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在远方,才是方向

前几年的暑假,我在回故乡的旅途中结识了一位日本人。他大学主修中文,在中国从事翻译工作已经两年了。


从他所表现的言行举止看,彬彬有礼四个字似乎是最恰当的描述,满脸温和的笑容让人无从设防,甚至莫名产生一见如故的感觉。


几番攀谈后,他告诉我他是基督教徒,此番前往深圳参加一个教会活动。


接着他便说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圣经》上的一段话,并拿出随身携带像小字典一般大小的便携式《圣经》开始朗读,为了不甘示弱,我也说出《孟子》里一段意思相近的话与之对比。


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基督教,我婉拒之后,他又写下一个青年基督教的网址希望我以后看一看。


我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但心里却有些不安,他提起自己宗教信仰时的某种姿态触动了我的神经,他细读段落时居高临下的语气,在对我的信仰讨价还价时好像信仰就在面前的空气中,可以直接放到我手上的神情,但我感到的只是一种冰凉的绝缘体飘落在皮肤表面上,如同上帝正贴在我背后湿漉漉地呼吸。


告别后,我想道:这是一个日本式的基督徒,虽然皈依了上帝的阵营,但仍然流着传统神道的血液。


日本人具有非常独特而复杂的宗教信仰体系,在某些方面与一衣带水的中国相似。


原始信仰源于神话,在日本神话中,天地本来是一块宛如油膏状的软体,后来生长出一个小小的类似芦苇嫩芽的物体,这就是神灵。


神灵诞生之后,创造了日本国土,产生了高山河流,衍育了花草树木。


而在中国神话中,天地本来一片混沌,后来盘古开天辟地,死后身体化为日月星辰,山川河流。


两者都是原本混沌的自然产生了最初的神,随后神完善了自然,创造了万物,因此,在中日两国的信仰中,自然界的存在,包括山河大海,风雨雷电,动物植物,都被普遍神化,具有各自神的代表。


这种源于自然界的多神崇拜,所产生万物有灵的思想构成了我们的自然观,提醒着我们对自然的敬畏。


但随着宗教与最初的政治融合,日本和中国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


随着日本统一,统治者为了将君权神化在民间广加搜罗神话传说,编撰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强调自己是众神之首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后裔,奠定了皇室“万世一系”的统治地位。


君权和神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利用国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来巩固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不管怎样大权旁落,幕府更替,但天皇的血脉却历经法王道镜,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等人的觊觎仍然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至今地位崇高,万人景仰。


再看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没有明确的神系,各种传说五花八门,各行其是,对于夸父,后羿等神话式的人物甚至没有明确地定义为人还是神,万民统治者和神搭不上边,五帝之始黄帝,在《史记》里只用一句话带过出身: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简洁明了,几乎没有突出任何背景,但五帝其他四人,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禹和之后的夏,商,周,甚至秦的每一位君主,都可以按照《史记》的记载,追溯到黄帝的后裔,更不用说旁支斜逸,繁如星汉的大臣诸侯们。


可以说,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有至少一半时间是在黄帝及其后人的统治下度过的。我们自称炎黄子孙,其实不虚。


但我们却从来没有把任何神的光环加在黄帝身上,似乎那只会构成一种对祖先的亵渎和侮辱,中国古代是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神权至上,教皇权势压过国王,也不像日本,把神权和君权结合在一起作为统治的基石。


我们把人这一存在提升到了其他民族不敢想象的高度,不亚于神,甚至犹有过之的高度,道观佛寺可以不拜,但祠堂却不得不拜;三清神像,大佛观音可以不跪,但祖宗牌位却不得不跪。


这种对于血脉的重视正是维系中华精神代代相传,绵绵不断的介质,也是我们出生后借以定义自己的重要因素,姓李或姓刘,断断不可混淆。


日本的太阳神地位至高无上,是君权与神权的双重象征,甚至国旗也是一轮红日居中。


而中国则是月神崇拜,诗人词客在夜晚对月抒情,佳作不绝,却往往对太阳不置一词。


日月同为天空的主宰,都散发光芒,但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太阳灼热而强烈,直接关系到万物生长,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而月亮则幽寂孤清,温柔而静谧,在人们休憩睡眠的时候踽踽独行,抚慰夜宴贪欢的诗人或忧心失眠的国士。


信仰本来就像是光,当人们陷入黑暗,惶恐不安时指引我们方向,带领我们前进,让我们不被黑暗埋葬,不被魔鬼诱入歧途。


只有光在远方时,才是方向,可见而不可及,在远空熠熠生辉,脚下的路仍然需要我们自己选择。


或许要绕过断崖,或许要穿越泥沼,或许要与半路埋伏的野兽搏斗,但唯有这样,才能得到锻炼,在现实中走得更远,也更自由,道观佛寺中的修行者耗尽一生,只为求证大道,便是这样的过程。


但如果光离我们太近,触手可及,近在眼前,固然省去了苦苦寻求的烦恼,但同时过于强烈而接近的光也会使我们变得盲目,丧失自己思考的能力。


像日本天皇直接带着神的光环降临,国民在崇拜的同时也变得盲目,怀着对信仰的热情犯下了毫无人道的侵略罪行而不自悟。


古罗马的斯多亚派哲学家和帝王玛克斯·奥勒留在遗世经典《沉思录》中写道:“除了理性之外,决不仰仗任何东西。”


理性才是我们借以与神明沟通的桥梁,一旦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人的神圣性,只是被内心的魔鬼征服的奴隶而已。


日本应该是我所知人与神的关系最接近的民族,甚至不需要像西方一样靠传道士来宣传自己的神。


日本的神一方面以万物有灵的神秘感环绕在他们身边,一方面又以天皇的存在直接降临,对神的信仰和崇拜是已经成为文化中关系到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日本本来就是火山地震带上的一个岛国,频繁发生的火山喷发和地震活动给人民造成极大的不安,尤其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国民经常朝不保夕,被无情的自然力量吞噬。


危机感是日本人精神特征的一个要素,因此日本人很需要信仰提供的安全感,每当时局骤变,这种需求格外强烈。


如幕府末年,战败后,以及石油危机时期,伴随着的都是一波新兴的宗教浪潮。


村上春树在小说《1Q84》里描写的走家串户,甚至带着儿女宣传新宗教的人,便是对日本间歇爆发的人心浮动状态的反映。


这时候,他们需要的就是能直接看到或感受到的神的启示来渡过精神危机,哪怕只是随波逐流,也胜过独自迷茫。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和参见天皇的行为或许有一部分原因正在于中国的崛起使国际形势暗流涌动,日本随时可能成为风口浪尖上东西方的矛盾集中点,危机感再次袭来。


再看中国,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头顶苍天,脚踏厚土,只要没有战争,便能勤勤恳恳,胼手胝足地活着,直到回归土地。


我们对神的依赖,主要是在干旱,蝗灾,洪涝等灾害来临时,则向天祈雨消灾或祷告于当地神庙。


更多的时候,神类似于隐居在人间神秘之处的特殊生灵,在某些机缘下可以与人相交甚至成婚。比如蓝桥玉兔的捣药传说,东汉人上山采药遇见仙女留宿经年,柳永为龙女报信终成眷属。


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对神最没有畏惧心理的民族之一。


我们对宗教信仰常常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像庄子说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或者向孔子学习,子不语怪力乱神。平凡朴实的日常生活,覆载无私的皇天后土,才是我们最关心的课题。


有这么一个关于中国人信仰的故事:


一个外国人,到中国一家餐馆就餐,问服务员:


“你们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


服务员推开窗户:


“你从窗外看到了什么?”


“柳树,路人,风,还有阳光。”


“先生,”服务员说,“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这个故事很有几分中国式信仰的况味,并不是因为简单巧妙的阐述,而在于中国人的信仰,不是在窗内,而总是在窗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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