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丨《娱乐至死》：不要让娱乐吞噬了我们的思考能力

        《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指出，当下的社会正在走向赫胥黎所担心的样子：我们终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人们崇拜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变得被动和自私，而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他为什么这么说？

        在当前社会，电视与新媒体取代了传统的印刷媒介，图像与音频内容在传递信息的同时，通过给我们的感官带来刺激，从而使人获得愉悦的感觉。

        这看起来是一件好事，不是吗？我们在获取信息的同时收获了快乐。

        但问题正出在这里，不同形式的媒介所能承载的信息量与深刻程度是有差别的，正如信号弹作为媒介不足以承载哲学思考这样复杂的东西，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长于具象展示而短于抽象指引，又有图像与音频分散注意力，因此，电视等媒体所承载的信息，往往很难深入触及事物真正的意义；同时，由于当前信息传播以快为荣，快速传播的信息往往很难经过深思熟虑、修改校验，因此内容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远不及印刷媒介上的内容。当这种信息广泛扩散后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了大众的认知方式，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们满足于这种浮于浅表、不在乎严肃明确的信息，逐渐丧失了深入思考的能力，这个社会危矣。

        这亦让我想到了曾经读过的一句话：“遍观成功人士，无一不读书”，如今也能理解其中逻辑了。读书是一种思想上的修行，读书之人的思想经过反复锤炼，更能严肃、深刻且有逻辑。

        新型媒体一步步侵蚀印刷术世界中公众话语的深刻与逻辑，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承载的信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语境”，即它失去了上下文的联系，难以被放在场景中深入探讨，更难以被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来解决问题。

        信息特性发生变化要追溯到电报的诞生。这种媒体以快见长，同时长度有限，因此其允许信息没有上下文，导致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此后，电报传播信息迅速的特性与报纸结合，进而使很多无聊的、鸡毛蒜皮的、来路不明而读者不定的事都能迅速传播，被奉为新闻。这些“新闻”大多和他们的受众没有关系，只能被作为谈资，对行动没有指导意义，而以此为谈资的公共话语，也变得无聊且无能。这些散乱无序的信息还进一步将我们的时间与注意力割裂得支离破碎，不容我们对其稍加思索。“了解”和“理解”被分开，“智力”被冠给那些了解很多的人，却不在乎他们是否理解。

        照相术的诞生则为这些没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事件赋予了“伪语境”，通过将照片和文字结合起来，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微型上下文背景，让人们确信自己学到了什么东西。但实际上，这些拥有了“伪语境”的信息仍旧与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是学习了新东西，让这些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人们开始制造问题，众人沉迷的拼字游戏就是一个例子。诸如此类虚妄的“价值”占据了人们的时间和心智，阻止了人们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投入。

        电视是这两种技术的有力结合，它通过无休止地将新东西摆到观众面前，让人们能够迅速从上一个信息或话题中抽出，投入下一段，进一步压缩了观众思考的时间。更危险的是，电视让一切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教育、宗教、政治都是如此。

        有一些教育节目，在精心将知识和娱乐融合在一起后，得到了广泛好评，“寓教于乐”，孩子们获得了快乐，家长们也觉得孩子看电视的时间没有白费，然而，这些结合了娱乐的教育节目，承载的信息浓度往往比较低，而且所传达的信息因为要能找到娱乐的表达方式，往往只能是一些特定的“知识点”，也未必能对孩子的现实生活起到指导作用。同时，就我本人在接触此类教育素材的感受来看，由于形式对感官的刺激抓住了我大部分的注意力，我只是沉浸在轻松愉悦中了，而真正能够让我有所思考或记住的知识点更是寥寥无几。更进一步，比起知识点，学习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学会学习的方法。这种娱乐教育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电视对宗教和政治的影响则较为西方国家特色。电视的娱乐性和宗教的神圣性本身就存在冲突，比起让人们崇敬上帝，宗教节目更多的是将传教士塑造成了“神”；政治家们不再在乎谁有真才实学，而在乎谁能更让电视观众们喜爱。

        《娱乐至死》阐述的现象是值得我们思考并引以为戒的，但我们要做的当然不是对电视和新媒体深恶痛绝，将它们打入地狱，这是不合理且不现实的；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注重思维的锻炼，保持深度思考的能力，拥抱适度的娱乐，但不要被娱乐一步步引向“死亡”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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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摘录：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正如赫胥黎所说的，我们没有人拥有认识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我们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才智，也没有时间去传播真理，或者无法找到轻信的听众来接受。

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在学术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人们说的话比他们写下来的话要随意。书面文字是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结果，甚至还经过了专家和编辑的检查。这样的文字更加便于核对或辩驳，并且具有客观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论文中称自己为“本调查者”而不是自己的名字。书面文字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体。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而口头语言却即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

我希望能让你们相信，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笑。

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

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

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作者撒谎、自相矛盾、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滥用逻辑，他就会犯错误。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读者没有判断力，他也会犯错误；如果他对一切漠不关心，情况则会更糟。 

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

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

电报如果被赋予永恒、持续或连贯的特征，就会失去其价值。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了解”事实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因为“了解”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事实的言下之意、背景知识和与其他事实的关联。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照片为你听到的一句话提供了语境，而这句话又为照片提供了某种语境，然后你甚至会相信你确实学到了什么东西。但如果这件事是完全独立的，和你过去的知识或未来的打算都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和那个陌生人的相遇开始于此，也结束于此，那么这个由句子和图片共同创造的语境就没有任何意义。

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