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对自由贸易习以为常，然而仅仅在100多年前，高关税才是常态。当晚清被迫对外五口通商的时候，英国自身都未做到完全的交易开放。
《谷物法》规定本地粮价每夸特（约合12.7千克）低于80先令时，禁止输入外国大米、小麦，《航海法》禁止外国船舶在英国（包括海外属地）港口之间来往。
有些人把1840年的中英战争称作通商战争 ，实际上英国的自由市场派并不支持鸦片战争，他们赞成商贸自由，但反对以武力实现这个目标。
那些主战派的气质更接近于中世纪骑士，把进攻远东当作亚历山大、十字军东征的延续。外交大臣、鹰派代表帕麦斯顿出身贵族世家，带有上流社会的傲慢，他政治上蔑视议会民主，经济上信奉重商主义。
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
名不副实的重商主义
在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术语里，没一个词比“重商主义”（merchantilism）更加名不副实。单从字面上看，它似乎含有鼓励商业的意思，实则把商业当做管制对象，是自由贸易的反义词。在重商主义体系中，关税正当且必要，它的目标是增加出口，限制进口，防止黄金外流。
这个信条支配了欧洲各国有两三百年，英格兰也不例外。盎格鲁撒克逊人有诸多自由传统，但自由贸易不在其列，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没有一款法律规定商贸自由化。
直到18世纪末，亚当·斯密（Adam Smith）揭示市场能够自动配置资源最优化，展示自由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砍断重商主义这只“看得见的手”。
接着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clo）打出第二套拳，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发挥各自的优势，分工合作。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应当产业完备，按他们的说法，匈牙利应当建造海军，而英格兰出口烹饪美食，这显然不合情理。
当英国人进行书斋里的革命时，法国发生了街头的革命，攻克巴士底监狱、处决路易十六、热月政变，最后拿破仑上台。
他颁布“大陆封锁令”，禁止盟国向不列颠岛输送货物，结果这把双刃剑既重创了英国，也伤害了法国自身。即使天才如拿破仑者，也不可对抗经济规律。在英法较量中，自由贸易理论得到检验。
拿破仑与列强瓜分世界
让一个国家先开放起来
现在的学者为了证明全球化古已有之，像拨弄时钟那样，把全球化提前几个时代。他们声称早在东印度公司、哥伦布、甚至忽必烈时代，就有了全球化，然而这仅仅是军事上的普遍征服，真正的全球化、货物自由流通的全球化，迟迟未出现。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各国政府多多少少意识到减低关税的合理性，但就是不主动，等别人先行动。
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后，英国商贸部询问能否降低工业品的税率，德国人则要求英国先减低谷物税。
这好比谈恋爱，谁先主动谁就输，而自由市场派认为，不论对方多么冷若冰霜，我也要热情相待，继续矜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曼彻斯特学派秉持这种单方面开放的立场，促使英王政府去第一个伸出友谊之手。
1836年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团体在伦敦组建，三年后36个城市的代表集结开会，“全国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下文简称同盟）成立。
同盟不谈其他政治问题，以废除《谷物法》为唯一目标，在所有的商业管制中，这部法案最遭人痛恨。对于工人，它人为地抬高了面包的价格，一半工资被用来买口粮，填饱肚皮；对于企业家，《谷物法》限制了工业发展，别的国家无法用大宗商品粮来交换本国工业品；即使对农夫，它也没多大益处，因为大部分利润被农场主拿去。
英剧《唐顿庄园》，反映了近代英国乡绅生活
同盟向每一个阶层宣传《谷物法》的害处，只有坐收地租的贵族老爷从中获利。他们是托利党的忠实选民，信奉君主制和高派教会，捍卫传统道德。
反谷物法运动使托利党变成了保护关税派，“托利党”是个神圣的名字，“保护关税派”则是个凡俗的称呼；“托利党”听起来是政治上的战斗的呐喊，“保护关税派”听起来却是经济上绝望的哀鸣（引自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时评）。
曼彻斯特学派永久性地改变了政治生态：英国执政党之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托利党瓦解改组，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以政治上的自我牺牲为代价，废除了《谷物法》；反对派发明了政治史上的新事物——院外压力集团，这样既能调动公民参政积极性，又避免卷入党派纷争；现代竞选中的常规手段，如巡游竞选、民意调查，也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政权从封地贵族向伦敦、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和平移交。
进击的中产阶级
学者喜好把资产阶级政治的时间表提前几个世代，就像他们喜好提前全球化。“光荣革命”的地位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实际上“资本主义宪政”直到19世纪中叶才建立。
处决查理一世
在亚当·斯密的年代，还没有一个稳健的中产阶级形成，商人不足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到了工业革命时期，这个阶级已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科布登和布莱特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早年丧父，幼年去首都闯荡，做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最后来到曼彻斯特当一名印花布漆工，三十岁建起自己的工厂。
科布登是自我奋斗的典型，真正是个人能力外的资本等于零。因此他瞧不上依靠祖上余荫的世家子弟，多次拒绝宫廷封爵的赏赐，保持平民本色。
当土地贵族顽固地抱守《谷物法》，科布登自信地说道：“让他们一意孤行吧，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像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贵族，受人厌弃、孤立无援。”
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是坚定的公谊会教徒，出身于纺织厂主家庭，喜爱《圣经》与弥尔顿诗歌。
科布登头脑理性，而激情不足，布莱特弥补了这一点，用华丽的辞藻、热情的言语来宣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连马克思都承认他是“英格兰迄今为止所培育的最有天赋的演说家之一”。
在反关税运动中，亚当·斯密扮演了先知的角色，科布登、布莱特则是身体力行的使徒，他们像基督徒宣讲福音那样四处布道。
当时很少人明白，自由贸易什么好处，古典经济学没有走出象牙塔，即使军国重臣对财经也知之不多。
有次下院开会，科布登进行了凌厉的质询，首相皮尔一时答不上，叫来助手解围。
英国议会
古典经济学的默默无闻，也和创立者的内向性格有关，亚当·斯密深居简出、不善交际，其名字很少出现在报纸版面上，只有去世的那天《泰晤士报》登了个讣告，而且不乏对死者的负面评论。
曼彻斯特学派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建造舆论阵地。世界上第一份专业的财经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就是为宣扬商业自由理念而生，它由苏格兰制帽商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所办，创刊号发行了3000份。
除了杂志之外，同盟还有日报、周报，报道国际局势、各地支部的动态，全国选民里有三分之一的定期收到《同盟》周刊。为了把刊物送到偏远地区，同盟实行免费邮寄，从普罗大众到知识分子，各阶层的读者全都一网打尽。
伦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园、摄政公园定期集会，1842年反谷物法请愿征集到150万人的签名，次年被定为“鼓动之年”，同盟成员访问了150个村镇，挨家挨户地散发宣传单，共有900万份小册子发出，加起来100吨重。
反谷物法运动
在科布登、布莱特的努力下，社会上兴起了一股经济学热潮，民众聊天时谈的是租金、工资、供求关系这些概念，家长招聘女家庭教师，要询问对方是否会教政治经济学原理。
再加之亚当·斯密文笔平实，不故作艰深晦涩，只要不被大部头的外观吓跑，初学者能很顺畅地通读《国富论》。
古典经济学大行其道，以至于贩夫走卒也在研究分工理论、比较优势。罗伯特·皮尔在阅读斯密、休谟、李嘉图著作的过程中，越发倾向于曼彻斯特学派，最终对托利党发出倒戈一击。
上帝和国王都厌弃的关税
关税难以降低的另一个原因是财政需求，《谷物法》废除之前，关税（内含各种货物税）占英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1840年税值达到3.83亿英镑。在中世纪的多元封建体系中，国王收取人头税、土地税要得到臣民的同意，如若强行征收，下场参见查理一世、詹姆斯二世。
进出口税就不一样了，它涉及国家主权，很早就被各阶层默认为君主的特权，诸侯领主不得染指。关税是王室常规性收入，英文的custom一词既指这个税种，也含习惯、惯例的意思。
关税还具有另一个特性——隐蔽，税收全部躲藏在价格里，货物从沿海港口运输到内陆地区，层层加价，最后由消费者承担。
居民不了解深宫里的帝王出了什么税法，只能抱怨奸商作祟、物价飞涨。因此历届政府偏爱提高进口税，当作创收的副业。
曼彻斯特学派认为工人阶级陷于贫困，基尼系数过高，是因为外国廉价面包无法进口，布莱特向他厂里的雇工大声疾呼：“谷物税就是工资税，是你们向大地主，向这些中世纪的贵族交纳的税。”
英国工厂
这种说辞不完全是为资本家的剥削做开脱，很多企业老板真心实意地关注雇员的身心健康，纺织厂主罗伯特·皮尔（即托利党领袖皮尔的祖父）提议制定第一部工厂法，1833年一些商人组建曼彻斯特统计协会，教授工人识字，调查工人的福利。
曼彻斯特既是反关税运动的中心，也是宪章运动的策源地，两派人互有交织。反谷物法同盟吸引不少工人团体，以至于马克思愤懑道，科布登抢走了宪章运动的群众基础。
工业革命赐予贫民致富的机会，尤其是在煤矿、铁矿集中的北部地区，工人发迹变泰的故事比比皆是，科布登本人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甚至连城镇也能改变自身命运，曼彻斯特在19世纪之前，只不过是个两万人的小镇，而1841年成为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都市。
曼彻斯特在英国的位置
除了贝克汉姆与曼联球队，这座城市对世界文明的另一贡献是自由贸易思潮。在厂房、烟囱林立的环境中，曼彻斯特学派保留了浓厚的实干气息，不像维也纳学派、芝加哥学派那样，属于纯粹的知识分子社团。曼彻斯特学派活跃于政治舞台，协助指导竞选。
1832年《改革法案》放宽选举资格，30万英国人在理论上成为新选民。然而客观上存在诸多不利因素，首先是40先令地产的准入门槛，这意味着一个市民即便有再多现金，没有不动产，还是不具备投票资格。
其次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北柴郡就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不住在本地，形成了复杂的选民登记程序。
自由派知识分子说服城市居民去乡下买地产，并且协助管理，收取地租，还上门调查选民的财产情况、政治立场、住址变迁，把他们的名字登入选举人花名册，最终在柴郡、约克郡、兰开夏增加了四千多张选举票。
英国各郡
反谷物法虽然是全国性运动，但明显偏重工商业发达的北部，同盟在上述三个郡花了25万英镑。同样是底层群体，各地态度截然不同，不列颠岛的东南地区气候温和、水土湿润，以农业经济为主。
曼彻斯特学派兴致勃勃地去那里宣传，结果遭到当地农民的殴打驱逐。农业主贵族随时可以恩赐给佃户价值40先令的田地，换取他们的选票。土地占有者是反关税运动的最大阻碍，他们包括几百个勋爵、六万个从男爵和数十万乡绅。
英格兰最大的贵族，汉诺威王族却保持中立态度。进出口税曾经是皇家收入的重要源头，近代以来君主享受到国债收入、议会拨款，不再需要这个税源。
1841年8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开幕训词中说：“希望你们（指的是托利党）考虑《谷物法》问题。”委婉地表示出改革意愿。
女王大人
反关税运动没能跨地域，却做到了跨阶级，上至国王，下到底层工人，连牧师都站在自由贸易的一边。就在1841年国会召开时，同盟发动600位传教士集会，宣讲谷物法违背神的旨意。上帝似乎听到了祷告，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实现了这点。
1845年秋季天灾降临，严寒和马铃薯病毒造成农业萧条。爱尔兰粮食严重匮乏，发生大饥荒，数十万人被饿死，更多的人流落他乡。解救灾情的唯一办法就是打开国门，让外国粮食进入。
纪念爱尔兰大饥荒的铜像
爱尔兰大饥荒之后，辉格党领袖罗素（大哲学家罗素的祖父）支持开放粮价，托利党首相皮尔私下里早就膺服放任自由主义，两党领袖取得一致同意。1846年5月15日夜晚，长达四十年的《谷物法》寿终正寝，新法案只收取每夸特1先令的象征性税收。
由于《谷物法》的废止损害农业主的利益，罗伯特·皮尔被党内罢免，政治生命结束，而托利党获得挽救，转型为现在的保守党。
史学家麦考莱提出疑问：1848年整个欧洲都在动荡，为何唯独英国没发生革命，然后他给出了一个答案，《谷物法》废除。
贸易的征服胜过刀剑的征服
《谷物法》废除一年后，《航海法》也被废止，他国商船可以在大英帝国的领海上自由航行。当初为了推行这部法律，英格兰与荷兰打了三次战争。
重商主义的大前提是把国际关系看做霍布斯丛林，帕麦斯顿子爵有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帕麦斯顿子爵
自由贸易学说则带有积极乐观的色彩，它能推导出天下大同，科布登说：“离开了和平，英国的中产阶级得不到任何利益，战场是贵族用平民血液灌溉。”
在军队和殖民地政府，贵族子弟占据大部分职务，财务开支却由商人承担，曼彻斯特学派要求停止帝国扩张，赋予殖民地自治权。
布莱特由于直言抨击克里米亚战争，被选民抛弃，输掉了议会选举。科布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批评帕麦斯顿的侵略行径。1865年去世前，他用尽最后一口气，离开病床，投票反对国防经费的增加。
传统上，英格兰一直采取现实主义外交，在欧洲扶植次要强国，打压头号强国（即法兰西），保持势力均衡。曼彻斯特学派认为，应当改弦更张，通过人员、物资的自由交换，和法国化敌为友。
在世故的官僚眼里，似乎显得有些天真，然而正是这些乐观主义者，创造了没有关税壁垒的理想国。1850年代，世界上最早的百货商店在巴黎开张，第一个世博会在伦敦召开，贸易的力量逐渐胜过刀剑的力量。
伦敦世博会
英国市场自由运动的胜利鼓舞了邻国的市场自由派，法国自由放任主义者有商贸部长薛瓦利尔、天才理论家巴斯夏，以及皇帝拿破仑三世，他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在废除《谷物法》的那一年，流亡到不列颠居住生活。
跟伯父不同，拿破仑三世接受亚当·斯密理论的洗礼，成为自由贸易的信徒。
1860年“科布登－薛瓦利尔协议”签订，它是第一个商贸自由化双边协定，跟传统和约不同之处在于其中的最惠国待遇。该模式能够自我复制，给予一方特权后，所有相关缔约国同时获得特权。
英法商约签订后，西班牙、俄罗斯、荷兰、丹麦和日耳曼各邦纷至而来，莱茵河、易北河、多瑙河解除航行限制。
二十年里几乎全欧洲整合进了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世界商贸总量增长了三倍，全球贸易额第一次超过生产数额，自由市场的全球化终于到来。
注：文/柳展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