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已经如此厉害,在王阳明的眼里还缺了点什么

王阳明的学生陆元静,在给阳明先生的一封信里,提到了几个人。他们是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王通、韩琦、范仲淹。张良为著名的汉初三杰之一,董仲舒为儒学大师,黄宪,字叔度,东汉名士,当时以善于识人著称的郭林宗说“叔度汪汪,若千顷波。”诸葛亮则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政治家的典范,智慧的化身。王通是隋代著名学者,曾上《太平十二策》,退居讲学,教授学生数千人。韩琦和范仲淹都是宋代名臣,出将入相,共致太平,天下并称韩范。

陆元静之所以提到这些了不起的前人,是因为他有一些疑问希望得到阳明先生的解答。他的问题是:

“聪明睿知果质乎?”聪、明、睿、知,即人的认识能力,心之灵动,真是人的禀性吗?

“仁义礼智果性乎?”仁、义、礼、智,即人的道德性,果真是人的本性吗?

“喜怒哀乐果情乎?”喜、怒、哀、乐,即人的诸多情绪,真是人的情感吗?

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人的私欲和虚骄、偏激的言行,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这些人,都不是简单人物,他们的道德功业都是良知生发出来的,但又不能说他们是认识圣道的人,为什么?

“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如果说他们的成就是因为自身天资卓异,那么生知安行的人还不如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吗?

“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所以我认为,如果说这些人对圣道认识不够全面,还是可以的;如果说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恐怕是后世儒者崇尚背诵训诂而产生的偏见,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

陆元静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关于人性的问题,二是如何评价这些古代的英才之士。

阳明先生给他回信,解答他的问题。他说:

“性一而已,仁义礼智,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人性只有一个。仁义礼智,人性中的本质;聪明睿知,人性中的禀性;喜怒哀乐,人性中的情感;私欲客气,人性的蒙蔽。人的禀性有清有浊,所以情感有过与不及的区别,而人性的蒙蔽有深浅不同。私欲和客气,是一种病表现出来的两种痛苦,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

人性只是一个,古今中外,人人一样的。仁义礼智,这是人性中向善的力量,是根本。聪明睿知,这是人性中不同于动物的独有能力。喜怒哀乐,则是人性中的情感表现。私欲和客气,是人性被蒙蔽的结果。这些东西是天之所命与后天熏习的结果。具体到不同的个体,由于禀性不同,天赋差别,环境有异,喜怒哀乐等各种表现也就不一样了。

“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张良、黄宪、诸葛亮、韩琦、范仲淹他们,都是天生资质美好,自然与道妙有许多暗合;虽然不能说他们完全明白圣学、通晓圣道,可是他们自有学问才识,离圣道也不很远了。如果他们能闻见学问、通晓圣道,他们就是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了。

“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至于王通,倒也不能说他不明白圣学。他的书多出于学生之手,也有好多不对的地方,但大体轮廓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只是距今遥远,没有明确的凭证,不能凭空论断他到达什么境界。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良知就是道。良知在人心,不但圣贤这样,常人也是无不这样。如果没有物欲牵累遮蔽,只凭着良知发挥运行,就无不是道。常人多被物欲牵累遮蔽,所以不能遵循良知。

“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这几个人,天生资质清明,自然被物欲遮蔽的少,所以良知发挥运行的地方就多,自然离道不远。

“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所谓的学,就是学习遵循这个良知。所谓的知学,只是知道专心在学习遵循良知。

“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岐,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他们虽然不知道专心在良知上用功,有的兴趣广泛,受别的东西影响、疑惑,有时偏离道,有时符合道,没有达到纯粹的地步。如果他们明白了这一点,那就是圣人了。

“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后世儒者曾经认为他们都是以天资而建功立业,未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评价并不过分。

“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已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不过,后世儒者所谓的著察,也是拘泥于狭隘的见闻,蒙蔽于旧有的错误,模仿圣人的影响和事迹,还不是圣门所谓的著察。这样自己糊涂,怎么能使别人明白呢?

“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是从用功上说的。至于知行的本体,就是良知良能,虽然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可以说是生知安行。对“知行”二字更应该仔细体察。

看完王阳明先生的回信,我们知道这些厉害的人物在阳明先生眼里缺了什么了:他们都是绝顶聪明、道德高尚、有所成就的人,可惜的是他们只是以卓异的天资行事,没有最大觉醒地发挥致良知的功夫,从而不能迈入圣人的行列。

致良知须立志,须从沉睡、昏沉、迷蒙、忙乱、冗繁的状态中清醒、抽离、提升。不但是这些大人物如此,每个生命如果不想此生白来,也都需要醒来。要么被人唤醒,要么自己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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