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法需要符合实际，不能脱离时代和群众
何为变法，变法便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一系列符合历史潮流的改革，改变原有的规章制度，以更为符合时代与群众的制度来代替，这便是变法。
所以说，变法的本质是群众与时代，商鞅变法为何能成功，便是因为他的变法内容符合战国时期这个大背景之下，也符合于秦国当时的处境。商鞅两次改革把国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改了，第一次根据秦国而改，第二次则更加彻底，但是两次改革都没有脱离时代和群众，改革内容为: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奖励军功。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等改革内容符合于百姓最根本的期望，为秦国带了经济基础；推行县制符合于国家的统治，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统一度量衡符合于时代交流需求，为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励军功符合于秦国军力需求，既能打击贵族势力又满足了群众，还为秦国带来了军事力量……可见商鞅变法的每一条改革既符合于时代和群众，又推动了时代潮流的发展。商鞅的变法并不是盲目的改革，凭空想象，而是根据当时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于秦国当时的处境和群众的意愿所做出的对策，没有固定的最好政策只有符合于时代和群众的政策才是最好政策，因此商鞅变法最后成功了。
除了商鞅变法以外也有一个变法，它因为脱离时代并没有符合于实际和群众而导致失败。这便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相对于商鞅变法来说不符合于实际，王安石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所提出政策过于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执行力又于实际不相符合。最重要的是变法内容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因此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脱离了群众，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最终导致失败。
通过这商鞅变法的成功以及和与王安石变法做对比，得知变法需要符合实际，不能脱离时代和群众，变法因根据时代和群众做成“对策”，同时也要贴合于实际，这便是改革内容。
二、改革成功的前提是要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若要改革则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利作为基础，而最高权利则来自于最高统治者，所以说每一个改革想要执行必须要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作为基础。
变法的本质上符合时代于群众，而变法基础则是在于最高统治者，正如政治中所说“法律是由最高统治者制定的，它代表公民的的意志”。商鞅变法也是如此，商鞅变法为何可以执行，完全是因为秦孝公对商鞅完全的新人与支持，因此商鞅变法才可以执行。
我们首先要确信商鞅变法这个新法换成其他任何一国，任何一国国君，都无法顺利实施，正因为有秦孝公这样的千古明君，才成就了商鞅这样的肱股之臣，商鞅变法才能成功，秦国才能强大。秦国因为一直处于四处乱政的情况下渐渐变得弱小，直到秦孝公继位看到了秦国此乃亡国之相，便颁布了气势恢宏的求贤令，正因为这个求贤令让秦孝公与商鞅相遇。当商鞅三次向孝公说出治国之道之后，孝公便看中了商鞅于其彻夜长谈，后来更是力排众议任用商鞅，“放手”让商鞅改革。商鞅有其优秀的地方，但是商鞅之所以可以在秦国无顾及的改革全因为孝公背后对其的支持，最后商鞅之死也是因为后来的秦王对商鞅的怨恨所以将他处死，所以说改革想要成功前提是要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再来看看吴起在楚国变法，吴起变法从“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开始，楚悼王也可谓是一代明君在听说吴起之贤能时便力排众议，拜他为相国。吴起也明确法令，撤销冗官，于是楚国自此强大起来，南面征服吞并了百越之地，北面灭亡了陈国、蔡国，气势使韩、赵、魏胆战。又率领军西征伐秦国。使得诸侯都害怕楚国强大。但等到楚悼王死后，没有人支持吴起变法，楚国原来的贵族便日夜伺机谋害吴起，楚国贵族开始作乱、围攻吴起，最终吴起也死于他们之手。吴起在楚国变法本来是一帆风顺，而他的转折点也是因为楚王死后没有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导致最终变法失败。
通过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可以看出来改革想要成功的前提是要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他们因为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而一开始一帆风顺，也同样因为他们的死亡导致没有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而分别被处死和杀害。
三、变法应该有大破大立的勇气
前面已经说了变法是一个先破后立的过程，对于变法都是要打破原先的规章制度，若变法成功则可以富国强兵，但是一旦失败则必将“国破家亡”，可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若是没有大破大立勇气何来所谓的变法。
所谓的变法勇气不只是对于变法者也同样是对于最高统治者和整个国家，每一个变法者都要敢于旧势力坚决斗争；每一个支持变法者的最高统治者都是要拥有大破的决心；每一个经历变法的“国家”都要拥有破后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勇气”。
例如商鞅变法，商鞅对于已经岌岌可危秦国不顾个人安危，与旧势力坚决斗争。对于商鞅而言或许眼中只有变法，他想要成功，想要使秦国强大起来，在他得罪一些贵族势力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怕过正因为这种来源于内心的勇气使得变法成功，富国强兵。在商鞅变法中最需要勇气并不是商鞅而是秦孝公 ，无论是在秦国最危险的时候发布求贤令 ，还是秦孝公敢于放手让商鞅变法，或者是敢于独自一个人力排众议任用商鞅都是需要莫大的勇气，明面上是商鞅在努力，可是暗地里秦孝公所做的远远商鞅少。甚至在去世之前说若太子不可用，便让商鞅做秦王这种话，都可以看出秦孝公为了让秦国强大起来的决心和志向，而做到这种决心和志向更是因为秦孝公那种勇气，之所以变法可以成功，商鞅和秦孝公这种勇气是永远不可以少的。
再来看看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不同于商鞅变法，因为它不止是一个派的变法更是一个时代人的变法。光绪帝带领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所代表的一种救国思想，一种新型思想，他们当时的勇气是一种与当时这个社会做斗争的勇气。不只是他们更是有以谭嗣同为但表的戊戌六君子，他们为了变法，甘愿为此流血，这种勇气更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气。正因为他们虽然变法失败了，但是这次变法促进了思想解放，启蒙了当时的思想。
通过商鞅变法和戊戌变法可以看出变法都是需要一种大破大立的勇气，若没有这种勇气又怎么能去于时代和社会去作斗争，正因为这份勇气变法才得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