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将带领我们走向怎么样的未来？在 201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女性的世纪和她们的未来之眼”主题沙龙在单向空间阿那亚店举行。我们邀请了来自文学、新闻、影视、艺术、学术等领域的女性讲者——陆晔、郭爽、彭可、马李灵珊、于威，讲述她们的生命历程，分享她们的未来之眼。
在一个文学变为消费品的年代，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需要写些什么？最近入选单向街“水手计划”的作家郭爽，在演讲里里分享了在她作家生涯里三个最重要的故事。在她看来，写作是一种生命的共振。她的写作开始于对某个个体生命的共振，随后逐渐扩大到对于这个时代千万个人的生命的共振，最后把自己交托出去，在理解他人的时候把自己熔铸进去，记录生命的尊严和信念，写下生命必然的遗憾。这样的作品才能越过时间的障碍，抵达人真实的存在。
郭爽在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
写作是生命的共振
来之前，我多少有些不安。一个写作的人，要站着说话，而不是坐着写作，多少都会有些不自在，觉得不是自己擅长的事。单向街的朋友说，希望我能讲一讲自己的写作、一路的成长变化，我觉得，就讲几个跟自己写作有关的小故事吧。写作者，无论他的写作中故事占多少比例，或者他还是不是在讲故事，他起码要懂得故事。故事是最古老的符码，里面有文学这门古老艺术的秘密。所以，我就从自己的故事讲起。
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现场
七年前，我在报社做编辑。虽然不用打卡、朝九晚五，但也是个普通上班族。一个晚上，七八点，我下班从报社离开，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前面路边，有个送外卖的男孩趴在自行车龙头上哭。他哭得实在是太大声了，行人都扭头、扭转身子看他，但没有人停步。他的自行车旁边是打翻一地的盒饭，大概有二十盒。我跟路人一样，脚步不停，直直往地铁口的方向前进。他的哭声一直在我身后响起。我没有停下来，可是忘不掉他。回到家，我写了一篇叫《阿梅》的故事。故事里，阿梅和阿辉是在快餐店打工的外来年轻人，两人相好，谈着年轻人的恋爱。阿梅照顾铺面，阿辉负责送外卖。一天傍晚，阿辉被车撞了，打翻了四十盒外卖，他趴在街头哭起来。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而他看起来还没有十八岁。在故事的结尾，我这么写：
她急得快要掉眼泪，脚步快得不能再快——不用她刻意找，就在路边上，阿辉扶着自行车不动，快餐盒撞翻一地。阿梅看了看，至少有 20 盒，应该是公司订餐。她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走近，但阿辉突然嚎哭起来。抽泣的背影看起来瘦小极了，他一定没有 20 岁。在寺右新马路的夜色里，汽车一辆一辆从他们身边碾过，没有人在意。
那时我在广州的新快报有一个每周一次的专栏，写广州街头发生的小故事。写这篇叫《阿梅》的故事时，第一次有写不完的感觉。我没有办法在一千字的篇幅里为这两个人画下句点。于是我在文章最后打了括号，写了“未完待续”。交稿时，编辑跟我说，还未完待续，别未完了。我觉得很失落，也觉得不能困死在专栏里。虽然那个时候，写专栏就是最主流的一种文字产品。
接着我又写了几个故事，从故事的标题就能看出我的想法开始起变化了。《黄伯很快就要八十岁》，讲广州老伯没钱看病，趁老伴出去买菜跳楼自杀的事；《妈妈不会说普通话》，讲外来的白领带妈妈去医院看病，妈妈因不会说普通话无法跟医生沟通而羞愧哭泣；《停电时分》，讲住在城中村的年轻夫妻，因突然的停电导致关系的紧张。这些故事像一幅幅速写，记录下 25-27 岁时的我，一个在广州生活的外来年轻人，在这个混乱又生机勃勃的大城市里感受到的生活局部。那时我大学毕业，在广州生活了四年，还有局外人的新鲜和陌生感，但同时也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我本能地记下这些，跟我一样的年轻人在大城市生活里的困顿。他们都在某个瞬间击中了我，让我共振，让我觉得必须要把他们写下来。
就这样写着个体的、孤独的故事，但很快，我就接触到了更大的、更广阔的真实。
我们活在一种逃无可逃的现实里
2008 年雪灾时，我是困在广州火车站站前广场的上百万个人头中的一个。气温在零度上下，地面是湿的，因为一直下着不能成雪的雨。非常非常的冷。我跟男朋友两人去送站，一无所知就挤进了人群中。实在是太挤了，我大衣上的扣子挤掉了，棉花从扣眼里漏了出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进站口，更不要说送人上车了。那是春节前夕，湖南大学压断了电线、中断了铁路客运，可是珠三角打工的人并没有放弃回家过年的念头。人滞留在广场上等待，觉得总有机会可以挤上车，就能回家过年。要让中国人放弃回家过年这件事，实在太难了。灰头土脸地回到出租屋里，我开始想：我们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当时的传媒还在鼎盛时期，有大量的图片、报道记录下了局部的真实，拼凑起来，我们了解了自己的身边正在发生什么。我至今记得看到的一句话，出自一篇报道：一个打工家庭，四口人，在站前广场呆了 24 小时，只前进了 100 米。跟几十万人头挤在一起，身体与身体之间没有缝隙，几十万颗心同时在跳动，只能抬头看雨。这样的一天过去后，这样巨大的共振之后，我感受到了个体存在对时代的讽刺。但要写这个故事，我想先讽刺自己。
2008 年广州火车站
我写了《春运 2008》，一个记者通过关系买到了春运火车票，他带着登山级别的装备去火车站，觉得自己那点关系，肯定能上车。结果失败了。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
7 点过了，进站的闸没有开过。车票有有效期，只要能进到站，他想。9 点了，还是没有开闸。又冷又困，他抱着背包在塑料凳上睡着了。梦中突然一阵喧哗，他被人推搡着倒地，睁开眼，千军万马嘶喊着朝打开的铁闸奔去。他想起来，却被不停地踩到、推倒，等爬起来时，铁闸已经关上了。短暂的几分钟，就像从没有打开过。夜色中“广州站”三个红色的字，就像大型船尾即将沉没的灯火。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就活在一种逃无可逃的现实里。要闭着眼睛装睡，还是睁开了眼睛也不害怕黑？后来，在我开始认真的写作后，始终在意人的尊严、信念，如果现实世界里没有，那么作家需要用笔去搭建出来。
从生活、从写作的意义上，都可以说：广州塑造了我。而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对生活、对人的困境无法视而不见，虽然痛苦但也要说出，要去找到能安慰人心的力量。
2014 年，我拿到博世基金会的创作奖学金，要去德国做田野调查和写作。但其实我的生活和写作都处于一种困顿之中。
2008 年雪灾中的火车站
我已经聪明而顺服地活得太久了。这聪明部分取决于智力，部分取决于面对主流时的胆怯。人生浓缩为正确而毫无用处的简历。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以及，情感与婚姻。这些游戏关卡自然会给你奖励，通过了就会天降金币。这样的活法会让你在一个陌生城市里有尊严，虽然这尊严也是虚妄。或者有自信，因为走在街上十个人有九个都跟你怀揣着同样的痛苦或理想。只是，你从此就变成了九个人中的一个。
我并没有能力看清这些。并不比九个人中的其他八个更聪明。但我真的厌弃这一套了。厌弃这十年里的某个自我。它们过于真实了。每个细部都从属于这个真实世界的一个链条，因此也随时可以被这个真实世界夺走。
我写得越多，越多的文字就在电脑屏幕上凝结，最后都变成一句话，一遍遍敲打我的脑袋：你，你，你是谁？
谁才是那个真正可以承受失去的人？
2015 年 2 月第一次去德国，从南到北，采访、取材，这些都是我被训练多年掌握的技能。可是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去写这本书，也不知道怎么在这个世界中安放我的位置。
直到我遇见特蕾莎。她是我在德国第一个能称之为朋友的人。她从未离开家乡，而她的家族已经在那个小镇居住了五百年。安定、美满，生儿育女的平静一生，是我初识她时的想象。而她也对我表现出巨大的善意和好奇。遇见她后，我突然明白自己一直在躲避生活的真相。我那么努力地去性别写作，至少也是不强调性别的写作，骨子里是对我所选择的生活的不安。她让我对自己的生活一直以来埋藏的怀疑浮现出来——如果我从没有离开父母身边，归顺于我出生时的身份，我，会过得更好吗？特蕾莎对我任性的生活充满向往，但也会问我——你为什么要离家那么远？我不在乎地说，大概我还不确定什么是失去。
德国小镇
我们没有说，但心里明白，我们就是对方遗失的部分自我。
2015 年 9 月我再度到达德国时，跟特蕾莎联系。电话里， 我们聊得很开心，但电话最后我问候她先生时，她突然说，其实我眼见的美满生活并不存在，我走后没多久，她就离了婚、独自抚养女儿。我的痛苦无以复加。我那么愿意相信，她是快乐的。但事实却是，理想的生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并没有因为顺服，生活就对她更加仁慈。我非常担心在那样一个保守传统的小镇，她如何继续生活。电话最后，我情绪失控，只能反复说一句话，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无论发生什么，也要照顾好自己。但特蕾莎却平静，她的声音虽也哽咽了，但仍跟我说，她虽然失去了很多，但自己仍是幸运的。
我们之间，谁才是那个真正可以承受失去的人？
我决定要为她写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关于我一直以来在逃避的主题。创作者都有自己的主题，但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本能地在回避它。直到有一天发现，你必须将自己交出，把自己熔铸在别的灵魂里，才能真正解脱。
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愚蠢。当她为我一意孤行的旅途而担忧时，我懂得什么？当她说最喜欢的故事是《幸运的汉斯》时，我又能了解什么？压在她身上真正的负累，我根本无从了解。哪怕是此刻，面对生活整个的巨大与未知，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们乘小船远去的那天，谁往河流里扔了石头。谁把脚伸进河水里。又是谁把耳朵贴在船身上，听河流拍打、撞击着我们的世界。
每一代、每一个写作者的努力，
都是为了越过时间的障碍，抵达人存在的真实
很多时候，细微但幽深的情感给人带来真正的改变。对我来说，进入一个陌生人的生命内部，触摸到跟自己同样的笑和泪，让我震撼而变得勇敢。生命本身的尊严、坚韧，就在这些随时可能擦肩而过、默默无闻的人身上，日复一日上演。
我必须写下这些。写下这些人和人之间真正的相通和理解，写下这些我们的能与不能，生命必然的缺憾。
就这样，我慢慢找到了一个写作者的声音。它来自专注地凝视、安静地倾听、诚恳地追问。守护这个声音，需要巨大的耐心。而守护住它，你就进入了时间的河流。
今天，我们都在喧嚣里写作，写作者们焦虑自己的写作是否拥有未来。那么未来是什么呢？我觉得，写作的未来与过去紧密相连。我迷恋朱利安·巴恩斯说的一个意象，他觉得文学史并非直线、代代相承，而像一张大圆桌，各个世纪的作家围坐桌边，有进有出。但丁、莎士比亚、李白、杜甫、卡夫卡等目前仍未离场，坏笑着时不时瞟一眼门口，想看看下一个破门而入的家伙长什么样，有怎样的音色和脾性、能坐多久。
踏入时间的河流，写作者在里面辨认人类的来路和去路，在传统里发现个人才能，再把目光投向未来。从观察和体认现实，到重构和创造真实，每一代、每一个写作者的努力，都是为了越过时间的障碍，抵达人存在的真实。
对我来说，写作是生命的共振，是每一个写作者去用心去感知别的心、重新塑造自己生命的过程。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条道路漫长、艰辛，但走着走着，我们拥有了全新的世界，同时，我们也听见古老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