。
从古到今，从戏剧到现实，何其相似的结局。她们不能歇斯底里的控诉，不能再有正常的约会，不能报警，不能接受记者采访，不能再让更多的人知晓。她们自己乃至周围的人都认为摊上这件事是奇耻大辱，是她自己的问题。她没有资格理直气壮地去寻求法律的帮助，让犯罪者必须被曝光和严惩，从而无法避免更多的女性遭到侵害。
强奸的表面是不顾女性的意志强行进入其身体；实质却是男性权力的碾压，压制女性的性自由，借由对身体的强迫达到对精神的控制。“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施暴者免于被责难，被害者却因为牢固的耻感文化，遭受滔天的非议。
明明是强奸犯的错，竟成了女性的错；明明是犯罪者的人生污点，却让受害人忏悔终生。
好悲哀的文化。
文学，法律都是巧言令色吗？
林奕含在采访里讲，她对胡兰成有同情，原因是在胡兰成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有很根深蒂固的一个空虚，那个空虚是国破家亡。胡兰成说过，“杀一个人是不道德的，但是杀千万个人就无所谓道不道德”，他是在战乱底下养出的。她觉得胡兰成和李国华是超级渣男跟犯罪者的差别，在现今的和平年代不该有胡兰成这样的人。
可我对胡兰成并没有丝毫的同情，他辜负了张爱玲，强暴了小周，但他马上用一个战乱年代的背景，用自己的文学素养作为锋利的工具，为自己挣脱了。他在道德上是超级渣男，视女性如衣物，性的欢愉是他创作的灵感；在本质上他就是一个犯罪者，爱玲因为他而“低到尘埃里”，尽管她的文学造诣高于他之上，小周就更不必说了。
所以，那样精美的文笔不就是伪君子的外衣吗？所谓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所谓的文以载道，在这些人的身上根本是演戏。
内心腐朽的人却写出了优美的文字，我一直觉得是这种剧烈的反差，逼死了视文学如信仰的林奕含。
她发出质问：“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语境，他为什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传统？”
更加矛盾的是，因为他们是有文化的，读过许多的经史子集，写得一手好文章，所以对自己非常的自恋，无限的宽容。他们用学识去屏蔽道德上的重大缺失，使得人性的表面看上去毫无缝隙；整个社会对精英文化的崇拜，对所谓的精英阶层，圈子的向往又令他们备受尊重，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凌驾于事实之上，更远远超过对受害者的信任。
那么，法律呢？司马迁在《史记・日者列传》里透过司马季主对宋忠和贾谊说的一番话，表达了他最痛恨的一种态度：了解法、掌握法是为了绕过它，得到投机的机会。越是了解规定的人就越能找出方法钻漏洞，从而得到好处。这些人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与土匪无异。前面说的鲍毓明不正是这种败类吗？将法律玩弄于鼓掌之上，连性侵女孩的时间都计算精确，为的就是保护自己，逃避罪责；行天下最奸恶之事，又要享世间的荣华富贵。
鲍毓明的存在，令千万学习和从事法律的人蒙羞，把高贵的法条拽下了神坛，原来法律不仅可以保护弱者，更可以保护懂法的恶人。就像李国华用“你现在是曹衣带水，我就是吴带当风”这样诗一般的语言，用具有强大魅力的所谓“学识”去诱骗精神世界还很弱小的女孩们，然后又用更精美的诗句，更真挚的倾吐，继续麻痹这些女孩子。
林奕含曾经质疑：“艺术从来就只是一种巧言令色而已？所谓的艺术家，他不停的创新形式，翻花绳一样就是创造各种形变各种质变，但是这些技法会不会也只是一种巧言令色而已呢？”
或许在一些“业内人”的心中，法律是另一种形式的巧言令色，它不像文学那么委婉，看似疾言厉色，滴水不漏，如果运用自如的话，一样可保自身无碍。
可耻的不是我
不幸遭受厄运的女孩们，首先请爱自己。我们不会因为受伤了，流血了就嫌弃自己的身体，只会去清洗，消毒，治疗伤口；那么，如果被侵犯了，又为什么要觉得自己“脏”呢？
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的生命权也是我自己的，它不隶属于哪个男人、哪个家族。只要我的灵魂洁净，我的身体就永远不会肮脏。
应该羞愧和无地自容的，是那个侵犯我的人，而我依然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
这个世界并非好人就有好报，坏人就有恶报，这种“天道“其实不可依赖，仅仅是人们的美好愿望。真正存在的，是人内心的准则，支撑我们一直走下去的是内心的强大。
生活中总有一些勇敢的女性：“已经35℃了，穿着吊带长裙出门，工作人员说衣衫不整不允许坐地铁？” 网友“嘟嘟”近日在豆瓣发帖称，自己因着装被杭州地铁安检拦下。“嘟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她和朋友在杭州地铁2号线钱江世纪城站F口乘地铁。安保人员拦下了她，“先是检查了绿码，然后就说我的衣服不能进，属于衣衫不整，让我穿个外套。我后来找了同行的朋友，拿了衬衫穿上，才进入地铁的。”网友“嘟嘟”说，她和安保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纠纷和冲突，她穿上衣服后也很顺利进入地铁。可之后越想越不对，现在天气变热，穿着吊带衫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吊带裙只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其他多个场合都能进入，为什么杭州地铁会有如此规定？
该帖子发出后，引发讨论。钱江世纪城站站长解释道，“我们的确提出让这位女士披件衣服，可是是好心。我们的意思是站内外温差大，怕她感冒。” 杭州市地铁运营分公司工作人员则表示：“虽然是好心，但是我们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给乘客带来不好的体验非常对不起。我们也会加强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培训。”
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是：”这是开往清朝的地铁？“。清朝到底是如何光景，我不知道，这趟倒车开的不错是真的。我真心地佩服这位姑娘，事后敢于质疑无理的要求，并且诉诸网络，寻求广泛的支持。
我们的社会不需要那句提醒，那件衬衫，需要的是充满共情能力的警察，不会掐住受害人的脖子去还原侵犯的情景；需要有良知的媒体，敢于报道真实的黑暗；需要完善的性教育，不要再掩耳盗铃地佯作不知；需要友善的聆听者，热情的声援者，专业的法律援助者。
可是我们仍然不能指望，不能依赖他们的出现，只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自我觉醒，抛弃“贞操”，丢掉“耻感”，从束缚和黑暗中走出来，性侵带给女性的伤害才能减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