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虚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人常常会用一个谎言圆另一个谎言，然后再用第三个谎言来圆第二个谎言，无尽无休，直到谎言像蜘蛛网一样将他缠住，无法脱身，在挣扎中窒息。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到处可见。假如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缺乏追求真相的勇气，那么纠缠不清的情况，必然经常出现。用谎言来解决问题，或许会一时奏效，但必然造成新的问题，然后不得不再找出个权宜之计来救场。神经症患者总是以这种怪诞的方式解决基本冲突，尽管，困住他的问题会在表象上发生巨变，但本质上和前面的情况无异，并不会产生任何实际作用。如我们所见，患者会不由自主地将一个虚假对策叠加在另一个虚假对策上，一层覆盖一层，但根本问题依然纹丝不动。譬如，他会尝试让冲突的某一方面成为主导，但过去那种被分裂的危机却依然存在。他还可能采取疏离手段，将自己彻底隔离，但在让冲突失去力量的同时，他的生活也被压缩到了一个可怜的角落，风雨飘摇。他构筑起的理想化形象，看似战无不胜且和谐统一，但新的裂痕随之产生。他试图通过外化作用，突出重围，从内心的战场上逃走，以为这样就可以修补裂痕，结果却让他陷入了更难堪的困局。
为了维持脆弱的平衡，患者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他会无意识地到处寻找救兵，比如盲区、区隔化、合理化作用、严格自控、绝对化正确、变化无常或玩世不恭等。我们没必要对这些手段本身逐一探讨，这是个无意义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只说明患者是如何利用这些手段应对冲突的。
我们经常会很惊讶，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为和他的理想化形象如此不一致，为什么他就是看不到呢？事实上，他们不仅是看不到差异，连眼皮底下正发生着的冲突也视若无睹。这种对明显差异的视而不见，就是“盲区”现象。每当我觉察到这一现象，就能注意到冲突的存在，及相关问题。举例来说，一个服从型的人，他具备了服从型人格的一切特征，虽然他坚信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甚至像圣人一样至善至伟，然而有一次他却亲口对我说，在某次公司会议上，他恨不得找把枪将所有同事全都干掉。他杀人的念头，是由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渴望激发而出，但重点在于，这场被他戏称为游戏的杀人幻想，却对他那圣人般的理想化形象没有丝毫影响。
另一位患者是位科学家。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事具有开创意义，也坚信自己完全献身于科学。然而，每当他发表文章时，却会从投机的角度出发，选择那些他认为会获得更大反响的文章。他和前面那位患者其实一样，并没有看到其中的矛盾，也就不会为此而刻意伪装。同样的道理，一位男士认为自己是个特别善良坦率的人，但是，当他把从一位女性那里索要来的钱财，转头就花在另一位女性身上时，却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
这几个例子中有一点十分明显，那就是盲区真的能让人无法感知内心的冲突。上面的几位患者，都是思维清晰、受过教育，甚至具备一定心理学知识的人，但是他们对于自己身陷盲区的现状却全然不知，这确实让人惊讶。如果把这归咎于“人们很容易忽视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补充：我们对一件事情越是渴望，就越是容易在内心中将其掩盖。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这种人为故意创造的盲区，就是我们厌恶冲突的直接证据。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上述案例中的矛盾如此显而易见，患者是怎么到忽视其存在的呢？的确，这绝非易事，但是一旦具备某些特殊条件，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其中一种情况就是，对于自己的感情麻木不仁。而还有一种情况，和施特里克尔很早以前提出的理论一样——把整体的生活切割为隔离的局部。施特里克尔除了讨论过盲区现象外，还对切割的方法进行了论述，且逻辑严密。什么给朋友，什么给敌人，什么给家人，什么给外人，什么给群体，什么给自己，什么给上司，什么给下属，神经症患者全都界限清晰。在他们看来，一个范围内的事情，绝对不会与另一个范围内的事情产生矛盾，它们能够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事实上，想要实现这样的模式，唯有当冲突非常强烈，以至于丧失统一感后才能成立。所以，区隔化就是指患者因为想要掩盖冲突，而最终被冲突分裂。这和理想化形象中的拒绝冲突很类似：矛盾存在，但冲突却已经被拽到了患者的意识之外。想要说清是理想化形象导致了切割的产生，还是因为切割才出现了理想化形象，恐怕很难界定。不过我们可以界定的是，如果无视整体，只生活在被割裂的局部中，那么它确实会促进理想化形象的产生。
想要理解这种现象，就不能不考虑文化因素。社会体系如此庞大复杂，我们每个人都是个小齿轮，个人价值难以得到体现，而自我隔离的人倒是处处可见。我们文化中的严重矛盾难以计数，人们对于道德普遍麻木无感，对于道德标准也不再遵从，对于一位慈父忽然变成一个歹徒这种事，竟然不再感到惊讶。尽管我们的人格并不完整，但是在面对其他人时，并不会觉得有何羞愧，因为周围人的人格同样不完整。在精神分析方面，弗洛伊德只把心理学当作自然科学，抛弃了其中的道德价值，所以治疗师和患者一样容易忽视这种矛盾。在治疗师的眼中，道德观无论是用在自己还是患者身上，都是对科学精神的违背。而事实上，我们在很多领域中都需要“接受矛盾”，这种状况不只出现在道德问题上。
合理化作用，可以理解为通过患者独特的理论，来实现自欺欺人。通常来说，合理化作用就是人们为自己找借口，找托词，让个人的行为与动机看起来符合大众标准，但这个想法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它暗示所有处于同一文化中的人，都会走上同一条合理化的路线，然而现实是，人们合理化的内容千差万别，方法也各自不同。这是很正常的事，合理化作用是一种人造的虚假和谐。患者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防御工事，而其中的每一块砖上都能看到合理化作用的身影。患者通过自己的理论，让主要倾向得以增强，而任何阻碍主要冲突显现的元素，要么被缩小，要么被重塑，冲突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隐藏。这样的推理过程，实际上就是自欺欺人的过程，患者的人格由此变得合理化。在服从型和攻击型人格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服从型人格坚信自己是因为同情心而帮助别人，当然，他们也会有强烈的支配倾向，一旦支配倾向表现得太过明显，他们就会将其合理化为“特别热心肠”。而攻击型人格，则坚信自己不是因为同情心而帮助别人，他会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为“我能从中获益”。
理想化形象总是需要大量的合理化举动，才能最终形成，而理想化形象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必须依靠这些举动才可以被拉平。外化作用后，患者身上那些烦人的特质便可以推卸给外因，一切都成了他们针对别人的行为而做出的“反应”。还有一种维护人格虚假统一的手段，就是严格自控。严格自控的倾向通常会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一度将它当成了原始的神经症倾向。它的作用相当于一道堤坝，阻止矛盾的感情到处泛滥。最初，严格自控大多是有意识的行为，然而到了后面就会逐渐变成自然而然。患者在严格自控的时候，是不想让任何事情左右想法的，无论是热情、愤怒、自怨自怜还是性冲动。这类人在接受治疗师分析时，很难做到自我联想，他们不会用酒精来让自己亢奋，宁愿承受痛苦也不要接受麻醉。简单一句话，他们在努力压制一切自发的言行。冲突越是呼之欲出，这一点表现得越是明显。他们既不打算掩盖冲突，也没想让自己和人群隔离以杜绝冲突。他们仅仅依靠理想化形象来维持统一的假象，但是只凭理想化形象，显然不足以让人格真正统一。特别是，当其中包含了多个互相矛盾的倾向时，理想化形象的黏合性就更差了，患者必须有意无意地付出超常的努力，才能勉强维持完整。由于最具破坏力的冲动，是由愤怒引发的攻击性和破坏性，一旦到了这种时刻，想让冲突不继续恶化，患者的意志力就必须格外强悍，必须拿出更多精力去控制它，然而压抑下的愤怒其实更容易爆炸，这就需要他们投入更多的自制力，一个恶性循环就这么产生了。当治疗师提醒他们要警惕严格自控的现象，他们往往会自我辩护，说这是一种美德，是文明人的共性。他们会忽视掉，他们的严格自控实际上是强迫性的，他们对自我的刻板控制完全是身不由己的。如果因为某个原因，自控失败了，他们就会无比恐慌，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精神失常。由此可见，严格自控的意义，就是躲避被分裂的险境。绝对化正确，通常具有两个特征：消除内心的疑虑；消除外部的影响。疑心重和犹豫不决，都是冲突得不到解决后的副作用，它们可以严重到使人丧失全部行动能力。人在这种状况下，更容易受到外部影的左右。想要不被外因支配，信念必须无比坚定。而当我们站在十字路口、不知该往何处的时候，外部的影响就成了决定我们选择的因素。可怕的是，这种情况通常并不是偶尔一见。犹豫不决所指的不仅是某种行为，还包括对自己的怀疑，和对自己价值和权力的怀疑。
我们身上的不确定性，正在破坏我们生活的能力。然而，人们对此的忍受程度并不相同。一个人越是把生活视为冷血的战场，就越会把犹豫不决视为致命伤。他越是与人群隔离，越是坚守孤独，就越容易被外在影响点燃心中的愤怒。我的全部临床观察，都能印证一点：当攻击倾向和隔离倾向混合在一起，并成为人的主导倾向时，绝对化正确就找到了最适合的生存土壤。其中攻击性越是明显，绝对化正确的程度就越严重。这些人会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即通过绝对化正确，断言自己能永久立于不败之地。不难想象，这类人必然对心理分析深恶痛绝，因为接受分析，就等于要打破自己苦心维护的内心“和谐”。对于被这种理论所控制的人，内心的感情就像叛徒，必须持续加以控制，以防止其滋生，由此可以得到平静，尽管这平静和死后长眠没有两样。
另一种防御方式，和绝对化正确截然相反，却同样能让患者拒绝承认冲突，这就是“变化无常”。有这类特质的人就像是活在神话故事里，被人追逐时，变成一条鱼；觉得装成鱼还不够安全时，就变成一只鹿；觉得还是没有甩掉猎人，危险近在眼前时，又变成一只鸟。
他们从不会言之凿凿地说些什么，反倒经常会否认自己说过的话，要么就是解释自己之前想表达的意思，并不是人们以为的那样。在让简单的事情变复杂方面，他们存在着特异功能。这些人始终没办法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使偶尔下定决心要尝试一次，但由于他们的话总是云里雾里，别人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变化无常也见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一会儿凶神恶煞，一会儿又爱心爆棚；一会儿冷漠自私，一会儿又周到细致；一会儿专横嚣张，一会儿又满怀谦逊。在他们想显示出服从的时候，会去寻找强势、支配型的伴侣，但结果却会让自己变成了受气包，于是干脆又做回更强势的自己。他们在亏待别人后，也会觉得后悔，希望弥补对方，但一转念他们又会觉得这样很傻，索性更加凶狠恶毒。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是愿意坚守的。
即便是治疗师，在遇到这类人时也会感到束手无策，觉得没处下手，但这种想法并不正确。这些人只是没有遵循常用的统一人格手段：他们既没能构筑起明确的理想化形象，又没能压制住冲突中的某个倾向。某种程度上，他们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尝试的意义。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患者，无论属于哪一种类型，无论问题有多棘手，他们的人格却都是有章可循的，而变化无常型人格则杂乱无章。治疗师的错误还在于，他希望可以轻松地找出他们的冲突，认为那些冲突就浮于表面，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将治疗工作完成。治疗师终究会发现，这类人对于将问题明朗化是万分抗拒的，治疗师自然会有挫败感，而同时也该明白，这是他们不想让别人洞察到自己内心的手段。
最后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防御手段，是玩世不恭，具体表现为对道德的嘲讽和轻蔑。所有神经症中，无论患者多么严苛坚守着他所能接受的准则，也会对道德观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怀疑。造成玩世不恭的原因有很多，作用却是统一不变的，那就是否定道德观的存在，让患者无法搞清究竟什么才是值得自己信仰的。
玩世不恭可以是有意识的，就像是马基雅维利及其信徒们所奉行的标准。马基雅维利主义宣称，只要你不被抓住，就可以肆意妄为；每个人要么是笨蛋，要么就是伪君子。这类患者对于治疗师口中的“道德”异常敏感，根本不会管对方是在何种情景下说出的，这就像弗洛伊德主义盛行时人们对于“性”不分场合的敏感一样。玩世不恭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只不过，因为患者会在口头上对众人的观点尽量应和，所以这种倾向很可能被掩藏了起来。甚至患者都不知道自己是玩世不恭的人，但是他的语言和行为却出卖了他，表明他正按照玩世不恭的方式为人处世。有些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诚实又体面，然而他的内心却又忍不住羡慕那些谎话连篇、不择手段的家伙，甚至怨恨自己在这方面落在了别人后面。玩世不恭者也会陷入类似的矛盾中。因此，治疗师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瞅准时机让患者发现自己的玩世不恭，并帮助他理解这一切。此外，治疗师还应该让患者明白，为什么他必须构筑起一套属于自己的道德体系。
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围绕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我将之称为保护性结构。在每种神经症中，都有多套防御体系同时存在，组合发展，只不过每一种的活跃程度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