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海上丝路的繁荣 2019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南海一号”

日前由国家文物局指导,由中国文物报社与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有中国考古界“奥斯卡奖”之称的“2019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名单出炉。这次入围的20项考古发现来自14个省、市与自治区,地域分布均匀,陕西省有3项入围,黑龙江、浙江、山东与河南省各有2项入围终评,而新疆奇台县奇台石城遗址,为新疆连续第5年入围终评的项目。以年代分布来看,在入围的20个项目中,史前与夏商周时期考古各占7项,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考古各有3项。其中,广东“南海一号”南宋沉船,是唯一入围终评的水下考古项目,不过发现“南海一号”完全是个意外。

 


1987年8月,英国海洋探测公司与中国救捞总公司,原计划打捞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Rijnsburg),却意外发现一艘距今800多年的木造沉船,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同年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但碍于技术问题而延宕,后经考古学者俞伟超(1933-2003年)将古船命名为“南海一号”,直到2007年12月,这艘古沉船终于被打捞起来,安置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的水晶宫。

 

这艘南宋沉船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这要从宋代的对外交通说起。由于宋朝西北方向连接中亚的交通要道上有西夏、回鹘与辽国等政权阻隔,让宋朝在发展东西陆路交通与文化交流上产生不便,于是转而向海路发展对外贸易。宋廷通过海路与许多南亚、中亚与非洲等国家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对宋代来说,海路交通的重要性与陆路交通同样重要。考古学者从“南海一号”发现超过10万件保存完好的宋代瓷器,且多出自景德镇、龙泉、德化、磁灶、义窑、建窑等多个窑系,还具有西方、阿拉伯文化造型风格,即可见证宋代的海上贸易之发达。

 


中唐以降,由于北方战争频仍,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尤其靖康之难(1125年)宋室南迁后,让江南与东南沿海地区文化贸易快速发展,对于海外交通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而作为中国传统外销商品的丝绸与瓷器,其生产重心也跟着移转到南方地区。宋代除了指南针普遍使用外,制造海船的技术又有新的突破,以1974年在福建泉州发现的宋船残骸来说,当时的海船就已经拥有载重、结构坚固的船体。通过研究“南海一号”的造船工法,许多专家能肯定判断其是一艘由南宋制造、并从南宋运载货物出口国外的远航货船,但目前学者对于“南海一号”的船体结构,有“广船”(头尖体长与梁拱小等特色)与“福船”(首尾高昂与两侧有护板)的说法,还尚无共识。

 

由于依赖南方的海路贸易,使南宋时期的中国成为海洋大国,大量满载瓷器、丝织品的商船由宁波、泉州、广州等港口启航前往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目前国外出土的瓷器数量,以埃及开罗附近最多,共发掘了12,000千多片的残片。宋代瓷器的外销,还直接促进各国制瓷产业的发展,例如中国古籍称作“绿衣大食”的北非法蒂玛王朝(Fatimid Dynasty,909-1171年)就有成功仿制宋瓷的记录。考古学家在“南海一号”上发现了过去未曾发现过的宽口大瓷碗,其风格很类似阿拉伯人常用的饭碗,显然这些瓷器是专门为外国客户所客制化的商品。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南海一号”的价值不亚于西安的秦代兵马俑。

 


“南海一号”除了为中国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补上重要的一块拼图外,其难得的实物资料,对研究中国史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都有着重要意义。虽然今日的我们无法看到南宋时期海上丝路的辉煌,但中国目前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以宋代的海上丝路为基础所搭建,进而将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串联起来,如同恢复当年中国海上贸易的荣景。期待未来持续借鉴更多“俱往矣”的事物,带给今朝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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