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北宋真宗年间，一位名叫朱说的青年，看到家里的兄弟们挥霍无度，就出口劝阻他们。谁知他的兄弟们却反唇相讥：“我们用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儿？”
朱说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大为惊骇。向周围的人反复打听后，他终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在两岁的时候，自己的亲生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改嫁到了朱家。而刚刚去世的父亲朱文瀚其实是他的继父。
得知了个人身世的朱说大受打击，又回想起朱家的兄弟们时常投来的那些鄙夷的目光，他觉得没有继续在朱家待下去的必要了。
于是他不顾母亲的劝阻，打点好行囊，离开了朱家所在的山东淄州，只身前往位于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求学。（需要说明的是，北宋的应天府和明朝的应天府并不是同一个地方，北宋的应天府指的是河南商丘，明代的应天府是在现在的江苏南京。）
由于自身没有经济来源，又不愿意向朱家中索要，朱说在应天府书院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
每天只煮两升粥，还要划分成四块，早晚各两块。所有的时间都在发奋读书，实在困乏了就洗一把冷水脸。
功夫不负苦心人，四年后，朱说高中进士，随后有了职务和俸禄，就把母亲接来一起居住。
又过了两年，他向当时的皇帝禀明了身世，又获得了亲生父亲族人的认可，终于实现了认祖归宗的夙愿。
从那时起，他不再叫朱说，而是恢复本姓，改名叫范仲淹，这是一个在北宋乃至中国的历史中都闪烁着光芒的名字。
02
今天我们提到寒门子弟逆袭的时候，常常会把范仲淹作为典型的例证。
其实范仲淹和很多出身卑微、家境贫寒的青年还是有些区别的。无论是他的生父范雍，还是他的养父朱文瀚，都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
范墉在武德年间做过太子太师，朱文瀚也是进士出身，即便不算是显贵，至少也是小康之家。
而范仲淹在年轻时选择过清苦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人对一些原则的执拗。当然，也正是这种执拗，成就了范仲淹人生的辉煌。
范仲淹在兴办学校方面的努力，为此后众多寒门学子开启了更广阔的上升通道。而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校应天府书院的精神传承。
应天府书院的前身叫南都学舍，是由五代时候的名儒杨悫（音却）所创立的。杨悫是商丘本地人，不但腹有诗书，而且对教育有热情，在归德军将军赵直的帮助下，杨悫办起了南都学舍，吸引了远近不少的学子前来求学。
一次，有一名贫苦人家的戚姓少年恳求入馆学习，他是个孤儿，没有钱交学费。杨悫看他非常有诚意，就叫他来背诵《礼记》试一试。这位聪慧的少年听完后竟然立即可以背诵，杨悫大为惊诧，决定从此收下这个孤儿在学舍学习，并且送给他一个名字叫戚同文，寄托了“天下同文”的教育理想。
到了杨悫去世之后，为了报答他的恩情，戚同文拿起教鞭，继续杨悫的办学事业。南都学舍在戚同文的手中，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其中最被人称道的，是“七榜五十六”的奇迹，也就是七次考试一共有五十六名进士出自南都学舍。可以作为参考的是，宋太祖在位的十六年间，一共才录取了九十六名进士。两相对比，南都学舍的成才率之高，让人叹为观止。
可惜，戚同文在七十三岁那年去世后，南都书舍也随之关闭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了大中祥符二年，也就是公元1009年，曾经在南都学舍学习过的曹诚，感念于老师当年聚徒讲学的情景，于是慷慨出资，恢复了南都学舍。并且聘请了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主持学舍事务，自己甘愿担任助教。
向来主张“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宋真宗听说了这一事件，大为感动，特意为南都学舍赐名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并且赐给应天府书院十顷田地，作为学校的经费。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当时还叫朱说的范仲淹，来到了应天府书院求学。
在应天府书院就读的五年时光里，范仲淹不仅接受了最良好的教育，还结交了众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也使得范仲淹对于母校的感情异常深厚。
03
离开母校的第十二个年头，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他回到商丘，为母亲守孝。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邀约，不免踌躇起来。
这个邀约来自于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北宋第一神童，时任应天府知府的晏殊。晏殊虽然比范仲淹小两岁，但有神童背景加成，再加上仕途上顺风顺水，这个时候已经在朝堂上担任高官许久，而晏殊邀约范仲淹做的事情，就是去主持他的母校应天府书院的工作。
范仲淹是个大孝子，这时正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痛中，并不想出来任职，可晏殊的盛情邀请加上对母校的深厚感情，还是促使他作出了就职应天府书院的决定。
虽然和老校长戚同文从未谋面，但范仲淹却充分地继承了他“天下同文”的理想，而且将其进一步发展为“以天下为己任”。
这句话由别人说来，难免让人感觉有些轻狂，可出自集才华和努力于一身的范仲淹之口，却不能不让人信服。
经过了五代十国近百年的乱世后，北宋初年的学风已经荒疏。为了扭转不良学风，范仲淹对书院的学生有着几乎苛刻的要求。
典型的做法就是严格地规定学生的作息，并且亲自去学生寝室检查执行的情况。
有一次，范仲淹检查寝室，发现一个学生在应该读书的时候睡起了觉，就叫醒了他。
学生敷衍说，我其实一直是在看书，只是刚刚打了个盹。可我们的范校长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忽悠，立即问道，你看的是什么书，拿出来背一背。学生无言以对，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惩罚。
这样的做法，如今听起来有点让人抓狂，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刚刚经历乱世之后，要是没有这种矫枉过正的方法，也实在不足以把学生的心拉回课堂。
范仲淹对学生严格，对书院的教师要求也不含糊。他要求教师每次给学生布置题目的时候，自己都要亲自做一遍，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试题的难易程度，也让学生有可以依据的标准。
每当遇到寒门子弟的时候，范仲淹就会回想起自己艰苦的求学岁月，并对他们格外关照。
山东泰山有一名学生叫孙緮，两次来书院请求资助，范仲淹每次都赠送了一千贯钱。后来，还帮他在书院找了一个打杂的差事，可以一边求学，一边干活。
十年之后，孙緮成为了名满天下的学者。他和同样得到过范仲淹帮助的胡苑和石介三人，并称为“宋初三先生”，是程朱理学最初的奠基人。
04
范仲淹执掌应天府书院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多后，他就被调到京城从事皇家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去了。但他和母校应天府书院的缘分还远远没有结束。
十五年后，成为枢密副使的范仲淹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庆历新政，兴办学校是其中的重要举措。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推动下，科举制度得到改革，大大小小的学堂在全国涌现。
当时已经成为最高学府南京（非今江苏南京，而是今河南商丘，在北宋时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成为宋朝的陪都）国子监的应天府书院，成为了改革的主要试点，率先实践范仲淹提出的“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扫除了当时崇尚辞赋的肤浅学风。
经过范仲淹的努力，应天府书院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人才也出现了井喷式的爆发，唐宋八大家当中的三位，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都有在应天府学院就读或任教的经历。此后以文章著名在朝廷做官的人，大多受过应天府书院的教化。
令人惋惜的是，随着北宋的衰微，应天府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倾颓的宿命。和很多隐遁山林的书院相比，身处当时的繁华之地南京，本来是应天府书院的优势，可一旦战火蔓延，书院也首当其冲地遭遇到了冲击。
北宋的末代皇帝宋钦宗时，应天府书院毁于战火之中，此后废弃了250年，直到元朝才得以重建，却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尽管如此，范仲淹等人为应天府书院的带来的繁盛气象和博大精神，并没有随着书院的不复存在而消失。
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树立的一块石碑上，记载了应天府书院通过捐赠得以发展的事迹，从戚同文、曹诚、范仲淹到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跨越近千年的教育家身上，一种对于寒门学子的悲悯情怀得以薪火相传。
05
最后聊一聊个人关于范仲淹的一些感悟，记得年少时读到《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时，敬佩之余也难免有一种“苦大仇深”的感觉，进亦忧，退亦忧，人生苦短，活得这么累真的有必要吗？
其实，关于这一点，即便是和范仲淹同时代的好友欧阳修也有类似的吐槽。他给范仲淹起了个绰号，叫“穷塞主”，原因是范仲淹的一首词。
在北宋初期，词这种文体多半还是适用于娱乐场合。过于悲戚的情感容易扫兴，再加上重文轻武的政策，朝廷中有一种忌讳谈兵的风气，富贵闲适的气象，才是词的应有之义。
以范仲淹的两位朋友为例，且不说晏殊的词中，几乎尽是“一曲新词酒一杯”、“帘幕风轻双语燕”的婉约意境，就连更加旷达的欧阳修的词，也大多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群芳过后西湖好”一类的清丽景象。
咱们再看范仲淹的这首《渔家傲》：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身为朝廷大员，写出这样沉痛且带有反战情绪的歌曲，有点不合时宜。词再由歌女、乐工表演出来，不是大煞风景吗？
可对于曾以一介书生对抗骁勇西夏军队，并有过多年戍守边防经历的范仲淹来说，亲眼目睹了士兵们的厌战情绪和思乡之苦，相比于风花雪月，这些才是他的真情实感。
时隔多年，当我再读起这首词的时候，突然对范仲淹多了几分理解。
自幼背负着独立自强的梦想，在书院中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范仲淹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投入到了求学、办学、戍守边疆、改革朝政的事务当中。他流传下来的文章大多是政论、书信以及言志的诗，而更具消遣意味的词作只有寥寥六篇，和晏殊（130余首）、欧阳修（240余首）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会欣赏晏殊的闲雅情思感动，为欧阳修的旷达洒脱而折服，相比之下，把更多责任扛在肩上的范仲淹，没有那么超然物外，甚至有些令人感到乏味，但却是兴利去弊、推动变革所不可或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