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跟诊的学生问我对“扶阳派”或“火神派”学术观点的看法，上午还有同学问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就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以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个启发和认识。
同学们问我的一些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1.什么是“火神派”？“火神派”理论在临床上真是那么有效吗？
2.现在“火神派”很流行，说是大多数患者都是阳虚，都需要用到附子、干姜，为什么我用附子没效，还一用就上火呢？
3.看到一些火神派医案用附子的剂量特别大，有的一次都五六十克甚至上百克，说是疗效特好，而我有时用30克左右，患者就感到头晕、心慌、口唇全身发麻，为什么？
4.您是怎么用附子的？附子用多大剂量合适呢？附子怎么煎煮才安全？
5.不少医案中有附子与半夏合用，这不是违背了“十八反”吗？
6.大热的附子能和大寒的大黄同用吗？
7.临床上，我碰到需要扶阳的患者，但短期的扶阳疗效不佳，主要是有痰滞。温化痰涎则变黄痰，清化痰液则变白痰清涎，有痰在，则扶阳难矣。非常揪心。
……
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让同学们感到困惑。
我认为，目前学习或追随扶阳学术者，很多人不重视中医经典特别是《伤寒论》的深入研读，热衷于找捷径，对扶阳理论的认识只是流于表面，陷入一些误区，遣方用药比较偏激，以至于出现一些失误或偏差，或疗效不好。
现在，就谈谈我在临床实践中对扶阳学术思想，也就是“火神派”学术观点的一些思考。
关于刘止唐、郑钦安及其学术特点
我对扶阳学术观点的研究是比较久的，临证经常用到，还是有一定的经验和体会。
大家要想比较深入地认识和了解扶阳学术思想，也就是“火神派”及其学术思想的由来，首先要从清末四川的两位名医刘止唐、郑钦安先生谈起。
这位刘止唐先生名叫刘沅，字止唐，是清代嘉庆年间的大学者、大儒、思想家，不是医生但医理超群。他博学多才，特立独行，汇通儒、释、道三家于一体，创建了“槐轩学派”，人称“川西夫子”“孟子第二人”，其学术思想被称为“槐轩之学”，有弟子数千，影响深远。“槐轩之学”由理入医，精通医理，常以中医学扶危救困。
刘止唐阐释医学是阴阳并重的，曾说过“乾坤坎离，体用不二”“故物之生也，生于阳；而物之成也，成于阴”“子不知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气乎？阳行一寸，阴即行一寸，阳停一刻，阴即停一刻，可知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自然百病不作；阳气不足稍有阻滞，百病丛生”。
我曾反复看过刘止唐先生之子刘梖文所著的《圣余医案诠解》，这部书是刘梖文原著的，由其门人李俊诠解的。
看后我认识到刘止唐先生的医理是以“至善”“纯一”“中和”的儒释道三家本源入医，临证由阴阳整体考虑，重坎中一阳为本源，疏肝达肺，交通心肾，调和四隅之偏，同归脾胃中土为基准，并无任何的阴阳偏颇。
实际上，“火神”一词肇始于清末四川名医郑钦安，在四川省邛崃县（隶属于成都市）的《邛崃县志》中曾记载郑钦安为“火神派首领”。
郑钦安先生，又叫郑寿全，是清末四川的名医。他博览群书，16岁时已经读完四书五经。
其父郑本智便送他拜成都著名儒学大师兼名医的“槐轩教主”刘止唐先生为师，专攻医学。
刘氏见郑钦安思维敏捷，勤学好问，读书刻苦，便重点培养他打好中医经典的基础，要求他熟读《内经》《周易》《伤寒论》等书，特别强调要读懂张仲景《伤寒论》的立法立方要旨，以明人身阴阳合一的道理。
郑钦安在师承刘止唐学说的基础上，还博览古今医书七十多种，可以说也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在学术上，他理宗《周易》《内经》，法遵《伤寒论》奥旨，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学验俱丰。
他著有三部著作，即《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
这三书流传甚广，当时即被人尊为中医圣手。
这三部著作中的学术思想精髓就是以阴阳为纲，如他在《医理真传·卷二》中说临证“总以阴阳两字为主。阴盛则阳必衰，阳盛则阴必弱”；
在《医法圆通》中说“悟得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于是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在阴阳之中”。
他认为万病不出六经宗旨，立法既重阴又重阳，处处体现阴阳并重的理念，始终着眼于人体的阴阳平衡。
在《医理真传》中，既有真阳发病，阳虚阴寒盛的“阳虚症门”及“辨认一切阳虚证法”的认证要点和治法；
又有元阴不足，邪热旺盛的“阴虚症门”及“辨认一切阴虚证法”的辨治理法和方药，阴阳兼顾，从不偏颇。
如重视扶阳祛寒方面，在《医法圆通》专立“四逆汤圆通应用法”一篇，说四逆汤“力能温下焦真阳”“力能祛逐阴寒，迎阳归舍”“力能扶阳祛阴”“力能回先天之真阳，阳气一回，津液复升”“力能扶坎中真阳”，认为四逆汤“不独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具备，得知此理，便知得姜附之功用也”。
再如重视清热救阴方面，在《医法圆通》中分别阐释了“葛根汤圆通应用法”“白虎汤圆通应用法”以及“大承气汤圆通应用法”。
其认为葛根汤“力能解阳明风热”“力能祛阳明之邪”；
认为白虎汤“力能灭火以存阴”“力能清热”“力能清胃之热”；认为大承气汤“力能制其亢龙”，扑灭旺极之邪火。
郑钦安对医圣张仲景特别推崇，在《医理真传·卷二》中深有体会地说：“千古以来，惟仲景一人，识透一元至理，二气盈虚消息，故病见三阴经者，即投以辛热，是知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故着重在回阳；病见三阳经者，即投以清凉，是知其阴不足，而阳有余也，故着重在存阴。”
在《医法圆通》中列入杂症数十条，强调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用方用药，皆以辨阴阳为主旨，认为治病“贵在认证有实据，实据者何？
即阴阳虚实而已”，“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说理犀利，针砭时弊。
郑钦安既重阳又重阴，并无扶阳抑阴之说，为什么人们只称郑氏为“火神派首领”或“郑火神”“姜附先生”呢？
这是因为郑钦安所处的时代为清朝末年，是温病学说盛行的年代，大多医生也是不深究真正温病学说的精义，滥用寒凉泻火攻伐之风盛行，因而治成坏病、治成阴证者不少。
郑氏在《医理真传·卷二》中感叹当时医者对“仲景一生心法，知之者寡”，不辨“阴阳界限”，“以三阳之方治三阴病，则失之远矣”。
所以，著书立说，针砭时弊、阐明医理，独具一格地将仲景《伤寒论》三阴病辨治思想及扶阳方药广泛地应用于临证，如用理中汤、四逆汤治疗诸多杂病，均能活法圆通，纠偏救弊，治愈许多群医束手无策的大症、重症，在当时引起了人们高度的关注。
郑钦安先生虽重元阳，却并不疏于养阴，根本没有重阳轻阴的意思。注重先天坎中元阳只是一环，但也重视斡旋脾胃、调和五脏升降，阴阳和合方臻于至善。
扶阳并不是专以大剂量附、桂、姜而哗众取宠，而是适时把握附、桂、姜的用药时机，以助阴阳气化之机。
后人以此自成一家，渐成了以扶阳为主的学派。
我不赞成“火神派”这个提法，因为对于一个以用温热药为治疗特色的流派，称之为“扶阳学派”更能彰显其学术特点。
而“火神”之说只是民间对擅长应用热药治病有疗效的医生的一种褒称，以此用于标示一个学术流派是不严谨的，还会误导一些医生认为大剂量滥用附子就是“火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