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的春节，如此寓意祥和之际，耄耋之龄的乾隆将皇位传于几近不惑的十五子永琰（嘉庆），然而之后三年内这位太上皇的神操作，却让嗣皇帝笑不得，只能将忍功发挥到极致。
有人说，嘉庆会不会对自己的这位太上皇父亲有抵触，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思考。其一，在乾隆禅位到去世之前，嘉庆明面上是个十足的乖孩子，父亲说啥就是啥，即使当时已是万人之上的九五之尊；其二，在乾隆去世之后还未正式办丧仪之前，嘉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办了几件大事，完美体现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立永琰并非最佳选择，实在是没有再合适的人选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58岁的雍正帝驾崩，按照他首创的“密建皇储”之法，四子宝亲王弘历于九月初三正式在太和殿登基继位，是为乾隆帝。
一向以孝道著称的乾隆，很好地将父亲的“密建皇储”发扬光大。早在1736年（乾隆元年）便内定嫡长子（皇次子）永琏为接班人，并不单单是因为自己的宠爱，同时也是源于父亲雍正对这位嫡孙的钟爱有加（亲自以“承继宗器”之意赐名“永琏”），但可惜的是，这位被众人瞩目的皇太子在1738年（乾隆三年）十月十二便因病而亡，年仅9岁。
接着，乾隆又欲立嫡次子（皇七子）永琏为太子，无奈此子又于1748年（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早殇。两位嫡子的接连早夭，让崇尚汉家“立嫡”之风的乾隆不禁甚为苦恼，又兼之同年受不了两位爱子相继而亡于三月十一郁郁而终的富察皇后，立储一事便再度被搁置。
但随着乾隆年岁的增长，他渐渐明白立储一事始终是要解决的，故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算在其余诸子中找一位，经历几年的考察，觉得皇五子永琪“颇类于己”，故在1765（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特封永琪为荣亲王，这是乾隆诸子当中生前受封亲王最早的一位，足以看出其在乾隆心目当中的重要性。只可惜，天妒英才，永琪在受封亲王次年的三月初八便因病去世，年仅26岁。
立嫡不成，立贤又不能，立储再度陷入僵局。直到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八，经历不住朝臣的劝谏，最终在剩余诸子当中，选择了时年14岁的皇十五子颙琰为接班人。而当时尚在世的其余诸皇子，老四（永珹）老六（永瑢）出继，老八（永璇）虽年最长但整日举止轻浮不牢靠，老十一（永瑆）才气斐然但不善骑射，老十二（永璂）虽是继后之子但由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的南巡事件受到母亲的殃及成为储君几率大大降低，而老十七（永璘）当时才9岁，年龄太小。
综合相比之下，也只能是十五子永琰在其中尚属优等，此时的“尚属”，完全是因为嘉庆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相对永琏永琮，他比不过身份地位，而相对永琪，他又比不过文武双全样样精通，足以见得63岁的乾隆当时心目当中是多么得纠结与无奈，但没有办法，自己即将古稀，尚不知多久百年，而立储一事一拖再拖已然违背祖宗家法，故只能择定永琰为储君。
虽万人之上，但只要为父在，你永远是“一人之下”
虽然储君已定，但这只是针对乾隆本人而已，直到1795年（乾隆六十年）的九月初三这一天，方对外公开继承人是皇十五子永琰。而为什么选择这一天，就要说到乾隆的一个优点，当然这是对外表现出来的，那就是——重孝道。
因为自己祖父康熙帝践祚61年（1661—1722），故作为他的孙子，乾隆明言断断不能超过皇祖的在位年限，所以选择当时自己继位的同一日（1735年的九月初三，整整六十年），宣布皇十五子为皇太子的消息出来，既表明了孝道，也体现了仁君的贤德。
然而，这种“禅让”跟尧舜禹的禅让完全不是一码事。后者是完全退休，大权全部归继任者管，而前者，在规定了1796年为嘉庆元年的同时，也开始算起了自己内心当中的小九九，无法想象这是一位85岁的耄耋老者能想出来的辙。
1796年（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太和殿进行了清代唯一一次受禅传位大典，86岁的乾隆亲自将象征至尊权威的“皇帝之宝”交到了时年37岁的永琰手中，标志着嘉庆帝的正式即位，乾隆帝“退居二线”成为太上皇，对外的“嘉庆时代”正式开始。
朕仰承昊眷康强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致错失。
而为何说是对外，这就要说起乾隆的第一个小九九——让位不让权。既然已经传位，那么之前的所有权力都应该归于新的继任者，毕竟当时的嘉庆帝已过而立之年，有自己的思维和决断，完全不需要有乾隆随时指导。但乾隆自己不这么想，不论从其内心还是对外公开的谕旨，都以“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为由，表明自己“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而关于对嘉庆帝的安排，说得也很明确，“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致错失”。
满满对儿子的“关爱”和“不放心”，但实际上还是因为他想继续掌管国政，心里放不下那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嘉庆上谕档》此等记录嘉庆日常奏批的关键文档上，竟然还是用着“乾隆”的年号，只因老人家的一句“宫内时宪仍用旧法”。再有，1798年（嘉庆三年）四月十五这一天，已经88岁的太上皇竟然可以晋封自己的两位妃子位分，还是以本朝位分而封（颖妃巴林氏晋为颖贵妃，嫔陈氏晋为妃位）。如此换汤不换药丝毫不顾及嗣皇帝颜面的做法，试想嘉庆帝心里怎么开心得下去。但没办法，自己的这个皇位本来就来之不易，还是表现得恭顺孝德一些，哄父亲开心最好。
所以，在当时，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八十多岁的乾隆继续待在养心殿训政，而三十多岁的嘉庆每天要准时从皇子的居所（此处是重点）小跑过来聆听父亲教诲。如此让位不让权，即使禅了位改了元，也和乾隆自己当皇帝没二样。这正是“虽万人之上，但只要为父在，你永远是‘一人之下’”。
来自父亲全方位的关爱，细致入微
如果仅仅是如此，还不足以体现乾隆的不放心程度，就连一向是皇帝自己决定的万年吉地一事，热心的乾隆也要好好关心关心。
按制，在新帝继位之初，便应开始考虑自身万年吉地（陵寝）的相关事宜，而选址尤是重中之重。嘉庆之前的雍正与乾隆都是如此（雍正自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选址，乾隆自1738年【乾隆三年】开始选址），两人都是自己亲力亲为而定，但嘉庆的吉地却是父亲乾隆“代为指定”，成为有清一代唯一一次“父为子定陵”的孤例。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那是因为乾隆是清朝唯一的太上皇，所以自然他在嘉庆年间所做的决定也会成为孤例。但各位朋友细想，嘉庆本人也老大不小了，有自己的思维，他理应有能力也有权力决定自己未来葬在哪儿，但乾隆并未给他这样的机会。
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在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
嘉庆元年十二月二十二（1797）这一天，87岁的乾隆帝，以太上皇名义发布了一道谕旨，直接敲定嗣皇帝嘉庆的吉地选址“自应在西陵界内卜择”，说是“自应”，实际上就是必须。而关于东西陵选址一事，乾隆在此道谕旨中也讲明了缘由，本来在顺治帝“遥掷佩韘”选定昌瑞山且言明“未来子孙宜相近而居”之后，之后的皇帝吉地都应选在昌瑞山（东陵）附近。然而仅仅过去两代，到雍正帝时，因自身严苛的标准，最终竟选在了易县的永宁山。
如此一来，乾隆之前，清代入关之后的皇帝陵寝便被分在了两个地方，一东一西。而关键的是，顺治帝当时言明所选之地后世亦应附近跟随，但雍正帝另辟蹊径选的永宁山，却并无此规定，这给乾隆本人带来了很大的难题。首先，作为孝子，自己应该“子随父”葬西陵，但如若开始这样的传统，那么后世皆葬入西陵，这显然导致自己对东陵的祖父和曾祖“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而如若建在东陵，又使西陵凋敝，“亦非似续相继之义”。故权衡之下，乾隆敲定了以昭穆来定次序的方式，从自己到东陵开始，后世皇帝宜“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如此嘉庆自然就去了西陵。
这也难为了乾隆帝，毕竟父亲当年另辟蹊径也并未言明后世需遵照此行。不过想法是美好的，现实确实出乎意料的，就在其大美蓝图之下，才延续了两代，到孙子辈的旻宁（道光帝）就打破了昭穆次序，当然这是后话。总之，为嗣皇帝嘉庆定位西陵之举，虽然主要出于孝道的综合考虑，但其掌控全场的欲望同样不可忽视。
忍得到位，一击必中，除和珅只是一个完美的宣泄口而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乾隆成为太上皇之后，对嘉庆的“关爱”简直比之前翻倍不是一点点。就差问这位皇儿“今天该吃啥，明天该穿啥”了，这个放在今天让我们感到感动莫名的话，在当时那样的特殊场景下，却令表面恭顺的嘉庆内心并不舒服，毕竟自己已经身为一国之君，还是个长君，做啥事都有人束手束脚，自然别扭不已。
但嘉庆的优点就在于，内心多么起波澜，都不会表现在脸上，尤其在自己父亲还在世之时。可以说，他将忍功发挥到了极致。1799年（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以89岁高龄崩于养心殿，已经年达不惑之龄的嘉庆终于等到了自己亲政的一天。
然而，就在正月初三到初七这五天，嘉庆下了十多道关于为父亲上庙号和谥号还有丧仪一概需要注意的事项之外，还做了一件事情的准备工作，那便是—除和珅。众所周知，钮祜禄.和珅是乾隆朝尤其是中后期权势最为滔天的大臣，没有之一。其不仅身兼大学士首揆、多部尚书等多项关键性职务，还在乾隆训政期间当起了“二皇帝”，在嘉庆上朝时，和珅可以被特许站在乾、嘉二人的中间，达到传达太上皇旨意给嗣皇帝和群臣的目的，而美其名曰“只有我能听懂乾隆老爷子的话明白老爷子的心思”。
面对这样的话，嘉庆自然是不信的，而且和珅在乾隆朝的诸多劣迹可谓人尽皆知。当然，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嘉庆表面在父亲去世的同一天就下旨令和珅总理丧仪事务，但实际上只是为了麻痹其神经，让他觉得“太上皇在与否我都会被重用”。任用的同时，已命人暗地搜集关于其的罪证以便一击而中。
嘉庆四年正月初九日，奉上谕，和珅获罪重大，已革职孥交刑部矣。昨查抄京中住屋多有逾制，因思蓟州坟茔已恐有规模僭越及侵占民田之事。著吴熊光转令清河道瞻柱驰赴该处详晰履勘。将和珅所建坟茔规制绘图呈览并将有无侵占民田寄顿赀财之处逐一详查。
果不其然，正月初九这一天，嘉庆颁布上谕，称最近几日命直隶布政使吴熊光暗查之事已有了眉目，和珅在京的房屋果然多有逾制，因恐其蓟州的祖坟亦皆如此，故联合顺天府尹彻查此事。虽然只是公布了房屋和坟茔逾制的问题，但反馈出来的讯息就是——要动和珅了。果不其然，仅仅过去两天，嘉庆便又颁谕旨，直接将近几日的成果公之于众，列举了和珅足足二十大罪状，足以见得前期的准备工作是相当的充分。
自此，年近半百的和珅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已然太迟了，人总要为自己做的错事买单，而他的单最后只能用命来买，只不过因为固伦和孝的关系，斩首改为三尺白绫，家人也幸免于难，一代权臣就此殒命。
表面看似是嘉庆帝为民除了一害，但实际上是他将和珅当做了长期受父亲压迫之后发泄的突破口。
史海君说：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试想，如果不是乾隆一直以来的默许，试问借和珅十个胆，他也不会一步步将欲望无限制地扩大。而乾隆一生多么地英明决断，他自然知道和珅所做的每一件事，之所以不管，一方面来源于中晚年的无为而治，另一方面也因为和珅确实让他感到很舒服，不仅是拍马屁方面，南巡途中和珅的另辟蹊径，使得乾隆再怎么游玩，都不会让自己的国库丢失一分钱，试问这样的高明手段下，乾隆又如何对和珅不宠信。
就这样，面对和珅权欲不断扩张，侵吞手段从暗地变为明面，乾隆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尚为皇子的永琰早已看出这一点，但当时的他势单力薄，只能忍。1796年内禅的让位不让权，使得嘉庆还是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权力。直到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的离世，让嘉庆帝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一搏。这一搏，看似是为了替朝廷除一大患，但实际上，却是嘉庆长久以来因忍耐积压而最终喷薄而出的宣泄。因为在他眼中，如果没有父亲的默许，和珅就不会发展到现在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亦或者，倘若父亲愿意禅位的那一天就放权，自己也不会当了整整三年的木偶，很多事情都会有变好的一面。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当然这些都只是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不论选择吉地也好，恭听圣训也罢，嘉庆表面上都会以极度恭敬的姿态表明“太平峪吉地系皇考亲赐”、“皇考圣训言犹在耳譐譐萦绕”，这恰恰又反映了他的睿智之处。
参考资料：
《清皇室四谱》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昌瑞山万年统志》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清仁宗睿皇帝实录》
赵尔巽《清史稿.高宗本纪》、《清史稿.仁宗本纪》、《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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