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古代考个进士,突然感觉考个博士也没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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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人生有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笔者看来,前三样都不足为证,只有金榜题名方能称为人生的幸事,而且是最难实现的的人生目标。

所谓的“金榜题名”指的就是在科举考试中夺得进士的头衔,但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进士就是难以触及的天花板,能考个举人已经是祖坟墓冒青烟了。这里以清代为例,了解一下考一个进士有多大的难度?

一、清代科举的难度

从高低层次方面来说,科举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资格考试中的县试、府试此处省略),所得功名依次为生员、举人、贡士、进士。按清制,举人以上功名,可以获得做官的资格。

院试属于最低级别的考试,由各省学政主持。按照清代定制,学政在任三年期间,需要两次案临所辖地区各府,主持院试,录取秀才,然后主持岁试,考核官学生的学习情况,并选拔参加乡试的秀才。

乡试自顺治二年(1645)形成定制:正科以子、午、卯、辛年秋八月举行乡试,通俗地说,就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恩科、加科除外)。会试于丑、未、辰、戌年二月举行,即在乡试的次年。

从录取人数来看,乾隆时期,全国大概有200万考生参加院试,约有3万人可以获得生员的资格并参加乡试,其比例只有1.5%左右;乡试录取人数大致在1500名左右,其比例约为5%。

会试录取人数不定,最多时有400余名,而最少时不到100名。清代共开科112次,总共录取了27000多名进士,每科录取人数大致在240名左右。那么进士的录取比率大致在6%左右。

进士的录取比例表面上看不算太低,甚至比现今北大、清华的录取率还要高很多。可我们要知道,在参加殿试之前,考生首先要通过院试、乡试和会试这三关,那么难度就很大了。整体来看,进士的比例不到读书人的0.0001%,也就是万里挑一,因此可以说进士是名副其实的稀有动物。

二、参加科举的经济条件

清代科举在报考上的种种限制尚且不说,仅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那么,参加科举考试需要哪些费用呢?

参加科举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没有十年寒窗苦,哪来金榜题名时。实际上,一个孩童从启蒙到参加考试,需要经过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试想,一个普通的家庭在温饱尚且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还要贡献出一个成年劳力,其经济压力该有多大。

这仅仅是在生产方面而言,事实上,参加科举还有其他的直接费用。比如到县城、府城、省城、京城的来回路费、住宿吃饭费用,还有各种名义的担保费用,这些都不是普通人家可以负担的,除了举债之外别无他路,可在没有获取功名之前,又有谁会借债呢?

从清代进士的出身来看,真正出在寒门的仅仅是极少数,这个比例不会超过10%,绝大多数进士都拥有一个较好的家底。出身寒门的进士,不是父母铁了心要让儿子成才,就是他本人天赋异禀,半工半读,否则决难攀上科举的最高峰。

再者,科举之路异常艰辛,能一次性顺利通过院试、乡试、会试的少之又少,至少笔者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就是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也在会试中落榜,还有曾国藩也是考了多次才取得了秀才的功名。

从院试到会试,这中间就有九年的时间,如果在哪一个阶段蹉跎一下,就是十几甚至是数十年了。据统计,清代进士的平均中举年龄是28岁左右,这么长时间的应举,其经济负担可想而知。

三、家庭文化氛围

经济条件是参加科举的基础,但能否考中进士则主要取决于家庭的文化氛围。从清代进士的出身来看,大部分进士都出自书香门第,甚至很多都是官僚之家。

这也不难理解,父母如果是个文盲或是不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是很难教育孩子的。而孩童的启蒙教育尤其重要,官僚之家的孩子从小就聘请名师,或是亲自指导,他们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十分清楚,且在文章、诗词、八股文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这样便容易引导孩子使之获得正确的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

以曾国藩为例,他的祖父曾玉屏在世时,家庭条件算得上是一个小地主,正是有了经济基础,这才培养自己的儿子曾麟书参加科举。但因曾玉屏少有文化,无法亲自指导儿子读书。

加上曾麟书天赋也一般,他参加了16次院试才好不容易考得一个秀才,而仅仅是这个秀才,也让曾家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荣誉。到了曾国藩这一代,由于他父亲曾麟书有了科举的经历,因此曾国藩的科举之路相对要顺畅。

曾国藩5岁入私塾,于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当时虚岁25,算是早成大器的。可即便如此,曾国藩在院试中也受到几次挫折,最终才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李鸿章的情况也是大致如此,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才最终走上了进士之路。

当然,能否考生进士还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不过运气再不济,只要有锦绣文章,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家庭的文化氛围,才是制约读书人最关键的两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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