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王阳明的人都知道，他是“明朝一哥”。王阳明去世后，明朝满朝文武莫不是他的学生。可见王阳明的影响之大。1602年《传习录》传到了日本，日本将其思想发扬光大。到了现代，不得不遗憾地说一句，王阳明在中国的影响，远远比上对日本人的影响深远。在中国推崇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时候，阳明心学给了日本人以极大的自信，自强。现在我们反过来从日本人的研究成果里，汲取“心学”的养分，老祖宗看到之后会不会汗颜呢？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国内又掀起了一股“心学”的浪潮。“心学”又被重新重视起来。我想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随着我们物质生活的丰富，我们对内心世界、精神满足有了更高的需求，而“心学”，正是从我们内心出发去探索的一条真理之路。想要真正体会“心学”的伟大之处，我想王阳明自身就是最好的例子。建议去书店找找阳明先生的传记，了解他传奇的一生。
说回来。《徐爱录》是王阳明的妹夫整理出来的对话录。前面四篇都是徐爱自己向老师请教的问题，这一篇记录的是王阳明的另外一位学生郑朝朔和王老师的对话。郑朝朔，本名一初，广东揭阳人，官至监察御史。
郑朝朔向王阳明请教说：“至善必须从事物上索取吗？”看来郑同学之前没有接触过心学啊。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比较保守的。可见他当时受朱熹“格物致知”的影响非常大。
王老师说：“至善只是使自己的心达到纯天理的境界，怎么能从事物上去寻求呢？你不妨给我举几个例子。”
郑朝朔说：“就像孝敬自己的父母。怎样才能保温避暑，怎样才能奉养适当，这一切必须有个标准才算至善啊。我认为正是基于这个标准，才会有学问思辨的功夫吧。”
王老师回答之前，我穿插一段。上一篇，我们在文章最后留下了一个问题：怎样探求自己内心的天理？我想现在我可以试着回答了，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之前我们就一直重复过：去人欲，存天理。“心即理”啊，只要把心上的“欲”去除，“理”自然会出现。可是“去人欲”谈何容易啊。再往下追究的话，就是又一个问题了：去人欲，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老样子，这个问题先放下。
我为什么要在这段中间穿插这些“废话”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上一篇，我们认识了“心即理”。那么这一篇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题。我认为在王老师回答之前，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细心的思考，先给出自己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和上一篇徐爱的问题很相似。由此可以测试出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心即理”，还是说一知半解呢？
学问思辨的功夫，我还差的太远了。
王老师回答说：“如果你只是想知道在孝敬父母方面，保暖避暑和奉养适当的准则，只需要一两天时间就可以讲的清清楚楚了，何来学问思辨的功夫呢？保暖避暑、奉养父母双亲的时候，是要讲求自己的内心纯为天理，不参杂私欲的。这种天理的纯粹，如果没有学问思辨的功夫，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的。
因此，即便是圣贤，也要再加上“惟精惟一”的功夫。倘若认为把那些礼节讲求的适当了就是至善，那么，现在的演员在戏中恰当地表演了许多侍奉父母的礼节，他们难道就可以被称为至善了吗？”
你答对了吗？看似和上一篇属于同一个问题，但是王老师给出的答案更加精准。短短一段话，却透漏着大量的信息。
首先，做事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用心做事，一种是装腔作势。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做《心流》。作者是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我想在这里简单分享一下这本书中的三个观点。
第一，幸福感。幸福感为什么这么难以得到？米哈里这样解释说：“幸福如此难能可贵，主要是因为宇宙创立初之时，就没有以人类的安逸舒适为念。宇宙广袤无边，充斥着威胁人类生存的空洞与寒漠，它更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由于人类的神经系统相较于动物更加发达，我们对信息的感知力也更强。这无疑是有利于人类生存的。但是感知的越多，我们对危险的处境就越敏感，所以我们就越容易感到沮丧和绝望。常言说：无知无畏。反之，多知多畏，多知多忧。当一切都平安无事的时候，神经系统过于发达的人类却又感觉到了生活的枯燥无聊。因此，要想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米哈里给出的方法是：找到一项能长久地凝视自己注意力的活动，也就是进入到心流的状态。
第二，精神熵。熵，是无序的量度。事物越是混乱，越是无序，熵值就会越高。反之，事物越整齐，越有序，熵值就会降低。这种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就是负熵。米哈里借鉴这种物理学上的思想提出了“精神熵”。他在书中说：资讯和信息对人们的意识中的目标和结构的威胁，将导致内心失去秩序，就是精神熵。精神熵是一种常态。而精神熵的反面就是最优体验，称之为‘心流’。
第三，心流。也叫做最优体验。幸福，源自于内心的秩序。无数事实都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当人们内心越有秩序越安宁时，人最容易感到幸福。这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精神熵越低，处于一种心流状态的时候，幸福感就越高。米哈里这样概括心流的成因和特征：第一，注意力。体验过心流的人都知道，那份深沉的快乐是严格的自律、集中注意力换来的。第二，有一个他愿意为之付出的目标。那目标是什么不要紧，只要那目标将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此。第三，有即时的回馈。第四，因全神贯注于此，日常恼人的琐事被忘我和屏蔽。第五，达到忘我的状态。简单概括：心流即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中，无视其他事物的存在的状态。这种体验本身带来莫大的喜悦，使人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
《心流》这本书里多次提到了中国伟大的先贤庄子。虽然没有提到《传习录》，但是我想他要是有幸读到过阳明心学，一定会发现，他的这一套理论，早在500多年前，王阳明就经常给自己的学生们讲起了。王阳明讲：不动心。就是要我们保持一种不偏不倚，镇定有序的心态（后面我们会继续讲到），无视其他事物存在的状态。“心即理”，恰恰可以解释米哈里为什么说“幸福源于内心的秩序”。而心流的状态，也就是王阳明所讲的“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就好比孝敬父母，当我们真正把父母的饥寒冷暖放在心上，真正深爱自己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父母时，自己内心也一定是幸福快乐的。而那种对父母装腔作势，摆摆样子的人，是父母的不幸，也是自己的不幸。
我们继续解析王老师回答郑同学的话。书中有这样两句，“若只是温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
这里我想提到两个概念：道与术。道可道，非常道。说这句话不是为了卖弄，而是我非圣贤，也说不清，只能引经据典。道，是一个更高级的层面。而术，却往往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对于“术”，可一日二日讲清楚。但是“道”，就算是圣人也要精益求精，专一其心。因为“道心为微”。简单区分一下两者的区别：
第一，时效性。道，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术，只能使用于某一个时间段。比如制造传呼机。现在很多90后都不知道传呼机为何物了。制作传呼机的技术早已经淘汰了，因为时代的发展早已经不需要这种设备了。可是制造技术背后的数学原理，物理基础是不会被淘汰掉的。
第二，普遍性。虽然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传呼机，可是在很多很多地方都在使用技术背后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第三，可得性。道，不可言传。所以才有“悟道”一说。能言传身教的，都不叫道，那是术。
第四，可变性。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道都是唯一不变的存在。而术，要视情况而定，随环境而变。《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也不是任何状况都可以拿来直接用的。
以上是我一些浅显的认识。既然“术”可易得，所以更被人们所普遍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痴语传习》时要不断地提问。就是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更容易地理解心学。但终究这些方法是低级的。可是这是我目前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希望在后面的学习中，能够有更深的理解。
既然是最低级的办法，也总比没有办法要好。因为我相信，术是道的一种表现形式。道和术是不可以分开的。有阴必有阳，阴阳相成，是一切事物的基本属性。所以，我还是要试图在术的层面继续发问：去人欲，就可得天理。那么去人欲有什么方法呢？
下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