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3日 星期二 阴
据统计显示，上海每年元旦的新生儿数量:
1990年1月1日，上海当天新出生2784人。
2000年1月1日，上海当天新出生1148人。
2010年1月1日，上海当天新出生380人。
2020年1月1日，上海当天新出生156。
今年元旦，你猜猜上海有多少新生儿?
2021年元旦，上海只有区区27个 新生儿，是1990年元旦的1/100。不过这个数据是上海籍的，不包括外地人在上海生孩子的数目。
统计数字真是触目惊心，由此看出当下的出生率断崖式下跌的状态。无怪乎有专家指出，以现在的出生率过一些年，上海的每个孩子都能上复旦大学，上海这是要后继无人了么?
其实不只是上海，公安部近期发布人口登记数据，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与上一年同期数据统计公布的1179万相比，下降了175.5万左右，而且新生儿出生率这几年在放开二胎的情况下一直在下滑。
而且这个数据已经低于2020年死亡人口，标志着中国自成立以来，首次人口进入负增长！而且近几年中国老龄化比例逐渐升高，去世人口数据绝对是不断上升，将来不想方设法提升新生儿出生率的话，这个负值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在妇产科工作了二十多年，工作之初遇到的是大量的妇女超生，她们为了生儿子到处躲着生，越穷越生，那时计划生育抓得严，有些妇女被强制送到医院人流、引产，那个时代的人们哭着喊着要生，总觉得多子多福，然而，在当时物质资源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也的确有必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为我们国家和人民走上富裕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今放开二胎了，原本以为产科会更加火爆，生孩子的妇女会大幅度上升，可惜的是想生二孩的大多是四十岁左右的，年纪大了不容易怀孕了，而正处于最佳生育年龄的年轻人却没有生二孩的意愿了，甚至很多丁克家庭出现了，连一胎都不愿意生了。农村大量找不到媳妇的光棍儿，城市大量找不合适的剩女，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好多医院、保健院产科的分娩量一直在下降，2020年生育率再创新低。
人口结构塌方，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新生婴儿不足，导致未来劳动人口不足，与之对应的是深度老龄社会的到来，社会养老压力几何倍数增长。
我们这个处于中年的人群更有养老危机，我们的父母一辈的养老有国家和我们儿女共同承担，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而我们十年、二十年后的自己和仍然健在的我们的父母养老又能够靠谁？一对夫妇能够养12个老人吗？而我们国家不可避免地进入老年化，国家又哪里有这么多养老资金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预计到2050年，那是我也70多岁了，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达到惊人的35.1%，平均每3人中就有1位老人，而我就是三人行中的老者了。那个时候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却越来越多。无论政府还是个人，赡养退休老人的压力都巨大。人口负增长加剧了老龄社会的困境，目前的养老金、护理和医疗制度或将难以为继。
我国很多地方面临人口困境，不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都面临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压力。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等，看上去人潮汹涌，但受育儿成本和新潮观念的影响，新生人口数据很不理想；曾经工业繁荣的东北三省，早已呈现人口负增长趋势，大量年轻人才外流。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都限制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生育的渴望，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现象。
随着人口持续负增长，城市边缘地区的空房、鬼城可能会越来越多。我在家乡做为扶贫干部下乡的那几年常常到大山里的贫困户家里去，在这些深山老林里除了年岁大的老人还住在老房子里，年轻人都到城里或外地打工、求学，若干年后，这些老人离开人世了，就只留下一栋栋老房子在深山里诉说着当年的故事。那时候，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个乡村已不复存在。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没有性趣，有很多到我们妇产科门诊来看病的女人往往是对性生活厌恶而来寻求治愈的良方，她们不愿意结婚，婚恋“低欲望”，生孩子更是“低欲望”，甚至还碰到一个女人千方百计找男方家族遗传病的证据，就是为自己不生育找理由。
这些年轻人甚至对金钱也不再热衷，不愿意承担房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没有欲望也没有追求。出生率持续下降，形成恶性循环，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消费萎缩。曾经盛行的“消费主义”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佛系”。
还看过一则报道，一个90后姑娘半年仅产生一罐垃圾，这当然是节约和环保，但也是年轻人生活极简，缺乏消费欲望的一种表现。现在好多年轻人只要有手机、电脑等就可以宅在家里不出门，针对年轻人消费的一些场所：酒吧、KTV等生意也渐渐也开始难做了。这样不能对消费市场的形成有效的刺激，对市场活力的贡献自然减少。
人口规模萎缩、人口结构老化、年轻人缺乏消费欲望也会拖累经济。新生力量薄弱，未来的年轻劳动力难以填补市场空缺。这就是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弊病。中国人最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认为不结婚生子是不孝。为什么会造成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呢？除了年轻人的“低欲望”外，还更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生得起，养不起”的生育焦虑持续存在，养育孩子、教育孩子的成本实在太昂贵了，一个孩子的培养费可能就占据了家庭1/3以上的经济收入，这叫年轻人如何敢多生呢？他们有了孩子，就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来教育，哪有闲心和时间来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呢？养育成本影响抑制着的生育意愿，许多中产阶层的中年人在“二胎”政策放开之初就坚决不生，避免因为生育而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且逐渐多元化的价值观让不婚、丁克等观念被更多人接受。
鼓励生育之路道阻且长。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估计年轻人的生育愿望也不高。看将来国家是否还出台更多鼓励生育政策，比如多生育后给予奖励，或者国家出钱扶养二胎、三胎等。然而，不管什么措施，都需要年轻人自觉自愿才行。我们也要看清我们面临的生育低谷还很难逾越。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和福利制度大多已经很完善，有高福利补贴生育抚养，还有高新技术弥补人力不足的缺陷。即便如此，却仍难以抵御人口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