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安史之乱终结胡汉结盟并开启海上丝路时代
安史之乱这个历史事件是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与阿拉伯帝国（大食）军队在怛罗斯之战战败后的连锁反应。
虽然高仙芝领军在怛罗斯之战战败，但总体上，大食帝国跟唐朝的历次摩擦中，大食军队败多胜少。高仙芝三万联军跟十万大食军队交战，战场上并无明显劣势，而是最终败于唐军盟军战场反水。唐军实质损失仅有万余人。因此安西都护府接受增援后，很快恢复了实力。而大食内部因忌惮唐朝实力及不久后统治集团发生内乱，而无法继续对唐动兵。在这个基本历史条件下就出现了三个方面的视角：
唐朝：攻打吐蕃，防止大食东进形成对唐军夹击的不利局面。补充安西节度使麾下的战力，等待机会采取报复措施。
大食： 当时摆在大食帝国面前的国际形势，就是大食帝国必然要面对唐朝安西都护府恢复实力后的更加猛烈地报复。大食帝国通过多次实战，对唐军的战力自然有客观认识。因此大食一方绝对不会坐等唐安西都护府恢复完实力发起的再次大战。实际上怛罗斯之战后，大食（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就派出使臣前往唐朝和谈，眼看到了唐军在西域继续作战击败吐蕃。虽然两国实现讲和，但是唐军的能力及威胁是在眼前的。此时黑衣大食在本土的麻烦还没有完全解除，其与拜占庭和白衣大食的战争没有完结。此时大食一定会采取各种手段，尤其战争以外的行动阻止唐朝的后续行动。而在怛罗斯之战中，唐军的中亚盟友葛逻禄人的反水，显示了大食帝国对中亚各部族的收买拉拢手段娴熟，渗透颇深。而安史之乱叛乱首领安禄山、史思明皆为中亚粟特族人，大食极盛时，粟特人的聚居地被纳入其统治版图，而粟特人一直是中亚有名的商业民族，行走东西方之间，在丝路贸易中博取巨大财富。因此大食通过说服、售卖中亚粟特人，并通过他们来往丝路的便利，对唐朝内部粟特族高级官员进行游说，使其在唐朝内部展开行动，牵制安西都护府不久后的报复。是一件非常高概率的事情。
西域、中亚主要族群：以粟特人为代表的世居西域、中亚的主要族群，自丝绸之路开通后，长期依靠西域、中亚关键地域行商，实现丝路中间商吃巨大差价的利益。这些族群的核心利益就是利用通路实现中间商利益。因此当唐朝和大食爆发怛罗斯之战，直接意味一件对这些西域族群最糟糕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大食和唐朝发生了直接接触。 如果我们回想当年西汉甘英企图出使罗马被波斯人阻拦诓骗的事件，我们就能迅速明白怛罗斯之战背后的重大战略危机（对于西域、中亚各族群而言）。波斯人当年拼命也要阻止汉朝和罗马直接发生联系，就是要维护自身中间商的核心利益。今天唐朝与大食客观直接在中亚、西域接触的事实就有极大概率（事实已经发生）发生直接联系并最终使得西域各族丧失对陆上丝路中间商利益的主导权。因此西域、中亚主要族群不进行激烈反应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从西域、中亚主要族群的视角看过去，怛罗斯之战——大食内乱——安史之乱，就是一连串完美的逻辑演绎结果。唐朝、大食崛起，整个丝路恢复极大兴盛的条件，但是东西方这两个强大的帝国，随着强大并对丝路利益更大的控制欲望不断将自身力量向对方推进。在怛罗斯之战爆发前，两大帝国事实完成了相互力量的接壤，相对于两大帝国，西域、中亚各族群弱小的力量无法匹敌。为了打破这种自身核心利益被严重威胁、即将被瓦解的局面，我们就能顺着怛罗斯之战——大食内乱——安史之乱历史发生过程，推测出西域、中亚主要族群当时最可能扮演的角色和行动过程：首先，西域各族分开投入大食和唐朝麾下，并挑动大食和唐朝的敌对，并诱发怛罗斯之战，在战争中，投入唐朝下的一支西域盟军整军反水，使得唐军大败，唐军在西域力量短期出现真空。此时大食在西域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其次，为了避免大食军队借机东进，彻底打垮唐军（或继续形成大食与唐朝的事实接壤），而使得西域完全被大食控制，有人行使挑拨离间手段，造成大食内部高层不和。怛罗斯之战后不久，击败高仙芝的大食主将艾布因功高盖主，受到哈里发曼苏尔忌惮，最终以谋反之名被诛杀。大食在西域的控制力随即逐步瓦解。再次，大食在西域力量一旦瓦解，鼎盛期的唐朝必然卷土重来，甚至更大程度完成对西域、中亚的控制。因此几乎在大食内乱的同时，有人鼓动了唐朝节度使，身为西域古老商业族群粟特人的安禄山、史思明起兵谋反。唐朝这次巨大内乱，不仅使唐朝开启了衰败历程，更彻底瓦解了唐朝对西域的控制。自此之后，西域重归西域人的西域。
如果对比以上这三个视角：我们可以推测出一个大概率的结论：怛罗斯之战——大食内乱——安史之乱的背后真正棋手就是以粟特人为代表的西域各族群。他们为了维护自身丝路中间商的核心利益，推动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并最终达成了其战略目标。【从这个角度而言，汉朝甘英敏锐的战略眼光的确值得称颂。而唐朝时的这个事件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丝路利益必须是沿路人民共同的利益时，利益实现才能稳定长久。丝路利益不能拉下任何沿线任一族人（因为他们或许无法实现锦上添花，但是绝对能做到坏你好事）】
我们回到唐朝当时的历史：
当时唐朝节度使制度形成的藩镇割据，国家军力布局内轻外重的巨大弊端，在唐玄宗时期就到了爆发的边缘。此时唐军在西域大败，开始失去对西域的有效控制，阿拉伯人在西域占据主动。阿拉伯帝国庞大疆域带来巨大市场规模，这个通商利益足够给商业民族粟特人巨大诱惑。因此阿拉伯帝国具备足以让粟特人中精英对此垂涎的重大利益。而如果手握重兵的安、史二人，面对兵力虚弱的唐朝中央腹地，发动突袭，起兵灭唐，并学习当年鲜卑人占领并主导中国北方，一统天下。那么丝路主导权、阿拉伯帝国庞大市场，以及唐朝本土华夏文明强大的生产能力，将大规模控制在粟特人主导的政权手中。这个利益规模横跨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其规模巨大到能动摇有巨大野心的安、史两人。也让他们两人能拉拢到足够多的胡汉将领参与叛变。
当然这只是作为逻辑推测的最可能原因。真正的历史事实如何，基本已经淹没在天地之间了。但安史之乱，事变从一开始就有大量汉人将领和军队参与叛乱，就证明这就是利益主导下的冲突，而非民族族群、文化原因发动的叛乱。这个叛乱虽然最终被唐朝镇压，但是它不仅仅削弱了盛唐国力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在根子上破坏了唐朝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胡汉联手控制西域，打通丝路，共享丝路利益的合作共识。利益冲突最终引向族群隔阂。这种隔阂这就让唐朝的河西走廊到西域整个地区，从原来游牧族群协助控制形成的安全区，让唐军和商队能无后顾之忧地通行，变成控制当地的游牧族群被唐朝政治集团大加怀疑，被隐隐认为是商路的最大威胁源。重整军备的西域都护府为了协助国内平叛，撤军回归中原，西域渐渐失守。大食帝国内乱后也逐步淡出西域，西域各族彻底消除了唐军及大食势力对西域的控制。而在唐朝内部，族群之间的隔阂不断发酵发展，河西走廊、长城防线就逐步由腹地变成了前沿。安史之乱带来的后果非常恶劣，这让胡汉深度联合分利的互信机制基本瓦解。这给后来的宋元历史营造出非常糟糕的地区战略环境。
从安史之乱直到新中国成立之间近一千二百多年历史，胡汉各族之间再也没有形成盛唐时期这般的联手攻略丝路的局面。从此在东亚华夏文明覆盖的区域内形成了恶性的族群竞争关系。汉人主导中原王朝，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丝路源头，得利了不会分润给游牧区各部族。于是各游牧部族要么攻占丝路要地开办收费站以自利，要么行武力威胁和抢劫来获得自己的利益份额，甚至索性颠覆汉族对中国的控制。
比如西夏就是占据了通往西域的丝路要地；而北宋给予辽的每年巨额‘岁币’，实质就是辽基于战略优势和武力为后盾对宋朝的丝路贸易利益进行强行分润。
安史之乱的危害不仅仅如此，由于胡汉联手的破灭，使得中原王朝对通过游牧民族控制的路上丝路，获得利益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产生了巨大忧虑。因此，唐后期开始试水海上丝路的贸易。到宋，尤其南宋海上丝路得到大发展。海船巨大的载量，以及海运对大量易碎瓷器的远距离运输相对陆路运输的显著优势，使得汉族政权通过海上丝路得到的海外利益不断增长。这就相对就导致路上丝路通道的重要性快速下降。安史之乱是华夏文明由陆上丝路时代向海上丝路时代转化的关键事件。
于是我们看到中原王朝的经济重心快速南移，海外贸易获利急剧增加，而北方游牧民族控制的陆路通道重要性不断下降，汉族利益集团日益将经济重心，和战略重心南迁，大量资源财富向南方集中。北方中原地带，就逐渐由华夏早期主要利益产出地区，逐渐转变为战略资源消耗地区。每年各种物资开始大量从南方漕运或其他方式转运到北方。随着海上贸易日益兴盛，汉族各大利益集团逐渐将北方，尤其路上丝路视作一种战略负担。对路上丝路都没有太大的战略决心去经营。这就是唐以后到清朝，汉族掌权的朝代，几乎不再涉足西域的重要原因。打通丝路是为了丝路利益，但丝路利益主要靠海路获得的就足够多了，那么花如此大代价攻略西域对国家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今天中国疆域里，长城防线以北，河西走廊以西及西藏等广袤国土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里那些游牧民族及广大的边疆少数民族对此是有大功的。
我们看到，随着汉族政权快速发展海上丝路贸易，在宋辽岁币显示的丝路利润分配结构里，必然是北方游牧民族占比的快速下降。于是占领江南，这个华夏新经济中心、以及海上丝路的源头就成为北方各游牧部族开始认真考虑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汉唐灭亡之后的两次大的分裂期，胡人为什么占据北方就满足了，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基本是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是路上丝路的始发地。控制北方就等于控制了丝路源头。而到了南宋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必须要突破长江南下，占领整个中国。核心原因就是不占领整个中国，游牧民族将被排斥出丝绸之路的大时代，被排除在（海上）丝路滚滚红利之外。丝路利益及分配结果是这些历史的核心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