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才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一、锋芒初露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１870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琅桥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 “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清军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清军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 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象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年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说，光绪1875年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
二、风云乍起
1894年，农历甲午之年，机会终于来了。朝鲜的封建王朝，积弱多年，国家日益贫困，内乱不断。是年2月，“东学道”在南部的全罗道发动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势不可当。朝鲜政府几次商议从中国借兵，但顾虑到日本若借机出兵，局面会难以收拾，所以议而不决。到了6月1日，东学道攻克全罗道的首府全洲，军锋直逼汉城，京城震动。至6月3 日，终于下决心请求袁世凯出兵。袁世凯接到电文，立即向李鸿章请示派兵。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则日本也可借口出兵。袁世凯对此不是不知道。但他天真地认为，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出兵，也不过数百名士兵而已，不至于引起大麻烦。
其实，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到了6月2日，日本判断韩王必将向中国求助，连忙派人向袁世凯打探，并表示“我政府必无它意”，极力怂恿袁世凯出兵。当天夜里，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虽然尚不清楚清政府是否派兵，但应作好迅速出兵的准备。会议据此作了出兵的决定，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也被蒙蔽，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中认为，日本议会正在争执不休，绝无对外生事的可能性。清政府因而下了出兵的决心。李鸿章当即命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口，与先期到达的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
6月3日，袁世凯正式通知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朝鲜已正式向清政府请求派兵，6月4 日，日本外相向正在本国度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发出训令，要求他一旦确认清政府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应立即出兵。6月5日，日本议会通过了关于日本出兵朝鲜致中国的照会，同一天成立了战时大本营。6月6日，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带兵赴朝鲜剿匪，“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6月7日，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日本将出兵朝鲜。同日，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为“属邦”二字，双方激烈辩论。对此，李鸿章态度很坚决，电告汪凤藻：“文内‘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
清军分三批渡海，共计2465人，自6月6日下午6时起，至6月25日全部到达朝鲜牙山。同时又派了北洋水师的超勇舰前往保护，恐其力量单薄，又令在仁川港的扬威舰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二舰泊仁川港。（注：牙山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向约南一百公里。仁川港则是汉城的门户。）
6月7日，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大鸟带兵乘军舰八重山赴韩。袁世凯也电告李鸿章：“大鸟来，虑生事”。6月8日，日军开始出动，6月10日起，日本运兵船络绎到达朝鲜。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港，并派出汽艇探测牙山。至16日，日本海军共出动了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共八舰，载陆军约 4000人、陆战队500人入朝，兵力达到赴朝清军的二倍。
6月8日，日本驻韩代理公使正式通知朝鲜，日本将派兵。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当即强烈要求日本停止登陆，谈判历经两个多小时，赵秉稷说得舌敝唇焦，一再要求日军停止登陆，日方则断然拒绝，声称：“贵督办虽千言万语重复其不必要，而我政府既认定其为必要，则不能听从尊说。”当天下午，赵秉稷再次正式照会日本公使，要求停止派兵，结果再次遭到拒绝。6月10日，大鸟率兵入京，朝鲜政府得知后，又赶忙派代表前往劝阻，也被大鸟拒绝。当天午后，大鸟带领海军陆战队420人，野炮4门进入汉城。
与此同时，朝鲜政府见东学党人势大，全州久攻不克，便由清剿改为招抚。太原总兵聂士成的清军先头部队910人到达牙山后，也派出一百余人带着翻译前往全州招抚。东学党人也得知了中、日出兵的消息，于是提出十二项停战条件。朝鲜政府见日本大军入境，知道大麻烦临头，希望早日平定东学党之乱，好让中日两国撤兵。6月11日朝鲜政府接受了东学党人的条件，签署了停战协定。12日，东学党人退出了全州。（注：东学党人后来并未解散，到了11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月余平定。）
朝鲜东学党之乱解救了伊藤内阁。当时由于日本经济危机，伊藤内阁岌岌可危，正出于要么内阁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的境地。伊藤博文已决意采取后一手段。清军出动的消息传来，内阁的紧急对策赢得了天皇和议会的认可，国内政治危机因而缓解。
6月11日，大鸟致电外相陆奥，说朝鲜局势已趋平静，出于外交考虑已失去派兵的理由，并于12日主动拜访袁世凯，开始谈判撤兵。同时，朝鲜政府先后照会了日本和中国，要求撤军。在各方外交压力下，撤军谈判开始比较顺利。
但日本政府怎肯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13日陆奥复电，指示大鸟设法拖延撤军，等到政府想出对策。因此在15日继续谈判时，大鸟提出暂缓撤兵的两点理由：第一，派出大批兵力，如果什么也没干就回国，不仅极不体面，而且政府在国内难以交代；第二，不信任中国，害怕受到欺骗。
在此同时，伊藤与陆奥终于商议出了一个对策。16日陆奥约见汪凤藻，提出两点方案：第一，由中日两国共同出兵镇压叛乱；第二，叛乱平定后，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内政改革。这意味着在今后朝鲜政府中，日本将与中国取得平等的参政地位。汪凤藻当场拒绝，认为中日都不应该干涉朝鲜事务。李鸿章也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喝，当据理驳辩勿怖”。17日李鸿章又在会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时表示“国际事务，本皆依条约及国际公法之规定外无他。日本与朝鲜缔约时，视朝鲜为独立国家。但此次陆奥氏提出之有关议案，实难以理解其有丝毫道理”，因此“绝不能同意陆奥大臣之设想”，如日本“欲强遂之，除诉武力外无他”。
李鸿章在与总理衙门商量后，6月21日电令汪凤藻照复日本：“一、韩乱告平，已不烦中国兵伐剿，两国会剿之说，自无庸议；二、善后办法，用意虽美，只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三、乱定撤兵，乙酉年两国所定条约俱在，此时无可更议。”理直气壮，义正辞严。
此时的日本，已不象九年前那样，用几句强硬的外交词令就能吓回去的了。进入朝鲜的日本海、陆军已占了压倒优势，因此日本也毫不示弱。6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出第二批部队，并单独促成朝鲜政府的内政改革。22日，日本照复汪凤藻，强硬地表示：为了保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防止该国日后的变乱，“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这个照会被日本人称为“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同日陆奥电告大鸟：“中日两国之冲突，终于达到不可避免之时刻。”第二天又命令大鸟“立即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建议，不必顾及朝鲜政府之听从否。”
大鸟接到训令后，决定首先向朝鲜政府出示6月6日中国给日本照会的抄件，问朝鲜是否承认“保护属邦”四字：若朝鲜回答其为主权国家，则迫其接受清兵入境是侵犯朝鲜主权的说法，朝鲜有义务及时将其驱逐出去。若朝鲜无力自行驱逐，则日本愿以武力相助；若朝鲜承认是中国的“属邦”时，则可指责其违背了日韩友好条约的规定（因为条约中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应当为十几年来的欺骗行为向日本谢罪；又若朝鲜声称虽然自古以来被称为中国“属邦”，但内政、外交完全自主时，日本则可提出：平定内乱属于内政，指责清兵借“保护邦属”派兵是干涉朝鲜内政。不愧是资深外交家。
这个照会于6月28日向朝鲜政府发出，限29日前答覆。朝鲜一时不知所措，到了2 9日杳无音信。30日，日本代表上门催促，朝鲜外务督办无奈回答说：“朝鲜从来就是自主的国家，清国对我作何等称呼，系清国自己所决定，与我国无关。清兵驻在我国内，是应当时我国之邀请而来，故不能予以驱逐。”情急之中，竟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难题。日本代表一时语塞，只得先回去报告了。
接到日本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后，清政府最高层中主战空气逐渐高涨。光绪皇帝主战最力，政府核心人物户部尚使庑鏖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都主张开战。6月25日，光绪皇帝谕李鸿章加紧备战。6月29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请战：“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7月1日，光绪再次谕李鸿章备战。
当时，日本在外交上尚有顾虑：出兵理由不充分，对开战后列强的态度也没有完全弄清楚。7月初，大鸟听到风传清兵准备进军汉城后，非常惊慌，准备如果对方不听劝告就以武力制止。陆奥外相连忙回电说：“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
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已处于绝对优势，不希望别国来分沾；俄国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土耳其联军打败，向西南的扩张宣告失败，因此把希望都寄托在东方，从1891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矛头对准中日朝。正是看到英、俄两国都非常关心中日纠纷，以李鸿章、慈禧为代表的一派人，主张利用各国的矛盾，通过外交手段来牵制日本，即“以夷制夷”的方针。这个策略在中法战争中收到过成效。在中外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为了能够保持和平，争取时间发展自己，用心可谓良苦。
但是，也是出于上述考虑，李鸿章失掉了一个争取主动的机会。6月底至7月初，叶志超、袁世凯等人先后建议适当进军，施加军事压力。如前所述，日本当时并未在外交上做好准备，增加军事压力可以给和谈创造机会。但李鸿章没有采纳，他认为军事行动会使日本找到借口。到了7月10日，驻朝清军又建议撤兵回国，以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李鸿章又没有采取行动。
6月22日两国互致态度强硬的照会以后，中日的和谈基本上陷入僵局。在此期间，李鸿章先后于6月20日、7月1日向俄、英两国请求出面调停，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向日本提出过警告，但日本早有心理准备，向两国保证中日冲突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又看准了两国又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因而软硬兼施，说如果对方硬要干涉的话，“日本将不惜举国化为焦土拚死抵抗”。这样，两国对调停就没有了积极性。特别是俄国，刚在新疆吃了苦头，感到有必要利用日本削弱清朝的力量，不然日后自己弄起来中国也费劲。
史学家认为，6、7月间李鸿章过于倚靠外交手段，并寄希望于英、俄的调停，而没有看到外交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从而导致丧失主动，这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最大失误。但我个人认为，当时的事情，后世看来洞若观火，设身处地时却是很难判断的。增兵确能施加压力，但那时日本已经相当强大，如果不买帐，则自己在外交上也是很被动的；撤兵是能避免战争，但这意味着放弃朝鲜，继而东北大门将受到威胁，后果不可预料。万一日本根本打不过中国，岂不遭后代唾骂为“卖国”？（就是这样还被后来的腐儒们骂得狗血喷头哪。）
日本加紧外交攻势。在“属邦”问题上碰壁后，7月3日大鸟向朝鲜外务督办正式提出内政改革纲领。改革纲领的内容主要是促使朝鲜向现代化制度过渡，并使日本在朝鲜取得与清朝“略同”的地位。如果不论其对于朝鲜内政的干涉，其内容若被采纳，对朝鲜应该说是积极的。可是朝鲜政府内保守势力强大，满朝文武对此提案一片反对声，但又不敢明确向日本提出反对，不得已成立个“改革调查委员会”，企图敷衍了事，蒙混过关。那大鸟何许人？一眼就看穿了这个把戏，在7月10日又向朝鲜“改革调查委员会”提出具体实施方案，限期明确答复，并准备了如方案被拒绝时应采取的手段。
朝鲜政府受逼不过，7月14日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复函大鸟说，日本的提案违背日朝之间自主平等的和平原则，如果接受，则各国必定“纷纷恣意提出要求，则有伤朝鲜自主之体面”，还望日本撤兵为盼。
与此同时，在英国主持下，中日之间的谈判表面上也在进行。7月7日、9日，总理衙门与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郎举行了两次会晤，中国坚持两国同时撤军再谈朝鲜问题。小村认为这表明清政府缺乏诚意，愤然离席。陆奥外相得知消息，高兴地说：“该仲裁之失败，令我国在将来之行动上渐得自由，宁可为喜。”与伊藤商量后，陆奥指示小村在7月14日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个照会被陆奥称为“第二次绝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