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平⊙
梅花草堂主人
到了昆山不登玉峰就像到了杭州不游西湖，难免会令人有一种如入宝山空手而还的怅憾之情，这无论在古代或当代的游客中都已成为一种共识。这座位于两条繁华大街交界点的山峰迄古至今一直是当地士民的骄傲。既醒目又儒雅，仿佛一首诗的标题或盖在山水长卷上的一方鲜红印讫。虽说它的主峰不过百米左右，但历史上文化上的高度又岂是物质的计绘工具所能测量？那里有历经劫难留存下来的古刹、道观、碑刻、泉井、楼阁亭台。刘过、归有光的墓葬。陶澍的林迹亭。宋代高僧冲邈的翠微阁。清代刑部尚书徐乾学接待过康熙皇帝的私家花园遂园。顾玄武纪念馆。归庄的手刻以及元代名士顾阿瑛亲植的那一丛至今春意盎然的并蒂莲。这张清单上甚至还没包括龚自珍的羽琌山庄和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陈眉公隐居多年的宝颜堂。作为长江南岸争先恐后大打文化牌的那一大批新兴旅游城市之一，这样丰富的历史遗产真称得上是得天独厚。尤其是在一步步逼进世纪末的今天，一个外地游客只要他愿意从当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夜生活中脱出身来，蓦然回首，就意味着他脚上铮亮、豪华的皮鞋一不小心就会踏到一段史迹或一个典故。
精干、黝黑、大腹便便的台湾客商是这里生活中的一大特色，并且总是与投资和娱乐活动联系在一起。街道上到处都是衣着光鲜、气度轩昂的行人还有名车。女士们从商厦匆匆出来，手上珠光宝气，一边走一边打电话。或者娇滴滴倚在马路两边鳞次栉比的专卖店精品屋的柜台上——以老板或二奶的身份——看书听评弹。从那里装饰得如同新潮杂志封面一样漂亮的玻璃店门望出去，玉峰文笔峰上的夕阳该已是凄迷朦胧的一副景像了吧——在这南方初冬忧郁的薄暮。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到四百年前，此刻应该已是梅花草堂主人晚饭后散步的固定时间。当时他的双眼因父亲张维翰猝亡所引发的长久恸哭，加上灯火寒窗几十年的功名事业已几近失明，因此每天出门除了以杖代目，还不得不由继子张桐搀扶着才能踽踽而行。想像网络时代的商业女性正期待阔绰顾客光临的目光中出现这样一位寒碜老者是相当滑稽的。但只要她们了解这位自号病居士的明代儒生曾经是昆山历史文化的见证人和书写者之一，并且将与玉峰（现名亭林公园）、昆石、项脊轩、抗清伟业、台商投资开发区、昆剧艺术以及距此不远的旅游胜地周庄等作为这座城市的骄傲性标志并垂不朽，想必她们浓妆艳抹，展示开放时代无限风光的俏脸上立刻就会回嗔作喜。真的，谁又能断言她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呢？同样，谁也无法保证她们中的某一位不就是张的后辈。当然，在重修于一九九三年的新版《昆山县志》人物传中，我们将不无悲哀地发现，这个名字已被慷慨地奢侈地省略了——出于某种功利与盲目，以及对文学的蔑视。无独有偶，在半个世纪以来所出版的任何一部文学史上，你也休想读到这个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大放异彩的寂寞者哪怕一丁点儿事迹。
张大复散步的终点通常是位于玉峰山脚的半山桥，而起点就是他的梅花草堂，也即现今县城第一中学附近的某条小巷。明朝万历年间它的地名叫兴贤里片玉坊。草堂西侧自北宋起一直是县儒学的所在地，而门前不远处筑于一五三七年，作为昆山砖城六大城门之一的丽泽门隆然在望。紧接着的是现为朝阳中路的朝阳门。在张一生的大多数时间内，除了著述、设馆、作幕、出游，他时常喜欢闲坐城墙上消磨似乎漫无边际的人生光阴，或赏月沐日，神游千古，或呼朋引友，扪虱而谈。这些闻见与冥思全都被纪录在他的那部名叫《梅花草堂笔谈》的书中。此外，昆曲的渊薮，同时代著名人物的言行，里中风土，灾荒与兵寇，朝庭政纲，水利沿革以及复社的兴起与发展，也构成了这部私人笔记无以替代的显著特色。
如果我们对张死后由钱谦益撰写的墓志铭中的纪年不持异议，那么崇祯三年的七月二十九日是这位命途多舛的吴中才子在世的最后日期。七十七岁的生命期限在古代文人中尽管已算得上高寿，但考虑到其中有将近一半时间他是作为一名贫病交加的盲人作家度过的，就不得不让人为之黯然伤神。同样令人不平的还有他身后的寂寞遭遇。在此后至清末长达三百年的文学发展与演变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记起他或谈论他，仿佛他的才华、思想、情操、品质，都已经随同他的肉体被深深埋葬在玉峰沧桑的残山剩水之下。他二十世纪的第一位知音是他的乡邻常熟人钱钟书，当时年少气盛的钱看到时人沈启元的《近代散文钞》，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书在论及明末散文时均对张的杰出成就置若罔闻，出于某种路见不平或书生意气，站出来独秉异议，将《梅花堂草堂笔谈》与张岱的《陶庵梦忆》相提并论，隐然视作晚明散文两座奇峰。并坦然直言：“此人外界称道的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此后施蛰存在其主编《中国珍本文学丛书》第一辑中迅速列入了张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对此作出的一种含蓄的呼应与回响。尽管这对张的不幸命运不能带来多少改变，但这个饱学儒生沧桑的音容谈笑总算因此在文学殿堂的回音壁上留下了断断续续的回声。是的，淡泊与低调有时仿佛真成了无能的某种代名词，就像谦逊往往被视作平庸的另外一种意思一样。任何时代的作品与知名度看来都离不开炒作。如果当时张能象小他几岁的袁中郎那样热衷于奇谈造势，或者仿效他的苏州老乡张幼于整天身穿戏服，头戴荷叶高帽招摇过市，惊世骇俗，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有关他的一切就不会是现在这么一个样子。当然，应该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他的寿限能够延长或清兵提早几年打进来，他操持兵器，甚至就是手中的拐杖，与同邑的顾玄武、归庄等人啸聚在昆山城楼，摇旗呐喊。这样的话，我敢担保，在国家的文学史以及当地的县志里，我们肯定又会读到一位大义不屈、可歌可泣的伟大作家兼民族英雄。
一封明人信札中写着这样简约深情的文字：“读张元长先世事略，天下有真文章矣”“吾将约元长坐青丘片石，各陈怀抱也”。写作者与阅读者分别是南昌的汤显祖和常熟的钱牧斋。时间大约为公元一六一二年的初秋。当时张大复正应常州推官王又新之邀在王衙署担任幕僚一职，尽管双目已然全盲，钦慕他道德文章的人看来仍然不少。王与钱同时也是他与汤显祖之间数十年友情的媒介者与见证者。而隐现在信笺背后的是一个有关吴江才女俞三娘的凄婉故事。明朝万历末年汤的名气应该已经如日中天，其代表作玉茗堂四梦作为对昆曲艺术径蹊别通的继承与发展，在朝野上下均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全国各地上演着他的新戏《牡丹亭》，包括他的文学敌人王元美的家庭戏班子。其间有一女性追星族竟因酷嗜此书缠绵病榻，临终前松开的纤纤小手中滑落的正是此剧的初版戏本，而且“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这条为后世戏曲研究者奉若至宝的史料最初由张记录在他的笔记里。当汤在千里之外的临川闻知此事，并收到作为该女母亲朋友的张托福建人谢耳伯辗转带到的此书的副本，心中的感慨与知恩，我们完全可以从他作于是年的《哭娄江女子两首》的序文中间接了解到。
诸若此类的佚闻与史料在张的笔记中随处可见，令阅读者时常有古玩收藏者在寻找人家的灶上篱间无意中发现宋窑明瓷那样的惊喜之情。梁辰鱼排戏喜欢“设广床大案，西向坐，而序列之，两两三三，迭传叠和”。西湖快雪堂在冯时敏死后依然供着他的神位。钱谦益中举那年身穿一件破旧青衫，见年稍长者即执后辈礼，丝毫没有想像中少年得意的新贵矜色。而陈眉公每次过访草堂总是表现得如同哲学家般严肃，并对张一次次重复“大地一梨园耳，伶人演戏，先离后合；人生不然，先合后离”这句仿佛偈语般的清言。这些资料在后世文人的笔记中辗转抄引，被认为弥足珍贵。却不大有人愿意记得它的原始作者——一个名叫张大复的双目失明的老人，每天深夜料理家计后他躺在病床上一边咳嗽一边口述，并由家人或书僮记录下来。其余如昆曲创始人魏良辅的生平。苏州万历年间的十余次水灾与蝗灾。吴中社团运动的由起。董西厢的传世经过。王弇州为父申冤的详情。赵艺风与时大彬的壶艺。李贽佚诗。屑隆禅语。徐文长少年细行。吴中藏书家的名录与风格。当这些十六世纪后期江南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珍贵镜头，以传记片的样式出现在今天读者的视觉屏幕上，纯粹的纪实风格，朴实、冷峻、简约，仿佛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是真实的历史的复制品和录音磁带，或报纸头版消息和国家电视台正在现场报道中的新闻。
对生活本质的提示与顿悟也是梅花草堂主人日常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虽说颇惮心力，张仍然乐此不疲。“九十日春光，半消风雨中，春光正自佳，笑世人不能领取耳。”“焚香啜茗，自是吴中人习气，雨窗却不可少。”当他在梅花草堂的草草杯盘，昏昏灯火间与他的朋友们交流生活艺术心得的大约四百年后，我正于同样的暮春风雨中行走在他家旧址附近的白马径路上，目的当然是为了寻访到哪怕一丁点儿有关他的线索与遗迹，为写作这篇文字作材料方面尽可能充足的准备。我的第一次昆山之行现在回想起来简直鲁莽得近乎有点可笑，既无县史专家指点也无当地熟人陪同，唯一的倚仗是张笔记里偶然提到的几个具体地名：驷马关、土山、兴贤里，还有丽泽门与片玉坊。我买来各种昆山地图及新旧县志加以分析推断，大致得出当年有吴中文学俱乐部之誉的梅花草堂的遗址即为现今震川南路中山路交界一带的结论。说起来这项工作应该并不十分难做，但考虑到我情有独钟的对象毕竟是明代后期当地一位普通文士，贫病交加，穷愁潦倒，以至享有一篇简短传记的荣誉都被最新出版的县志所褫夺。既然如此，我想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震川路侧原先应该是一条曲水流觞的清澈内河，当年张大复的私人游船息舫就斜斜泊在那里。每逢春秋佳日他喜欢在朋友王孟夙、陆子玄等的陪同下乘兴出游，最远的一次甚至还到过北京。而他曾经请王仲方绘像，听梁伯龙孙梁雪士唱曲的丽泽门外的那方雅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现在的地名应该叫做化工新村。
作为梅花草堂的座上佳宾，陈继儒与归子慕自年轻时候与张慕名结识起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这两人一个是《明史》隐逸传里的高士，一个是当地先贤归有光的儿子。如果你有幸于万历末年慕名来这儿登门拜访，说不定还会遇上冯梦祯、张凤翼、徐霞客、李长蘅 等文学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统计该地的文化名人一直是令县统计局的官员们感到头痛的事情，因此当我初抵昆山的那个晚上在街头漫步，我的文学幻想常使我产生在夜总会的迪吧里碰上袁宏道，或者与屠赤水或江进之在娄江边的清静酒家偶然相遇喝上一杯的奇异感觉。而白天的一切看来总是属于现实。和熙春阳中的县城到处是广告、商品、打桩机和显示科技时代特征的种种迹象。当年张家门前的禁严城墙早在一九二二年就被推倒筑路，娄江上运送外贸产品的货轮喷吐的白烟也模糊了王周臣笔下的鳜鱼白鹭。当我在购书时向模样文气的女店员询问梅花草堂主人，脸上的惊愕表情就象我向她打听的是一位外星人物。而张时常散步小憩的玉峰，如果现在你想要进去凭吊一番，光门票就得花上二十块钱。
根据张大复嗣孙张安淳在笔谈刊刻记中的回忆及其它零星记录，梅花草堂原先共有屋七间。面山临水，风光如绣。东接兴贤里，西边紧邻县儒学。昆山的建筑样式带有明显泥砖混合，窗户高大，檐角作对称式向两头飞翘的苏南风格。笔谈中反复出现的所谓苏斋、息庵、闻雁斋、梅花草堂云云，指的其实就是这处由张大复曾祖张唐文手创的微薄家产。在整个漫长的一生中，张一直蜗居在这里靠著述与梦想打发日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块处一室，梦游千古，以此终其身。”今天昆山一中戴MP3耳机听摇滚音乐的学生不知道他们学校厕所的位置上原先曾住着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同样，昆山市的绝大多数市民包括县志办的某些先生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先人中的那位名叫张云长的残疾作家，他的精神、才华、一生的伤痛，以及道德文章对于明代文学的意义。汤显祖曾经将张大复的散文尊为“近吴之文得为龙者。”钱牧斋在回忆自己年轻时候有关张的印像时也说“其为文空明骀荡，汪洋漫衍，极其意之所之，而卒不诡于矩度，吴中才笔之士，莫敢以雁行进者。”就算我们在阅读时略存小人之心——考虑到评论者与他之间的友情关系——打一个折扣，他的著作本身也足以令所有怀疑他才华的人一下打消心头的疑虑。事情也许有时候正是这样阴差阳错，尽管在狂言放诞、文风夸饰的晚明文坛张只是一名尽量保持低调的边缘作家，但在几百年后今天的我们看来，他的文学风格与叙述是显得多么朴素、深刻而大气！一个真实得让人几乎触手可及的世界——前辈风貌、邻里纷争、科举弊端、边将战事、郡守操行、名人嘴脸，加上政界黑幕、制度缺陷和百姓生活，这一切都通过他传神的文笔被尖锐而残酷地记录下来。
康熙版的《昆山县志稿》直到今天仍然堪称收集张的事迹最详最确的一部志书。该书为我们详尽描绘出张出生时的家庭文化背景以及一身惊人学问的来源——父亲张维翰的悉心传授。他的塾师同里名士金思斋后来回忆往事时，也总爱说自十岁起张的论语功底事实上已经可以反过来做他的老师。十二岁不到张就开始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寒门士子——实现人生梦想唯一阶梯的举业课程。估计那时张父私下里已经向他痛说革命家史，将张家祖辈五代尽毕生心力参与科考，结果无不以失败告终的惨痛秘密和盘托出。家族的不幸以及屈辱想必在令少年张大复悲哀与震惊的同时，也禁不住使他须眉贲张，雄心顿起，暗暗发誓要将举业进行到底。在祖先梦想的废墟上建造起新的理想大厦，看来已是摆在张一生面前义无反顾的选择。好在他的天赋以及超众的勤奋令他得力不少。十七岁与同学王伯符就试荆溪时，其文章声名已经在吴地远播。那时他除了对汉唐经史深有研究，还让父亲陪同着先后拜访了江南一带的名公硕儒。好多人对他数年后取富贵功名如探囊取物一事不抱任何怀疑，包括他的家人、亲戚、朋友，还有当时的昆山知县程省吾与苏州学使陈晋卿。曾成功预测当朝首辅申时行崛起以至声名显赫的阊门相士李鬼眼，在偶然场合下也曾与张见过一面。当张父令张向李行跪，李却忙不迭站起来——这通常是对贵人的礼敬——死活不肯接受，并以八字判语作为他对这位势头正猛的吴中才子未来命运的预卜：“耳白过面，名满州县”。
张大复为自己制定的人生目标是二十岁以前中举，然而曾与他祖辈开过不少玩笑的命运又一次乖戾暴虐，以至到了三十四岁那年，才勉强考中秀才，算是有资格穿上了那件浸染张家数代人辛酸泪水的青衫。可以想见他当时的落暮情怀与焦急心态。“刚肠难忍英雄泪，死地谁堪儿女怜？”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到。他甚至一反往常的澹定与理性慌不择路地跑到同邑周长蘅家里去扶乩，企盼上苍能指示他功名到手的具体时间。回到家中，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等着他，他的慈父张维翰终因一生功名事业的困顿加上操持家政的居大不易，于几个月后突然撒手西去。这对年轻的张来说不仅只是难以忍受的情感伤痛，还意味着他的处世面目从此将面临某种重新设计与确认——从后台到前台——从一个不识薪炊为何物的纯粹书生，变成类似他爱读的小说《水浒传》里的宋江那样的一家之主。一首流传于同时略晚的打油诗曾曲尽其妙地形容过这中间不无尴尬的转型过程：“酒剑诗书琴棋画，当年件件不离它。如今七事都改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于是就有了散见笔谈各处的那些有关作幕与授馆的频繁记录——作为唯一的途径——在古代知识分子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这极端对立的人生格局中。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张的迂腐和书生意气似乎并没有给他新的世俗人生带来什么不便，相反，他飞扬的才情与澹渊的学识，加上谦和的君子作风，使他在对付这些来自现实世界的挑战时，非但没有捉襟见肘，反而更显得象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远近诗礼人家争相以重金延聘，朝中大臣顾升伯甚至还专门为他修筑了飞鸿亭，将他请到京城设馆课儿。更让人为之鼓舞的是，即使在这样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下，张仍然对功名与科举怀有持久的热情，每年春秋两季他坚持参加郡试，并愈来愈显得得心应手。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后来那场意外的病变瞬间改变了他的一生——以至不得不放弃举业——从而令张家祖辈六代的梦想与努力毁于一旦。很有可能，他在除新版县志外的历代昆山志书中的位置将不仅仅作为著名文学作家，而应该列入先贤甚至名宦。
有关张大复双目失明的起因与过程历来众说纷纭，比较权威的有四库全书所说的“父殁哀毁”，但这显然是对钱牧益墓志所谓“又以哭父丧明”一语的承藉与沿讹。钱仲联在其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里又有“晚年丧明”一说，想来应该出自杜撰。相比之下汤显祖《张氏纪略序》中说张“母子之间，徒以声相闻者十四年”不失为一条重要线索。因为只要我们稍加考证，就可知道张母辞世的确凿日期为万历三十四年，如果以此倒溯十四年那就是万历二十二年（公元一五九二年）。从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也是比较接近事情真相的一种说法。事实上张对自己所不幸遭遇的这一天降奇祸的过程在笔谈里也一直有着零零星星的记录，如果读者在时序和语气上细加辨析，应该不难得出可靠的结论。事情的起因缘于一五九三年县城一场奢靡的民间灯会，当时虚龄刚满四十的张正应聘在乡绅周元裕府上担任家庭教师。“四月一十六日夜，里社送神，观焉，眼迷炬，翌日发肿”。二十天后的五月六日是明代士子一年一度的春季考试日期，由于那次苏州学使饶先生亲临昆山督学，显得异常隆重，自觉病情略有好转的张自然不肯放弃这难得的机会，于是勉力前往。想不到刚走进考场，“甫就位，不辨天日，岂非数哉！”这场意外发生的悲剧所带给张以及他全家的沉重打击应该不难想像，笔谈里有他记叙当时两个好心的县衙差役将他搀扶回家，与亲人相见时的凄然情景，“归至草堂，先母忧惶，不知所措，先世长（张弟）从外入，面予无言。先叔父多好言相慰藉，予尔时已不复作全人想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而言，张那时所患的大约是今天青光眼、白内障一类的常见眼病，尽管远非绝症，却令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伟大的中医束手无策。所幸当时他尚并非全盲，此后多年仅凭眼角的一线微弱余光，他仍然坚持著述与挣钱养家。直到公元一六九年自称眼病专家的江湖游医铁鞋道人将他的视力进一步损坏，而张为此甚至还付出典卖掉祖传的字画与良田作为酬金的惨重代价。妻亡母丧。剧贫。愤世嫉俗。寇乱与水灾。这一切再加上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他心爱的弟弟张世长的猝亡，终于使他的双眼在那年秋天彻底失去了光明。（根据《梅花草堂笔谈》中《捉月》《病眼》《谐虎林》《病甚》《三花五子方》《春》《景物》《赵御史》《淳化帖》等篇综述）
四十岁以后张大复就这样渐渐进入了他一生中漫长的黑暗时代。盲杖。笔砚。清淡与冥思，加上继子张桐瘦削的肩膀，对他来说几乎已成为生活的全部。白天大多时间他在梅花草堂默坐，构思，晚间除了口述著作，还要为日益窘迫的生计问题焦头烂额。更为残酷的是，当时他身体的许多部位似乎都已经出现了问题。二十五岁在外祖父家的大树斋寒灯苦读时患上心脏病，随后是慢性肾炎与肠风，中年开始又是便血症、脚气、牙周炎，还有一年中要反复发作几次的肺炎、偏头痛与伤寒。老年以后这张病单上也许还要加上血脱与轻度中风。如果把这位自号病居士的老人一生的病历搜集起来，其厚度应该不比他几十万字的《梅花草堂笔谈》逊色多少。将人世的种种不幸全都集中在这样一位温良谦和的道德君子身上——命运的暴戾与不公——我该如何形容？我又能如何形容？然而，正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张除了通过口述完成笔谈一书，另有《嘘云轩文字》《昆山人物传》《昆山名宦传》《张氏先世纪略》等深为当世儒林所钦服的著作。因此梅花草堂许多年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类似苏东坡黄州谪所、张志和舴艋舟，或张的乡邻兼精神导师归有光项脊轩那样的精神圣殿。这就是为什么，前不久当我再度抵达昆山寻访，在书店看到一个新派学者在其所著《堕落时代》一书中对张信口雌黄，产生的强烈反应竟然令我自己都觉得意外。这本书里有一章专门谈到了张大复，种种迹象表明作者非但对张的生平缺乏了解，而且连文本本身也几乎没有接触，仅凭《梅花草堂笔谈》书前张的一篇亦谑亦嘲的自序东拉西扯，任意发挥。尤为令我不满的是作者竟将一生中深受病魔摧残的张强判为附庸风雅而装病，又是“张大复把善病当作人生一件幸运事”，又是“病，成了最有力的借口，生活中最好的挡箭牌”。他甚至连张生命的将近一半是在黑暗中度过的这一不幸事实也不知道，从而将一个较晚年陈寅洛还要潦倒的盲眼书生，硬说成是写《去吴七牍》的袁中郎，或鲁迅先生在《病余杂谈》里嘲讽过的那种风雅人物。看着一生倒霉的梅花草堂主人死后多年还要为人曲解攻讦，那感觉确实特别的令人感到同情与不平。
我第二次抵达昆山恰逢周末度假高潮，好不容易才在距亭林公园不远处的某部队招待所弄到了一个房间。张大复在笔谈中偶尔也谈到过兵事。一六一三年无锡潘葑一带的盐贩子突然为争抢地盘竟相残杀，四野乡民争往城中避乱，“守城卒捍之，蹂践益不可止。卒亦乘机相煽，暴劫民家，……舟乱于河，尸横于道”。经张事后确认的具体数目为“死者不下二百余人”。这样荒唐的事实在煌煌大义的《明史》中（即便是满清人修缮的）当然你是读不到的。在另一则笔记里张谈到万历中期朝廷的西北绥边政策，“大要调抚守战三者权衡”。当时政府主战派中嗓门最高的要数兵部侍郎王敬所，这家伙经常喜欢以一种夸张的、突然袭击的方式将预定的答案强加给他的朝中同事。“子谓夷人不可杀耶？”王这样问，尚未待人家反应过来，“王瞠目而摇首曰：夷可杀也”，以此显得他自己比别人高明。还有嘉靖末年为骚扰吴中的日本海寇俘获的两位苏州名士张仲起与龚瑞周，倭寇头目命令他们挑担作伕，“张担而龚不忍”。后来侥幸脱逃后两人都当上了官，“龚偃蹇仕途，终杞县令”，张却一帆风顺，前途青云。当然，在记述这些同时代人物的言行事迹时，张照例不加任何评判与议论——一种纯粹的新闻手法——类似于同时嘉兴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这也是他的作品被认为具有史料价值的最有力的证明。
招待所对面就是三联书店昆山分销店，店堂明亮，环境清雅，完全符合我想象中这座著名文化县城所应有的气象。坐在那里二楼靠窗的吧椅上品茗执卷，随意翻阅，或闲闲眺望不远处正沐浴在冬日阳光温馨拂熙中的玉峰，我真想能够与谁谈谈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以及他瓢饮蕈食、贫病交加的晚年生活。但在以经济工作为重点的二十世纪末的昆山，至少目前看来这还只是一种奢望。何况我在当地又没有什么朋友。张大复拥有朋友的数量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财富与骄傲。尽管当时缺乏现代化的传媒工具，他的博学与勤勉学风却仍然遍闻大江南北，包括沈汀州、刘中翰、苏石水、工部尚书吴兹勉、兵部庞公等政界人士在内的朝野舆论对他一直褒奖有加。朱白民（冯梦祯老师）、李愚公、姚孟长、邵茂斋、陈眉公等江南名士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也始终与他保持着良好的私人交情。还有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常熟拂水山庄的少年进士钱谦益和堪称明代第一戏剧家的汤显祖。毋须讳言，这些著名人物与张的友情成分中既有对他才学的钦佩，更多的恐怕还是作为身体健康者对一个自强不息的残疾人士所常有的那份同情与尊敬。而对于历任昆山知县来说，自己治下有这么一位知名人物大多也都感觉脸上有光。他们对梅花草堂络绎不绝的造访尽管让旁人眼热，在张内心看来却也许不过只是一种即兴表演。尽管如此，他还是乐于以他们所需要的角色来应付他们。这个深谙世情的瞎眼老头，他什么不懂？他又什么不会！这些地方政治家或慕名或礼贤，大多动机暧昧，真正为他认可，且当作朋友看待的是在任期内为地方切切实实做了不少好事的湖北名士龚孝介。他对以待御身份出任昆山县令的刘在田也颇有好感。刘上任伊始即有人在他面前讲某某的坏话，而刘当时堪称经典的回答是：既然这个人干了这么多坏事，那我就在这里等着他，早晚有一天他会到我这儿来报到的。（原文为“姑待之，将自至”）张显然欣赏这样诙谐而大气的机智语锋，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他世俗面目的一个主要特征－－思想深刻、言谈风趣、善开玩笑、不合时宜。（笔谈里有多次他对自己言语不慎月旦人物所进行的内省与自忏，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证据）典型的魏晋名士风度，所缺少的也许只是王戎那样的世族贵戚背景和向秀阮藉那样如同玉树临风般的倜傥外形。
我们打算谈到他的形象和他的家庭了吗？也许是的。几十年中，这个落魄的才子一直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一座沿海小城。身材矮小，衣着寒酸，两眼瞳朦。仅靠声音和心灵写作。娶过两任妻子，一死一病。厨房的米瓮时常发出类似昆曲高腔那样尖利的回声，而包括儿子、女儿、继子在内的亲人也全都先于他出现在死神的黑色名单上。没有功名、冠冕和爱情，也没有田产、藏书、古玩。祖遗晋唐小楷、褚遂良夫子庙碑、麻姑仙坛记等诸多宝物，早因双目昏黑不知为何人窃去，出自新安王民晖之手的一册珍贵的先贤遗像，也因类似的遭遇付之阙如。在手头相对宽裕的那几年内，也即在王又新刘中翰署中任职期间，大部分束侑却又被用来修筑一座带有公益性质的路边凉亭。而“每除夕，吾家无所不无，今又无二：笼无香，炊无水”这样的窘迫现实，对他来说早已视作家常便饭。每天午后他独坐窗下冥思的孤寂身影象不象古寺青灯参禅的老僧？同样，对于泰昌天启年间那些慕名前来拜访的外省书生，如果在街头相遇，也肯定不会有人相信，眼前这位佝偻、咳嗽、步履蹒跚的老头，就是他们急于想要见到的大名鼎鼎的梅花草堂主人。究竟是什么在支持他的生活？物质还是精神？在昆山逗留期间我经常为这样无聊的问题弄得烦恼不堪。尤其当我在他一生中多次经由的娄江夜色中徘徊，在玉峰梅花墩边闲坐，在仿佛还能感受到他手迹与体温的隋代琼花前凝思。我想像自己脸上当时的表情，大概不外乎是那种哈姆雷特哲学傻瓜式的愚蠢吧！同时我也知道张大复本人肯定不会作这种无谓的思考。将尘世的一切全都归诸于命运的安排与设置，应该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张的处世态度。因此想像他所会象徐文长那样用铁锤猛击自己睾丸，或者象他所尊敬的李秃翁那样自杀是相当滑稽的。至少他三十七年从容度过的黑暗生活已经向我们指明了这一点。逆来顺受，处变不惊。一位朋友曾引用韩愈论张籍的“盲于目，而不盲目于心”作为对他的赞语，还有人将他比作写《左传》的左丘明。不管怎么样，在热衷于表演，充溢着大量食客、山人、行为艺术家、颓废者与自虐狂的明末文坛，不温不火、自行其道的张确实是一个异数。
一六一七年张大复突然扶病启程赶往杭州，可以被认为是他一生中除北京外唯一的一次长途出访。《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他“晚年犹到杭州与冯（梦祯）订交”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其时非但距冯辞世已有整整七年，而且据笔谈所载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出版——与新安名刻工汪令闻与赵云槐会见——商定《梅花草堂集》（张一生著作全集）的刊刻事宜。这件事至少向我们传递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这些著作对于他生命的重要性，以至不惜以风烛残年之身进行冒险，二是多年的疾病使他自觉来日无多，想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后事安排妥贴。张当时走的是水路，从苏州沿古运河南溯，乘坐自己冠名息舫的那条破旧小船。两个朋友韩止修陆子玄悉心照料他的起居，还有他的书僮石倩。舟过湖州时韩建议去拜访一下时任归安县令的某故交为张断然否决，理由是这位朋友是个清官，恐怕没有多余的酒食招待客人。用张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某念归安廉吏，安所得糈饲过客？”说来也巧，旅行终点杭州的仁和知县周季候刚好也是张的崇拜者之一，在西湖的一条游艇上他们欣然相逢，由于深谙张对戏剧的嗜好，周甚至提前为他准备了几出精彩的剧目，并由浙中名伶李九官领衔主演。我们知道，明代的伶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男妓的较为含蓄的称谓，这在今天应该已不是什么秘密。笔记中张坦然记录了自己对李的倾心与缠绻，以至作为东道主的周季候忍不住当场与他开玩笑：“咄，元长，犹复能摸索人。”在杭逗留的半月中，除了办妥正事，他还会见了张子羽、闻子将、印持、无敕等浙中名士高僧，一起饮酒轰谈，听歌作乐。而作为此行高潮的是寒云冻梅中对冯梦祯故宅的谒访。那是一个雨雪霏霏的冬日午后，他在一大帮当地朋友的搀扶下神色肃穆伫立快雪堂中，“堂故龛冯先生之像，红罽修髯，结跏趺坐”，一个杭州作家顾道民在他耳边轻轻告诉他“宛如当年静默时也。”
《梅花草堂笔谈》的正式问世日期为公元一六五五年的秋天，那时距张辞世已有二十五年。此书雕版师赵云槐刀法精妙，深明文义，在杭州一见之下就令张感到十分放心。此后数年间赵为刻此书非但“挥刃不辍，更大寒暑无间”，而且分文不收，连购置书板的费用也由此人一手包揽。“人或怪之，辄曰‘愿为此君（张大复）力。’”在此之前另一新安名家汪令闻也曾无偿为张镌刻过《张氏先世纪略》一书。可以想见这些高风义举给张的沧桑心灵所带来的慰藉与感动，但由于刊印此书仍然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他不得不将它们暂且搁置在梅花草堂的瓢盆碗碟之间，象守护自己精神的孩子一样悉心守护着它们。十三年后另一赞助商苏淞道守备钱继章的出现虽然令此书的出版似乎又有了某种转机，但不幸几个月后张即匆匆谢世，继孙安淳守淳时年尚幼，加上身逢乱世，紧接着又是乙酉鼎革，朝代更替。直到顺治年间世事稍平，张安淳在外避乱多年回来，取出“实赖彝堂主人尔斐先生高义，珍秘爱护，存而不失”的四百余块书板，此书的出版工作才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梅花草堂已在清军的铁蹄下夷为平地，想象它在兵火中无声燃烧的样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令我神往，同时也没有丝毫悲哀。也许在我的意识中它原先就不该为人间所有，现在不过是返回了它应该返回的地方。
张大复的隔世知己兼乡邻尔斐先生同时也是此书出版最有力的推动者。正是他说服其时因发现书板散佚七十余块从而踌躇不决的张安淳“尔祖《笔谈》一书，堪与眉山《（东坡）志林》并传不朽，其刊板之失极宜锓补，而保残守缺无益也”。另一有力人物钱继章甚至主张不须补版先把书印出来再说，让读者“视其存者以思其毁者”可也。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诸多乡贤闻知此事后主动愿意提供赞助，这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堪称灾难深重的巨著终于在此后不久的清顺治十一年(公元一六五五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生前没有看到此书出版显然是张的生平恨事。此外还有一件恨事，那就是张氏接力赛似的家族功名目标即使在又经过了两代人的奋斗以后，依然被证明是一个虚妄的梦想——至少我在顺治、康熙两朝的进士题名碑录上找不到张安淳张守淳的姓名。命运的乖戾与无情，有时想起来真不免让人感慨系之。
根据一个同样对张感兴趣的朋友的最新研究成果，张大复晚年杭州之行的始发地应为镇江而非昆山。当时他的现实身份是当地达宦刘中翰的座中食客，准确点的说法是家庭教师。此人系张的知己王又新好友，平时又素慕风雅。事实上张此趟颇为阔气的旅行很有可能就得到了他的资助。从那里出发到杭州，正好是历史或古代地理概念上南运河的两个极端。而四百年后我从所居小城湖州动身前往昆山，走的大致也是这条最方便的路线。只不过古典的樯橹水声为现代的车轮汽笛所替代，江枫渔火的诗意也早已演化成加油站修车铺的工业时代风景。“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年的夜晚。”坐在带有空调彩电的豪华大巴车里听着这样煽情的歌曲，实在让人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番感叹。好在我还不至于浪漫到想象他与我同乘一车——甚至就坐在我的身边。而且就算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我想我们之间又有什么可谈？他想必不会对我的股票、网络和拱猪游戏有任何兴趣，而他那种瓢饮簟食、皓首穷经的苦难生活同样也令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的我诚惶诚恐，何况一想到弄得不好还要白白搭上一双眼睛，更让人避之犹恐不及。我毫不讳言自己如果生于明代多半会成为屠长卿王百谷那样的家伙，至少也会像陈眉公那样待价而沽——坚持以个人才华与社会利益进行某种适当的等价交换。然而即便如此，这仍然不影响我对张发自内心的崇敬与迷恋。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奇怪，实际上并不矛盾。想想看，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不正是因为他品质中某种光辉的令我们自惭形秽的东西或者他坚持做到了某些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吗？张大复当年对狂人李贽的崇仰也同样令很多人感到奇怪。他对暴力与色情在一生中也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一次钱谦益向他请教宋代以后还有什么书可读的，根据钱的事后回忆，张当时甚至想都没想就立刻回答：“《水浒传》，《牡丹亭》。”
任何企图将张的艺术风格纳入“山人气味”的论调现在越来越能看出是何等的轻率和不负责任。这方面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其理由也仅仅因为“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或者“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不喜欢的”。就算没有当初钱钟书的直言指谬，我相信那些有见地的读者也自能察觉出这样的批评于张未免有欠公允。问题的实质看来已经不在讨论张在明代文学的地位，而是我们评价一位作家究竟持何标准？思想还是艺术？抑或个人喜恶？任何稍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十六世纪后期的中国文坛实际上只是公安三袁长袖善舞独擅其场的表演舞台。且有江盈科、屠长卿、卢氏兄弟以及稍后的陶周望辈的四下呼应，援为犄角。以至苏州至钱塘的路上一时间满眼都是白话＋性灵、轻狂放诞的名士。竟陵派的钟谭二子也许正是因为恶其嚣张，这才匆匆扯起一面复古大旗，打算联手以抑其势。其后也自有刘侗、王思任、祁彪佳等有意无意的加入。在那样的混乱情况下张为自己所选择的边缘与旁观的角色应该并不出乎我的意外。哪怕他的作品当时已成为人们私下里谈论，关注以及期待的中心，他的身影却被更深地藏进了梅花草堂的阴湿光线里。对文学的主张也仍然坚持通过文本——创作实践——加以阐发与倾诉。不难想象那时被不是“纤巧”就是“冷涩”的文坛两重唱闹昏了头的读者在接触到“宴坐息舫中，冷莹穿户，捉得半床秋水”，或者“月是何色？水是何味？无触之风何声？既尽之香何气？独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觉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这样的文字时心中的震惊与神往。与他持同样艺术态度的当初虽然还有李流芳、汤若士、程孟阳、陈眉公等人，张却是其中最奇特的。就这么瞎着一双眼睛，安安静静生活在文坛的边缘，自得其乐——谁也无法判断他是洞若观火呢还是真的什么也看不见。
张大复二十世纪的另一知音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吴承学教授，这主要体现在《晚明小品研究》一书中，这本书我刚刚读到。在研究中他将张散文的拟题与《诗经》和部分中唐无题诗放在一起考察，从形式意味的角度探讨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并认为这“对当时的写作思维实在是一种突破，……表现出作者对于美感的瞬间体悟与传达”。我当然知道他想说什么：一个愤世嫉俗的张大复，与众不同的作家。他继续告诉我们：“与之相适应的是其内容非常注重记录一些稍纵即逝的景色或感触……应目会心，神与物游，读起来似六朝骈体小品，而风神萧散，言意不尽，诚为晚明小品之佳作”。看到有人这样说张的好话当然令我高兴，买到这本书记得好象也是在昆山三联书店。当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左右。我从招待所出来吃夜宵，却被书店内灯火通明、读者络绎的景象所吸引。尽管街道上寒风凛冽，店堂的背景音乐播放的却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私语》。店主在忙络的同时不忘向进出书店的顾客微笑示意。几个学生模样的在抄书。一对情侣手臂相拥站在架前专心翻阅。还有人在靠窗的书吧小声争论余秋雨与王朔谁更无聊。高大气派的古典文学柜陈列着张一生敬仰的苏东坡、李贽等的全集，还有几本他的朋友，或同时代人的著作。出来时我的随行朋友用相机摄下门口一个行乞的老年盲者，并在他的破塑料罐里放进一张五元纸币。
这是否是个寓示城市内部将发生某些微妙变化的暗潮汹涌的夜晚？我满怀温情将这些记录下来。夜幕中玉峰的轮廓浓黑中混杂着宝蓝，象是为某种真实叙述提供的深沉背景。而几个小时后离开昆山时我再度回望，一缕霞光已迅疾、无声无息地取代了它们——绚丽而夺目——犹如金黄的冠饰，又像是蕴含象征意味的跃动的小小火焰。当我在这篇长文临近结尾时凝神回忆，它们仿佛仍然在我面前晃动——甚至就在我的纸上。当然，如果我写的是诗篇，或许不会拒绝以它们作为标点，但我最终写成的只是有关明朝一个苦难书生的真实故事，因此还是决定用那枝昆山带回的枯梅断然结束全篇。
二年十二月至二一年二月 昆山—湖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