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字数：约 8708 字
阅读时间：约 20 分钟
Part 1.导读
本文是由资深记者凯西·牛顿（Casey Newton） 2019 年 3 月 15 日在 The Verge 上发表，而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可以在 Facebook 进化史上被称之为「改变历史」的时刻——扎克伯格刚刚宣布 Facebook 未来会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以「隐私为中心」的新愿景。在此之后，Facebook 高管团队的「离职潮」也变得越发汹涌。
T.G.F. team 将带你回到那个改写了历史的时刻，一起回溯Facebook 的「纸牌屋」往事，并深度地探索 Facebook「离职潮」背后不为人知的原因。
本文由三个部分组成：
Part 1: 导读。
Part 2: 正文部分，编译了Facebook’s News Feed Era is Now Officially Over。
Part 3: T.G.F. team 的圆桌会议。深度讨论了「造成 Facebook 高层动荡局面背后的原因」，并提出了不同视角的洞察。
Part 2. 正文
原文标题 | Facebook’s News Feed Era is Now Officially Over
原文链接 | https://www.theverge.com/2019/3/15/18266488/chris-cox-quits-facebook-news-feed-privacy-pivot
原文作者| 凯西·牛顿（Casey Newton）发布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文章中的第一人称「我」即指代作者。
翻译&编辑 | Niki, Zoeπ, cbwe, Nicolas, 陛下, 竹本一世
监制 | Yithann & 西昻翔
01 小扎的王牌还是离开他了
在历经了长达 10 年异常稳定的高管团队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 2018 年 5 月宣布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他调动两名高管创建了一个新的区块链部门，并在 WhatsApp 和 News Feed 的团队中引入了新的领导者。（扎克伯格还任命了一个人来管理专注于隐私倡议的新团队，但这个团队此后便杳无音信了。）
对 Facebook 的首席产品官、扎克伯格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来说，上述调整代表着权力的高度整合：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和 Messenger 的管理者都将统一向他汇报工作。
T.G.F. 注释：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前 Facebook 首席产品官，他曾是 Facebook 首批15个工程师之一，被认为是 CEO 扎克伯格的密友，参与了 Facebook 一系列核心产品的搭建（代表作是 News Feed 信息流），此外他还主管过 Facebook 主站的应用程序。
扎克伯格在最近几个月因为自己那篇「史诗般冗长的博文」[1] 而备受关注，但他对 Facebook 正在经历的重大变革背后的战略思考却一反常态地保持了沉默。不过在某些时刻，扎克伯格的另一个战略开始显露：他在上周（2019.3.7）表示未来会将 Facebook 转向一个由私人加密消息，而非公开信息主导的布局。
T.G.F. 注释：
「史诗般冗长的博文」在这里是指几个月前由扎克伯格发布的 2018 年终总结。
在这篇长博文中，扎克伯格承认 Facebook 在散布仇恨言论、选举干预和错误信息方面曾被利用的事实，并表示：「与 2016、2017 年相比，Facebook 现在已经是个截然不同的公司。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 DNA，更多地专注于我们提供的所有服务，以及预防该服务可能造成的伤害上。」
如今伴随着新战略的崛起，扎克伯格宣布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加入 Facebook 10 多年的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将离开公司，而战略方向的转变似乎是考克斯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详情参见莱恩·马克（Ryan Mac）对这件事的报道[2]。
T.G.F. 注释：莱恩·马克（Ryan Mac）对这件事的报道内容中有一段话是这么描述的——考克斯在他的 Facebook 个人主页上写道：「从 23 岁开始，我就把自己的梦想注入进 Facebook 这座高墙之内。那些像素、代码、我们共同打造的产品、语言、文化、价值观、伟大的创意以及那些一路相伴走过的人们，都是这十年光阴中所有的记忆。而我人生这十年中的起起落落几乎都与 Facebook 的发展历程联结在了一起。」
尼克·汤普森（Nick Thompson）和弗雷德·福格斯坦（Fred Vogelstein）在《连线》（Wired）杂志上写道，考克斯是这样描述他离职的原因:
正如扎克伯克所描述的，Facebook 在产品方向上将翻开新的篇章——未来我们会专注于加密和交互性的通讯网络上。这是个于当今时代主题相呼应的产品愿景：一个聊天氛围良好、安全、有保障及注重隐私的现代化通讯平台。这将会是一个大项目，我们需要的是那些乐于看到新方向的领导人。
02 赢了世界，输了你又如何
我是在从西南部回来的飞机上写下这篇文章的，我在那里采访了 Facebook 的前首席安全官艾利克斯·斯塔莫斯（Alex Stamos）*。斯塔莫斯表示，扎克伯格提出的想要将 Facebook 未来的战略重心转移到私人社交上的举措，是一个「背水一战」的标志——也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没有回头路」的标志，其目的是为了让公司团结起来——围绕着一个新的「生存」使命去发展。
T.G.F. 注释：艾利克斯·斯塔莫斯（Alex Stamos）于 2015 年 6 月加入了 Facebook，担任 Facebook 首席安全官， 在 2018 年 8 月离职。
扎克伯格拥有着比任何人都多的数据去衡量 News Feed 和 Instagram 运营的健康状况。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他将战略的重心转向隐私其实是一个「信号」——这或许意味着：News Feed 和 Instagram 的运营效能都已到达顶点或者即将到达顶点。
「展望未来，我们很难不为考克斯离开的决定而伤感」，扎克伯格曾在告别文中表示，「其实考克斯在几年前就希望离开 Facebook，但是在 2016 年大选后，这一想法变得不可行了（因为当公司处于危难之际*，没有高管会抛弃公司，独自离开。）」
T.G.F. 注释：这里的「危难之际」是指 2016 年 Facebook 被批传播有关政治候选人的假新闻，甚至一度被贴上了「过度赋权算法，缺少权责意识」的标签。它被指责不能有效地控制假新闻的传播，用其算法为用户设置的“过滤气泡”（filterbubbles）有极端化倾向，从而影响了大选的结果。
从增长和收益的角度来看，考克斯已经见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科技产品的诞生，谁又能怪他没有兴趣再去见证一次这样的事情呢？
于此同时，这个战略决策并不利于团队整体的士气和斗志，因为考克斯一直以来都是公司最受欢迎的高管之一，他长期负责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并在公司内部为 Facebook 呐喊助威（考克斯看起来像电影明星的长相对此也有帮助）。
可以公平地说，对于社交媒体的文化反思让考克斯措手不及——从 2016 年开始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比前几年少得多，而在此之前他还经常为新产品的发布与像我这样的记者进行沟通。
考克斯也许等了两年多才写告别博文，但他还是在一个对 Facebook 来说比较尴尬的时刻离开——一个新的关于数据分享行为的犯罪调查正在纽约上演。而就在一天前，Facebook 经历了历史中最长的网站宕机。当然了，离开这样的工作并没有所谓好时机——但也并不会有比此刻更好的时机了。
扎克伯格今天说他不会指认其他人来代替考克斯首席产品官的职位。相反的，运营着一个名为「中心产品服务」（Central Product Services）部门的哈维尔·奥利文（Javier Olivan）将接手并负责 Facebook 应用矩阵的进一步统一，而这些 app 的每位负责人都将向扎克伯格单独汇报。
03 重新洗牌，开始下一局
克里斯·丹尼尔斯（Chris Daniels）*已经离开了 WhatsApp。丹尼尔斯之前运营过 Internet.org，他后来在运营 WhatsApp 最初的 10 个月鲜有发表公开言论。
一方面，是因为 WhatsApp 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尤其是在巴西和印度这样的核心市场；另一方面，WhatsApp 引发了一系列近乎常态化的舆论危机，因为它被用来在世界各地传播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无论公平与否，丹尼尔斯在印度政府中树立了一位强敌，并且我猜测扎克伯格在这件事上看到了重新洗牌的好处。
T.G.F. 注释：克里斯·丹尼尔斯（Chris Daniels）：曾担任公司商业开发主管，负责运营 Facebook 的internet.org 项目，该项目旨在让世界上目前没有网络的地区实现网络接入，目前已帮助了超过 1 亿人接触到互联网。
威尔·卡斯卡特（Will Cathcart）*接替了丹尼尔斯的位置。卡斯卡特之前负责信息流，是位雷厉风行且思维缜密的领袖。参阅这篇 2016 年我与他漫长而有料的访谈记录《关于 Facebook 在新闻业中的角色》（About Facebook’s Role in Journalism）[3]，可以让你对他的思维方式有所了解。
T.G.F. 注释：威尔·卡斯卡特（Will Cathcart）：目前是 Facebook 产品管理中心的副总裁，负责 Facebook 的视频和新闻产品、以及核心共享产品（Facebook Groups and Facebook atWork）。
我对此举唯一的异议是大众所切入的视角——他们认为：WhatsApp 的领袖除了其他事之外就是一个外交官。我甚至怀疑，能够辅佐好扎克伯格的，只能是那些在印度和巴西或者其他 WhatsApp 的重要市场都拥有很高信用度的人。也就是说：ta 不能是一个来自 Menlo Park（Facebook 总部所在位置）的白人。
菲吉·西莫（Fidji Simo）*接手了 Facebook App。西莫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演讲者，拥有良好的产品意识，并且她也是Facebook 高层中难得一见的女性身份。在那个被扎克伯格命名为「昨日的信息流」的月份接管 Facebook App 对西莫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历史证明这已经是 Facebook 架构中的头把交椅了。亚当·莫塞里（Adam Mosseri）*直到去年 5 月份还在管理 Facebook，如今在经营 Instagram；卡斯卡特时至今日（发稿时间 3 月 15 日）还在 Facebook 的管理层，如今运营着 WhatsApp。因此，可以期待下西莫的高升。
T.G.F. 注释：
菲吉·西莫（Fidji Simo）：2017 - 2019 年担任 Facebook 副总裁，2019 年 3 月至今担任 Facebook 负责人。
亚当·莫瑟里（Adam Mosseri）：2016 - 2018 年担任 Facebook 副总裁，2018 年 10 月至今担任 Instagram 负责人。
最后补充两点：
当人们书写 Facebook 历史的时候，要标注下 2019 年 3 月 14 日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因为它标志着信息流时代的结束。考克斯帮着设计了信息流的第一次迭代，也看着它走过了最成功的阶段。它不会一夜消失，以它当前巨大的规模来讲，它的生命周期可能会像雅虎一样持久。但随着考克斯的离开，信息流作为 Facebook 核心组织原则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很多线人跟我讲， 考克斯有个私人推特账号，在他工作期间，会利用这个账户随时了解有关Facebook 的评论。既然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的小小心愿是——他可以公开自己的私人推特账号。
Part 3. 圆桌会议
T.G.F. 本次圆桌会议的主线：造成 Facebook 高层动荡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看到这次的圆桌问题时，反射弧的第一层是：这个问题的「对立面」是什么？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Facebook 之前高管的平均任期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数据。
上图显示：排名前 14 位左右的高管的平均任期超过了 9 年半。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首席财务官戴夫·温纳（Dave Wehner）以外，所有这些人都是在 Facebook IPO 之前入职的（Facebook 是在 2012 年 IPO 的）。
其次，几乎每一位高管在 Facebook 的任职时间都超过了平均 6.8 年科技公司 CEO 要换一翻的宿命指数（数据来源：高管薪酬研究机构 Equilar）。
而 Facebook 高管「离职潮」的爆发节点是在 2018 年 3 月，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 18 个月，尽管 Facebook 深陷各种持续不断的丑闻（尤其是被指责操纵美国大选的那次），但该公司的高层依然安然无恙。期间虽面临重组，但一些高管选择接受了新的工作，一些被转到了全新的部门，几乎所有的高管都留下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 Facebook 的高管们在这个时间点前后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Recode 在这篇特稿中给出过一个洞察，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Facebook 因为一直在长时间内处于高速增长期，内部提供了各种新鲜的、更好的机会。很多管理层都在没有离开 Facebook 的情况下找到了新工作。
考虑到 Facebook 目前的规模，加上开放的企业文化，员工在公司内部提供创意并被采纳和应用的机会非常多。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哪怕你是最普通的员工，只要你能向扎克伯格展示令人信服的数据，你的观点就有可能被采纳后加入到 Facebook app 下一个版本的迭代中。」
对此，我个人的观点是：
如果把上述两个原因，抽象提炼到一定的高度，无外乎指向一个词——「影响力」——是的，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影响力。
Facebook 在 2017 年的营收就已超过了约 100 个不同国家的 GDP。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便在 Facebook 做个二、三线的管理人员也有机会比世界上大多数当选的政界人士对更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而由于文化背景、语言、政策的差异，我们从来没机会看到过可以在 197 个国家通行的报纸，但是 Facebook 做到了。「报纸」是什么？是信息。那信息又是什么？是货币。Facebook 团队不仅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新闻主编，他们还是世界通用货币的负责人。
当你拥有影响力的时候，意味着你从 Player 变成了 Game 本身。
接下来，我们将时间线切回到 2018 年的 3 月——为什么此后这些高管们选择了相继离开？
让我想明白这个问题的，是 Facebook 联合创始人 Chris Hughes 今年的 5 月 9 日在《纽约时报》那篇也算是轰动了全网的文章《是时候拆分 Facebook 了》（It’s Time to Break Up Facebook）[5] 里提到的关于扎克伯格所拥有的权力（扎克伯格控制着大约 60% 的投票权）：
可以为区分暴力煽动性言论与攻击性言论制定规则；
可以选择收购、屏蔽或照抄竞争者，让他们不再具有竞争力；
可以决定如何配置 Facebook 的算法；
决定用户在他们的新闻推送中看到的内容；
决定用户可以使用什么隐私设置；
甚至可以决定哪些消息能够发送；
于是「自由竞争」的天平的另一端不再是 Facebook 这个整体，而是「扎克伯格的道德准则」，这是向一个「垄断者」的演进。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垄断是把「暴力」带入竞争的过程，从而混淆了掠夺与赚取的区别。它会对秩序和规则进行破坏，并同时限制创新的发展。但资本是一个自由市场，没有任何人可以凭一己之力去限制「市场自由」，更何况商业世界的底层逻辑是通过竞争来促进增长和创新。
这些高管们知道，这次站在扎克伯格面前的不是 Snapchat 和 MySpace 这些靠努力和使命感可以去赢得的战争了，而是与美国立国理念「民主与自由」的抗衡。
他们选择了相继离开，因为历史已经告诉了他们成为一个暴力垄断者的代价。
他们知道必败无疑。
Zoe 在前面说到，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中拥有的绝对权力，逐渐把公司推向市场垄断者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说，扎克伯格剥夺了用户的自由权，包括：用户能看到什么的自由、用户能说什么的自由、不想让他人看到什么的自由等。
站在扎克伯格的角度，他认为不能任由有害言论肆意传播危害社会，因此必须加以限制。而Facebook 「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买单」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其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从用户身上获得可变现的数据，哪怕用户并不愿意。
作为从业者，我们很容易理解扎克伯格的想法。对于有害信息，需要有第三方来限制甚至禁止其扩散，这对于整体社会是有利的。同时，Facebook 提供免费软件，用户相应付出点使用的代价也在理。
但西方的用户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说什么、看什么，是他们的自由；无论信息是否有害，自由的权利不应该被 Facebook 侵犯。用户不想让 Facebook 获取隐私数据，Facebook 就不能拐弯抹角地获取。
那么用户为何会如此愤怒于 Facebook（或者扎克伯格）对他们权利的侵犯？换句话说，是什么样的「共识」让他们认为，扎克伯格带领的 Facebook 不应该侵犯他们的权利呢？
答案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本身」，而不重视「个人与周边群体」。后者是「集体主义」所重视的。「个人」是最重要的，在不伤害个体他人的前提下，个人自由享有最高优先级。「集体主义」是西方人所反感的，尤其是在二战之后。
讲「个人主义」就必定非常重视个人权利。权利就是——你拥有什么，你可以干什么。它划分了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权利意识强，人们就会主动去尊重别人的权利，进而重承诺、守规则。
权利意识还保障了个人自由。哪怕某个人不喜欢男人穿女装，也不能阻止别人去这么干。
Facebook 离职的高管们也是在「个人主义」熏陶下长大的。他们都曾面临如何在用户权利和公司发展之间取舍的问题。与「个人主义」这样的集体价值观为敌，显然吃力不讨好，而他们又无法改变 Facebook， 只能选择离开。
WhatsApp 联合创始人 Jan Koum 和 Brian Acton 离开 Facebook，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让 Facebook 利用用户数据进行商业变现。在这两位高管离职后，WhatsApp 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 Chris Daniels 接任管理 WhatsApp，但由于印度政府对 WhatsApp 的监管需求，让他也选择了离开。
更多 Facebook 前高管们离职的原因，请参考文末 @竹本一世 制作的「Facebook 高管离职 Timeline」。
高管离职是 Zoe 提及的（外因）垄断问题？或是（内因）公司发展与自己的规划不匹配？
上面提到前 14 位高管在 Facebook 的平均工作年限已近 10 年，假如是外因（垄断问题）而弃公司于不顾，也不太符合文中提及的：「当公司处于危难之际，没有高管会抛弃公司，独自离开。」而考克斯在 2016 年选择留下来，应该是跟扎克伯格一起面对当年的假新闻风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认为考克斯选择离开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公司发展和规划跟自己内心规划的不匹配。
与考克斯共事过的人，对考克斯的评价更多的是：他是一位在工作中充满热情，对很多事有自己独到见解，同时拥有卓越的演讲能力的人。
比如曾任 Facebook 战略业务经理的 Henry Liu ，他认为考克斯是「公司里每一个人最尊重的人」，他会被考克斯的个人魅力、对社交行业的热忱和对 Facebook 的热爱所折服。
与考克斯共事 News Feed 的前同事称考克斯一直主张要提高私密性，减少漏洞及杜绝假新闻。而假新闻风波已经解决了，考克斯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离开Facebook？》，里面的一句话正好可以呼应我提到的这个观点，文中提到：「主导 News Feed 开发的考克斯在未来很难像过去一样对 Facebook 那么重要了。在无法认可 Facebook 的转型、以及认定自己无法为转型后的新方向带来足够贡献的情况下，考克斯离开就显得很顺理成章。」
就像原文说的：「考克斯已经见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科技产品的诞生，谁又能怪他在这时候选择了离职，而没有选择再去见证一次这样的事情呢？」
相比较再次创造辉煌，考克斯还是选择了和 News Feed 一起走向谢幕。
3 月份扎克伯格发千字长文说 Facebook 的发展要从「广场」转向「客厅」，随后，评论家 Ben Thompson 和 James Allworth 在播客节目Exponent 里聊到，Facebook 不可能真正做到这样的改变，因为只要信息流还是产品的核心，Facebook 就永远无法迈出走向私人客厅的那一步。
不曾想，Thompson 话音未落，Facebook 就把自 2006 年上线的信息流掐死在怀里，而首创信息流的产品形态并因此给 Facebook 带来持续增长的 Cox，也不出意外地离开了服务多年的公司。
如果说 Cox 的离开是因为产品的转型，那众多高管的离职潮则不禁让人怀疑公司在暗流之下公司是否在做战略调整。T.G.F. 上篇文章《Facebook的「至暗时刻」：数据原罪与自我救赎》几乎已经明白地展示了 Facebook 的困境：成熟市场的增长已经放缓，而新兴市场的商业化难度又非常大，这个时候，什么才能换来华尔街的信心？
硅谷摸爬滚打多年，扎克伯格想必清楚地知道硅谷的明星公司是如何登上浪潮之巅又因为被优势困住而逐渐被替代和掩埋，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扎克伯格意识到，只有转型，才有机会抓住新的增长点，利用当前的优势在新的 Game 里取得先机。
注：Libra 目前是 Facebook 主导的数字货币项目。根据数字资产研究院孟岩和邵青的说法，Libra 将与多国法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合作，在数字经济领域形成跨国通行的“稳定币。” 更多信息请移步文末延伸阅读查看。
回过头来想，从以广告为盈利模式的免费社交平台，到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金融货币体系，可以说是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非常激进的尝试了。在如此背景下，几位西海岸理想主义创业者的离开就不显得那么突然了，而 Facebook 是会迎来东海岸精英主义资本家的追捧，还是严格的监管和打压，到目前还是未知数。
陛下
不管是哪一家公司，高管的频繁流动都可以分成高管主动离职和被动离职这两种情况。而主动离职背后的核心原因就在于高管个人诉求和企业发展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分歧，导致留在企业的 benefit 会小于其 cost，故离职。被动离职背后的核心原因则在于公司对发展战略的考虑。
基于以上的思考路径，我认为 Facebook 高管频繁流动主要是第一种情况，而其可能原因有：
1. Facebook 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及之后要进行的转型不符合离职高管的个人诉求（包括个人的兴趣点、个人对公司战略的思考等）。
如 T.G.F. 在上篇文章《Facebook的「至暗时刻」：数据原罪与自我救赎》中所提到的一样，一方面Facebook在过去的两年里，由于「数据隐私」和「内容管理」频频受到外界的严苛指责，另一方面是整个科技行业都正面临着一个倡导消费者对自己的线上信息拥有更多的控制权的转折点。在这样一种内外交困的阶段，Facebook 在产品策略和盈利模式上必然会做出许多变更，比如扎克伯格所说「将让 Facebook 转向一个由私人加密信息而非公开信息主导的布局」，而「变更」必然带来「变化」。
2. Facebook的企业文化束缚了部分高管的创新空间。
Facebook 在「打磨产品」上有点类似腾讯，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和随流量增长的模式，这让每个产品都能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增长，但与此同时这也让各产品之间的「差异化」不再明显：其产品矩阵里的产品将只是功能和目标人群不一样，而在发展方向和用户策略上都将差不离。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高管可能会选择去一个稳定性和规范化更小的平台工作，以实现自己的产品理想。
3. 扎克伯格个人的领导风格限制了部分高管的施展空间。
扎克伯格在领导风格上偏「强势」，在此情况下部分高管会觉得自己的决策权不够大，再加上第 2 点提出的原因，所以部分高管可能会选择出走。
大家的视角集中在 Instagram 和 WhatsApp 两个明星公司的创始人离职上，但同时，离职的高管还有许多是负责公共关系或安全相关的工作，比如：
1. 积极协调剑桥丑闻的公共政策主管 Elliot Schrage；
2. 在 Twitter 上就安全问题和记者积极回应的首席安全官 Alex Stamos；
3. 总法律顾问 Colin Stretch；
4. 处理俄罗斯事件等负面新闻的 Rachel Whetstone；
在过去的几年里，Facebook 负面消息不断，且没有减退之势，是因为看不到希望，导致站在一线的处理公共关系的高管们决定离职，还是 Facebook 因为这些高管没有能够成功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了组织优化呢？
我在《纽约时报》追溯到了 2018 年初的多篇文章，其中看到一些采访内部员工的观点，和大家分享。
在仅仅十年的时间里，Facebook 已经连接了超过 23.8 亿人，这样的体量重塑了世界各地的政治竞选、广告业和日常生活，但是一个系统总是会出现那些意料之外的涌现物，俄罗斯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俄罗斯事件爆发后，决策者们的一大分歧在于Facebook 应该公开多少有关民族国家如何滥用该平台的信息，负责公共政策的一派优先考虑商业价值，倾向于不去披露内容，毕竟俄罗斯事件最初只是表明了 Facebook 平台在其中的影响之大，而没有指责 Facebook 本身犯了什么错误，不应该遭到如此批评。但是负责信息安全的团队则认为以用户隐私安全优先，应当去调查各国是如何滥用 Facebook 的。
从事实看，前者掌控了局势，选择沉默，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很快《时代周刊》写了俄罗斯创建了虚假账户，并购买了虚假广告，在该平台上进行宣传。Facebook 最初否认，但最终不得不承认了这一切，而这个承认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十个月。
Facebook 的体量如此庞大，面对社会的质疑时不敢轻易发声说出真相，而越是不说出真相，越是在最后损害了公司的形象，像不像二十二条军规？
在整个隐私事件中，Schrage 是前者，而 Stamos 显然是后者，他在 2015 年从雅虎加入 Facebook 的时候，已经就社交网络应该如何主动监管自己的平台这个问题上和 Facebook 高层有了分歧，在俄罗斯事件后，他主张披露更多的调查结果，他还希望自己就安全问题直接和 Facebook 高管们汇报，而不是先汇报给 Colin Stretch，但实际上高管们解除了 Stamos 大部分日常职责，并拆分了他的团队。至此，心灰意冷的 Stamos 决定离开，而 Schrage 则因为一系列无法令人满意的回应而被频频指责。
所以，Facebook 高管离职频发的矛盾在于商业利益最大化和用户利益最大化的对立，像 @Nicolas 所说 Facebook 这种“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买单“的商业模式，注定了二者无法妥善并存。下面这张图展示了去年以来 Facebook 离职高管名单，读完本文的你再看这已然发生的一切，不知有没有些新的体悟。
Reference.
[1] 扎克伯格发布的 2018 年终总结：https://www.facebook.com/zuck/posts/10105865715850211；
[2] 莱恩·马克（Ryan Mac）对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离职原因的详细报道：http://t.cn/Ai0uzyxK；
[3]《关于 Facebook 在新闻业中的角色》（About Facebook’s Role in Journalism）, http://t.cn/Ai0uZxyF；
[4] Recode Reporting from Facebook is Full of Could-Be CEOs — But No One Ever Leaves，http://t.cn/Ai0uL7ZX；
[5] 《是时候拆分 Facebook 了》（It’s Time to Break Up Facebook），http://t.cn/EoButYP
扩展阅读：Who Controls Your Facebook Feed，http://t.cn/R4au0ig；
扩展阅读：Two Of Facebook’s Top Execs Are Leaving After The Company Announced A New Vision，http://t.cn/Ai0uzyxK；
扩展阅读：Facebook 数字货币：缘起、意义和后果，http://t.cn/AiNx42sk
扩展阅读：同时向比特币和金融业宣战! Facebook 全球货币 Libra 全解读，http://t.cn/AiNEUVuc
扩展阅读：《我为什么离开Facebook？》，https://36kr.com/p/5187493
扩展阅读：《前Facebook首席产品官Chris Cox为公司带来了什么？》，http://t.cn/AiOvQa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