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的烦恼
中年人有什么特殊的烦恼呢？
中年人的烦恼：第一个字，累——上有老下有小；第二个字，悔——悔不该当年没有那么做，否则现在的生活会更好；第三个字，怕——中年人已经隐隐看到死神在向自己招手了，虽然不像老年人那么近，但已经隐隐看到了；第四个字，空——除了怕死以外，特别空虚，一天到晚像个螺丝钉一样为公司忙，为家里面忙，做“房奴”“孩奴“”社畜”，没有一点时间留给自己，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总而言之“累”“悔”“怕”“空”这四个字占据了我们中年人生活的所有空间。
那中年人用什么来点亮自己的生活呢？
一、如何处理欲望与世界的关系
中年人碰到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不知道自己的欲望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中年人其实是有很多欲望，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压力，上有老下有小，你要扩大自己财富自由的程度，才能增强抗压的能力。那么你要有这样的欲望以后，就会有一种利己主义的想法——你得扩大现在的营收。
比如公司里面老板交给你项目，你要仔细想想这个项目里面你有多少利益空间，你会去追求那些有更大利益空间的项目。这是人之常情。这实际上就牵涉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扩大自己的利益空间，使得自己的利益得到增长，你就能够得到快乐吗？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叫利己主义悖论。在这个问题上引用英国近代的一位重要哲学家斯图亚特·密尔的观点：“的确，我从未动摇过这一信念，即幸福是一切行为规范的检验标准，以及生活的目的。但我现在认为，只有不把这个目的当作直接目标，它才能够实现。（我认为）只有那些人会幸福，他们的心思都在自身幸福以外的事情上，在他人的幸福上、人类的进步上，甚至在一些艺术追求上。他们不以这些为手段，而将其本身当作理想的目的。于是当他们把眼光放在别的事物上时，也顺便找到了自身的幸福。”
你以为一天到晚为自己的事忙活，你就幸福了，这就错了，你要利他——你得考虑做这件事情对整个公司有什么好处，对公司里的其他员工有什么好处，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或者说你是个艺术家，你不要考虑自己卖一幅画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你要关心的是你现在尝试的新画风，对于艺术的发展有什么好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进艺术的发展。总而言之，当你做到了无我，你反而得到了幸福。
按照“利己主义”这个词的本来的意思，你得一天到晚为自己的利益忙活，你才能够让自己感到幸福，但是这个悖论的悖论性就体现在你明明是在为他人的事情忙活，你却感到了幸福。
克服中年危机的第一个法则，就是你必须要关心你之外的那些事物，不要一天到晚蝇营狗苟，只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这样能够增加你的幸福量。
有很多中年人患得患失，很关心自己在职场上的升迁，你不要太把这些事情当真，要去关心一些能够让你得到不朽的事业。就比如说你做一个工程师，就把项目做好，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这样你可以在别人对你的工作肯定当中得到幸福，这种幸福要比你直接奔向自己的利益所获得的幸福更加持久，因为它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精神的不朽——大家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自己的位置的。
那么讲到追求不朽，就免不了要从哲学史上去找一些资源了。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把生活分成是三类：一类是实践，一类是技艺，一类是理论。这些词的含义和今天我们使用这些词的含义有所不同。
比如讲到实践，指的是政治伦理活动，是协调人和人之间的活动。比如你在工厂里面做工，把一个车床用得很娴熟，把一个零件车干净清楚了，这不算实践，这叫技艺。
什么叫实践呢？比如我们在工厂里面的工作结束了，我们要评一个车间先进，有人说小张行，有人说小李行，车间主任犹豫了：到底是评小张呢？还是评小李呢？名额只有一个，要做出决断。这就牵涉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了，这既牵涉到伦理的问题，怎样评才是符合大家伦理直觉的，同时又牵涉到政治平衡的问题。比如小张虽然这次表现也很好，但是小张以前获得的荣誉已经很多了，如果再给他多一个荣誉，可能就会破坏人际关系的平衡，这个荣誉是不是能够给小李，让别的人也觉得有盼头，否则大家觉得所有好处都小张一个人拿了，对车间的士气的提高也不是特别好。
当你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和做一个零件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政治伦理的考虑，调节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考虑，归根结底就是实践的考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那么实际上，理论的考虑是和这前两者都不同的，是第三种考虑了。
再拿车间来举例。假设你是一个技术员，你正在考虑怎么样把车床设计得更好，通过技术的改进来提高生产率。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用去考虑具体怎么做，因为你在进行纸面计算，进行一种抽象的理论考虑。这种理论考虑也未必一定会成功，但你总是要有一个阶段，既不考虑政治，也不考虑技术，就考虑理论本身。
理论本身能够带来很大快乐，这一点是搞基础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就像如果别人问我，你为什么要搞哲学研究，我觉得进行纯粹研究哲学的时候很快乐，就像一个音乐家，他真爱音乐，进行创作音乐的过程让他很快乐一样。
那么亚里士多德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理论工作能够带给我们幸福，政治活动是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幸福的。政治活动其实挺无聊的，你可以做个执政官为雅典服务，但实际上你做官本身不会带来幸福。
为什么呢？因为你从事政治活动，实际上要应对的问题是匮乏。举个例子，你做官的县发生了一些粮食欠收的问题，你要去赈灾，但赈灾的钱从哪里来？如果两三个县同时发生了这些问题怎么办？所以政治本身是一场与匮乏所进行的斗争，你不考虑匮乏的问题，你就没办法从事政治，但一考虑匮乏问题，闲暇就没了。
所以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提高理论德性的重要性。这也暗示了中年人的一条救赎之道——如果我们每天能花一点时间进入亚里士多德式的精神冥想，就能够让我们摆脱世间的困扰。
大家可能会提出一些抗议，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读得懂哲学，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欣赏亚里士多德，对于那些不读哲学的人来说，他们怎么样从亚里士多德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得到启发的呢？
亚里士多德解决这个问题的要点是在于两个字：闲暇。他对于政治活动或者行政活动的厌恶，主要是因为行政活动消灭了闲暇，但是亚里士多德讲的理论活动就是在闲暇的情况下来进行的。一个人一天到晚忙，为稻粮谋，忙一日三餐，没有任何自己的时间，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去思考。
反思一下，我们平常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闲暇时间？你不要在闲暇的时间里面再思考公司里面那些恩恩怨怨，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要让自己的睡梦也被这些琐事缠绕，要留出一个空间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这样你就能增加自己的幸福度，至于是不是要看哲学书这倒未必。你可以干一些别的事，修修草坪养养花，欣赏一下君子兰，摆弄摆弄你的狗，这都是很多疗伤的方法：“在你的工作、人际关系和闲暇时光中，具有存在主义价值的活动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什么叫具有存在主义价值的活动？
存在主义在这里的含义是，做那些让你觉得你还活着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没办法让我们觉得活着，比如你仅仅是在公司里做一个“螺丝钉”的话。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小爱好，让你的爱好能够伸展出去，体现你自己的创造力，你就觉得自己是活着的了。很显然，艺术欣赏在相当大程度上，就可以成为那种具有存在主义价值的活动。当然有些人觉得“高大上”的艺术自己欣赏不来，那也可以去刷剧，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一个让自己的精神放松的小小港湾
那么这样一种具有存在主义价值的事情，是不是一定要在业余时间里面做呢？
第一步，你先让业余时间开心了；第二步，想办法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上。也就是说存在主义的价值在职场中的体现就是，让你觉得在公司架构里面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你觉得很开心。
如果我是个战斗机的工程师，看到飞机试飞成功了，国家验收了，部队验收了，那我可能会幸福得掉下眼泪，这可能是花费了十几年，很多人的努力，很多人的不眠之夜达到的成就。所以我在看到这个成就实现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存在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活过，我觉得自己很幸福，这就是在职场中所谓的存在主义的价值。
对于企业的领导者来说，也要关注这样的问题，让员工工作的时候，不要仅仅告诉他，我给你钱你就帮我干活，你要告诉员工，咱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们做的工作做成了以后，会对别人造成多大的积极的、正面的影响，能够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帮助，然后把帮助的结果告诉大家。这样可以提高每个人工作的自尊心，可以起到钱不能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提高每一个员工的存在主义价值感。
二、如何面对失去的选择
那么我前面讲的这些，好像对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都管用，比如一个年轻人刚刚进职场，也可以用。但中年人有特殊的麻烦，他有更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会思考我前面的人生道路走得对还是不对，这时候他就会有错失感——这是中年人的特点，青年人一般不太会有。
其实小时候挺想做医生，还想做一个诗人，当然哲学家也是他的考量之一，于是在他的年轻时代，就出现出了一个三岔路口，一条路通向医生，一条路通向大学哲学教授，一条路通向诗人，结果最后他走是大学哲学教授这条路。在反观自己人生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的人生损失了两种可能性。
中年人的惆怅就在这里，本来是要走这条路的，怎么走那条路了。你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也会有体会，因为你可能以前也有很多别的计划——小时候特别想做考古队员，跑到新疆去挖楼兰女尸；曾经有一段时间想做天文学家，一天到晚去探寻银河的奥秘；到了高中又特别想做电影导演，想拍的电影可能会比张艺谋好，高中的时候很认真地这样思考。但这些可能性在你人生中都没有实现，现在也是中年了，发现人生的很多道路都被封死了，走了一条很奇怪的道路，和你以前的规划很不一样。
那么所有的错失所带来的惆怅感背后是什么？是由“选择”的结构造成的不确定性。这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些简单的问题，如果我现在给你两个信封，一个信封里面是一百元，一个信封里面是五十元，你拿哪个信封？当然拿一百元的了。
如果人生的选择都这么简单，每一个选择上面都有标价，我们可以根据标价知道走哪条路是对的，那么人生就没有烦恼了。但人生不是这样，人生选择的道路没有标价。
标价牵涉到一个哲学术语，叫可通约性。什么可通约性呢？就是说它有相同的单位，比如“元”，不管是指欧元、人民币、日元、韩元，只要你度量衡统一了，二十元、五十元都可以比较大小。
但我们人生的选择项很多，它没有可通约的单位，这是我们人生选择的一个本质。
关于这个问题，英国哲学家边沁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快乐是可以进行度量和计算的。也就是说，好的人生就是可以将快乐的总量予以最大化的状态。
那么他的理论引发了很多人的争议：如果我们抛弃纯粹的生理的愉悦以外的快乐，很多快乐是和特定的社会内容相互连接，有非常复杂的内容，也就是说，不同的快乐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实际上体现为不同的社会活动性质的不可通约性。这就好比说，你吃牛排得到的快乐与听莫扎特得到的快乐，难道是可以完全通约的吗？也许在本质上这是两种不同的快乐。
那么这里就有一种方便法门，使得边沁的快乐主义能够实现，听上去非常消极，也就是让自己变成蜗牛，脑袋缩到壳里面，来减少自己和社会的接触面，这样你的欲求减少了，你快乐的种类也减少了，这样你就更容易快乐。
这话听上去也非常具有悖论色彩，明明我是要增加自己的快乐，但是我现在碰到了不同的快乐之间的不可通约问题，为了使这个问题变得不那么严重，我现在要减少自己快乐的种类，以使自己变得快乐。这句话也就意味着要首先使得自己变得不那么快乐，这样你才能够快乐。
那除了缩减自己生命活动的范围之外，哲学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意识到在回顾自己的往昔的时候怀念那些你曾经有过的人生选择权是非理性的，你就会停止这种感伤了。
很多人之所以会怀念过去，是因为年轻人和中年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年轻人有各种各样可能性：你进了大学以后念不同的科系，但是以后会从事怎样的工作你是不太清楚的；大学生的时代是很多人开始恋爱的时代，但是这时候你的恋爱有很多可能性，到底和谁结婚，也有很多开放的可能。
但到中年的时代，一切都已经被定型了。你的职业你已经从事了十几年了，要转行是不可能的，你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新的职业培训了；恐怕大多数人即使对自己的伴侣有不满，也不会选择离婚，因为离婚的成本非常高，牵涉到非常复杂的物权的切割，同时也会对孩子产生不利的影响。
这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还是年轻好，你看年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选择，现在我就没有选择了，所以大家产生了中年危机。
但这种想法靠谱吗？你不能够纯粹因为你在某一个时间拥有过很多的选择权，因此就认为这是你的黄金时代，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权，如果是件很快乐的事情的话，那么应该每个人都很喜欢做选择题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很小的思想实验来证明，有时候选择多未必是你自己喜欢的那种可能。假设你在国外学习了一段时间，特别想吃东坡肉，结果你没有吃到东坡肉——你所在的这个外国城市的中餐馆里面没人会做东坡肉，结果你吃了生煎馒头、小馄、麻婆豆腐，然后又吃了一只叫花鸡，你就是吃不到东坡肉，非常生气。
然后你回国了，你又跑到一个餐厅，这个餐厅提供各种菜肴，你把所有的菜全部看了一遍，大概有十几种，但就是找不到东坡肉，你很生气，然后你发现隔壁的小饭店只有一道菜——东坡肉盖饭。那么你是会跑到小店去吃东坡肉，还是会到比较大的店在十几个选择项里面选呢？任何人都会做出很明确的回答：我会去有东坡肉的店里，因为我惦记的就是东坡肉。
这就说明有时候选择项太多，对你来说是虚假的选择项，因为这些选择项和你的生命走向是没有关系的。
很多人在结婚之前都有一种结婚恐惧症，这个结婚恐惧症并不是因为你不爱自己的对象，而是因为你要结束单身生活，你结束了单身生活以后就不具备对异性的自由选择权了，大家觉得放弃自由选择权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自由选择权真的很重要吗？弱水三千，你只要饮一瓢就可以了。当你沉迷在这种空洞的选择性当中，岂不是平添人生的烦恼吗？
所以中年人就要有这种自我疗伤的方法：我年轻的时候，我错过的所有的选择，很可能都不适合我。我现在不是活得挺好，那我为什么要去追求那些空洞的选择呢？！
所以一句话，拥有选择权这件事情本身的价值极端容易被高估。
三、如何与过去妥协
那么很多人会质疑塞蒂亚的观点，说塞蒂亚知道自己是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的资深教授，衣食无忧，因为他已经成为终身教授了，假设他在哲学行当过得不是很开心呢？申请了好几次资深教授都失败了呢？假设他发的文章都被杂志拒稿，以至于并没有进一步晋升的理由呢？假设每一次被拒稿得到的评委评阅意见都非常刻薄，以至于他对是否适合从事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呢？
我们很多人的困扰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做的工作不合适，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适合做这个职业。如果遇到这样的人生危机，塞蒂亚所提出的心理治疗方法，恐怕就会失效。
那面对这种问题该怎么做呢？这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悔恨。
悔恨和空洞的选择权丧失是有区别的。比如一个女孩子以前有很多男孩子追，然后她和其中的一个男孩子牵手了，其实这个男孩子是个好丈夫，但她突然翻手机翻到某个前男友现在特别出息，赚了大钱，比她现有的老公要出息，虽然她现在的老公也不错，她还是会产生得陇望蜀的想法，想当年嫁给他有多好，这叫怀念失去的选择权。
悔恨不是这种情况，悔恨是你真的碰到大麻烦了。比如某个男孩子骗某个女孩子，两个人结婚以后，男孩子暴露了他的本性——家暴，一天到晚打女孩子，把这女孩子打得很惨，那这时候，女孩子真的是悔恨了。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我们常识的考量，这场婚姻应该是错了，家暴的确是践踏女性权益的底线的事情，我们也会劝她能离就离，这种情况我们就叫悔恨。
悔恨和一般的惆怅是不一样的，悔恨是按照我们的常识来判断，的确前面的选择错了，而不是因为你丧失了自由选择权，我们人生有时候碰到的问题就是悔恨。
那么面对悔恨，我们就不能够学习上面的方案了。
第一个解决方案，是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没有办法改变过去。改变过去这件事情既然不可能发生，你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改变过去，这件事本身只会徒增你的烦恼而不会让事情有任何好的改观。
第二个解决方案，你是不是觉得当时你把人生的火车开错了方向，开到了岔道上呢？那你就把岔道当成正道来看，然后在自己的新的人生征途上努力找到一些乐子，否则的话你会更加痛苦。也就是说，要让那些看似糟糕的选择看上去不那么糟糕。
那么也设想自己的人生并不是做哲学老师，而是成为了一名记税员，为联邦国税局工作。在美国这个工作很辛苦，而且认为这个工作非常无聊，工作的内容是看各种各样的税单，麻烦得不得了。所以，如果我变成了这样一个算税单的人，我的人生该怎么过，难道就在地狱里了吗？
他说不行，我应该迎着困难，要把一个看似糟糕的工作变得不那么糟糕，把所有的过程看成是一个升级打怪的过程。比如举个例子，领导给我一堆税单——这是某某县的税单要你看一看，你要把这堆交给你的税单看成是人生的挑战——来了一头怪兽，我不怕你，我要升级打怪，我要把这些怪兽全部消灭掉；领导说那个县又来了一堆税单，然后我要把另外一个县的税单也全部消灭掉。这么无聊的税单我都能消灭掉，我很了不起——你要寻找这样一种自我的激励。
我们生活中会碰到很多无聊的事情，如果有这种激励把所有讨厌的事都看成一个怪兽，把克服困难的过程看成是升级打怪的过程，那么你无聊的工作就会注入很多正能量，糟糕的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糟糕了。
那么这种做法，可能会让人觉得是苦中作乐，还有点自我欺骗的味道。那还有一种方法能够克服悔恨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不是通过你幻想让它变得更好，而是真实地变得更好。
那么怎么让自己的生活真实地变得更好呢？比如，娜塔莉本来想做一个钢琴家，但最后没有坚持下去，她成为了一个律师，赚得也挺多，但是她还是很喜欢艺术的，那么她会不会就觉得自己后悔错失了非常美妙的一段人生呢？事情并不是这样看的。作为一个律师，她收入稳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老公有孩子，一切都非常安好，她只要思考一下——虽然我做的工作自己不是那么喜欢，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份工作提供的稳定的薪金，我在一个重要的律师事务所扎下了根，获得了行业的认可，这就是这条道路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所以你要多看看所走道路所带来的好处，那么你的后悔感也可以得到平衡。
如果你要让已经过去的岁月看上去比你原来设想的更美好一点的话，还有一个四字箴言：想想孩子。
比如你过去做了份工作你不满意，因为有可能选错行当了；甚至你对你的配偶也不满意，但是有件事你特别开心——我的孩子还不错。孩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你的人生给予你的最大的礼物。
孩子伴随你过去的五年、六年、七年，甚至十几年一路走来，看看这个孩子，那么你过去的人生的灰暗色调都有可能由此被点亮，所以只要想想孩子，那么你心里不满的感觉就可以得到舒缓。
但这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它有很多局限性，比如人生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与孩子密切相关，孩子这个手电筒能够照亮你人生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够照亮你人生过往经历的所有。那孩子这个手电筒照不到的地方那怎么办？还是充满了很多悔恨。另外，有些人没生孩子，也到中年了，你和他谈孩子，不是在增加他的烦恼吗？
很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治愈方法。比如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工作当成孩子，让工作本身的欢乐来取代孩子带给我们的欢乐，但这里又冒出了一些别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你仅仅考虑工作，把孩子的可能性去掉的话，你心中还是会有一种隐蔽的惆怅感，甚至觉得如果有孩子的话，那么我的生命是不是会变得更好一点呢？这样的一种疑问可以说是牵绊着很多没有孩子的中年人的心理。
面对这样的问题，有一个方法就是“无知是福”。这个想法特别有意思，因为西方哲学的传统是让我们具有更多的知识，具有更多的真理，哲学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智慧真理和知识的热爱和拥抱，而现在哲学家告诉我们无知是福。
什么叫无知是福呢？人生就像一趟火车的旅程，在每一个铁轨的分岔点，你都要考虑一个问题，就像一首老歌所唱的那样，应该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我们通过一次次的选择，把我们的火车头转向了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开创出不同的人生。过了一个分岔点以后，我们会思考前面那个分岔点我选对了吗？但不管你怎么想，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因为历史是没办法倒流的，然后想着想着，我们又面对人生的下一个分岔点，我们又要思考前面我们已经思考过的问题，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所有试图进行事后诸葛亮式的回溯，开始后悔过去转弯转错的人，好像都在预设，我们对每一次重大的决定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有一种全知的能力：就是我们转向这个方向以后，人生会怎么样，我们转成那个样子以后，人生会怎么样，我们好像都知道。
但难道我们真的都知道一切道理吗？对于已经过去的事情，你以为所有的细节你都了解吗？你不了解，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背后，我们都看到了一个无知之幕，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情发展后的所有后续，我们只能够判断那些现象层面上所浮现出的大趋势，而这些大趋势有可能是骗人的。
对此，精神治愈方法的要点是首先告诉大家，大家不是神，没有办法全知全能，正因为没有办法全知全能，你站在现有的知识立场上来判断你过去的选择对还是不对，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是没意义的。因为你可能完全判断错了，你认为是不对的事情有可能是对的，你认为是对的事情有可能是不对的。与其这样，不如不判断，快乐地活在当下，这不是很好吗？！
前面让大家做了一个选择题——如果人生当中有两个信封，一个信封里面有五十元，一个信封里有一百元，你会选择哪一个？我相信所有人都会选择一百元。
现在还有一种可能性，有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万元，另外还有个信封里面是一张彩票，这张彩票要去兑现了以后才能知道它值多少钱。那么这张彩票往少里兑现就是零，你刮开以后发现四个字“谢谢参与”；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你中了一亿元，比那个一万元要多得多。而且这彩票只有十个人买，其中有一个人可以拿一亿元，而你就这十个人里面的一个，只要你拿了这个信封，你就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中奖，听上去很心动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拿一亿元呢？还是去拿一万元呢？我相信这时候大家就会犹豫了。那么这个例子如果落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前面所说的娜塔莉的女士所面临的情况，她在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她做一个艺术家，做艺术家就像拿彩票一样，有可能一贫如洗，但也有可能大富大贵；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你就做一个很平庸的律师，大富是没有的，小富是有的，就像拿一万元，而且人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两种可能性，你要选哪一种？
当然在故事里面，娜塔莉是选了做律师的。但是你做出了要做律师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拿了前面一万元以后，你需要不需要后悔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做艺术家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因为实际上你并没有选做艺术家，你选的是做艺术家的机会，那不等于做艺术家，机会这两个字是很虚的。
有一部日剧《短剧开始了》很能体现这种人生困惑，讲的是日本大学里一帮爱玩喜剧的朋友，他们都是漫才社的，漫才相当于日本版的相声。他们想搞喜剧，凑了很多钱，盼着哪一天像中国的德云社一样红火。
十年的青春过去了，他们没有火，也没什么人来看他们的戏，所以他们面临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十年的时间快到了，他们愿不愿意在十年快到的最后几个月里面放手一搏，证明他们对喜剧的热爱是对的。
我要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不存在做喜剧明星这条人生道路，而只存在玩喜剧、做喜剧这条人生道路，你在里面要成腕儿，机会很低。而人类不是全知全能的，你不知道走上这条道以后，你能否成功，或者你面对的是一条失败的道路，整整浪费了十年的时间一事无成，甚至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都有可能，这是个巨大的问题。
正因为这个问题是谁都不能避免的，所以哲学家会告诉你，不要把机会本身当成现实的东西。想到这里我们也应该坦然了，我并没有放弃做喜剧明星，我只是放弃了做喜剧明星的机会。
我不知道我当时放弃了这个机会，会不会是人生的损失，既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后悔，我应该快乐，这就是哲学家通过逻辑推理来帮助大家得到心灵安宁的方法。
四、如何面对死亡
之前讲的都是如何应对后悔，怎么应对过去的时光，都是针对历史的，那怎么面对未来呢？中年人的特点也就在这里，中年，什么叫“中”？就是人生过了一半，处在很尴尬的位置，看过去容易后悔，看未来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隐隐地远远地朝你招手，这就导致了恐惧。
所以中年人要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哲学家会提供很多疗法，那么其中有一种疗法，叫对称论证，它来自于古罗马的哲学家卢克莱修。
卢克莱修写过一本书叫《物性论》，书中说：“现在回望过去，想一想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消失的永恒之岁月，它对我们是何其无足轻重，这是大自然的镜子，借以映照我们死后的时间，你从中看出任何可怕的东西了吗？你发觉什么悲惨之事了吗？那一切难道不是比最深的睡眠还要来得更加安宁吗？”
那么这段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在整个宇宙的时间中是沧海一粟，是一个很小的线段，那在这个线段之前是我们出生前的岁月，线段之后是我们死后的岁月，很多人都害怕自己死后的岁月，如果你害怕死后的岁月，那你害怕出生前的岁月吗？恐怕不怕吧。
如果你对于出生之前的事情不感到害怕，而未来和过去又是彼此对称的，都是在一片黑暗之中，你为什么要对你死后的事情感到害怕呢？这就叫对称论证。按照对称性原则，身前与死后两个都不怕才对。
那这个论证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呢？有一个孩子叫伊莱，在伊莱只有四岁的时候，爸爸让伊莱去看自己的妈妈的照片，这张照片上面妈妈还是个小宝宝，伊莱就很惊讶地问：“这小孩子是谁呀？”“是你的妈咪。”“我的妈咪那么小，那时候我在哪里呀？” “那时候你还不存在。”“我还不存在？”“对，你还不存在。”“我是大人？”“不是。”“是小孩？”“不是。”“是比小孩还小的小孩？”“不是。”“是比小孩更小的婴儿？”“也不是。”“当你的妈妈还只有四五岁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是。”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伊莱这个四岁的小朋友，他觉得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被取消掉了。现在我们在谈论的不是伊莱死后的日子，而是伊莱出生前的日子。伊莱出生前的日子让他感到恐惧，因为在这个世界中他不存在了。
这是小孩子从小到大学的第一堂哲学课——原来我是可以不存在的，这个世界中原来是可以没有我的。这对小孩子的心理打击相当大，因为从婴儿到四五岁的这段时间，他所面对的世界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围着他转，爸爸妈妈都围绕着他看，世界是他的世界，离开了他什么都没有。现在爸爸妈妈告诉他，在他之前有一个世界，在里面有爸爸妈妈的位置，没有他的位置，这对他来说就是晴天霹雳。
在小朋友看来，他没有出生之前的日子晦暗不明，简直是史前史，太可怕了。按照对称性论证，如果死后和生前完全对称的话，那么这种恐惧和害怕也可以投射到他死后，他更有理由去害怕死后的人生了，所以对称性论证并没有起到让心灵平静的作用，相反让我们的恐惧成倍增加。
有人认为只要将对称性论证的原始结构升级，就能够使这个论证缓解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很多人对于自己死亡的恐惧，往往是建立在害怕自己不长寿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更加舒缓形式的对于死亡的恐惧。
每个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永远活下去的，但是退而求其次，我们至少希望自己长寿，害怕自己短寿。但是有一种对称性论证，告诉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种事情。
前面说过一条法则叫无知是福，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你没有办法把其中牵涉到的每一条因果线索全部理清楚，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早生十年，你的周遭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这些周遭环境和你的个体成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就要被重塑，由此所导致的结果是比现在更好，还是更不好，你不知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哲学上的充分理由觉得我一定要早生十年，也就意味着你没有理由让你的生命在时间线往前面延长十年，既然你没有一个好的哲学理由，让你的生命在时间线的前面一段向过去延展十年，那么按照对称性原理，你又有什么好的理由一定要让你的生命在未来多延展十年呢？
中国有句古话叫”多寿则辱”。乾隆皇帝还在世的时候，和珅被称为“和相”，手握大权，刘墉、纪晓岚都得拍他马屁，看他脸色。假设刘墉、纪晓岚对和珅说：“和相，我希望你长命百岁，能够活得比乾隆爷都长。”
那和珅是应该听着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按照常理来说他应该听着开心，但真实的历史是，如果和珅能够在乾隆皇帝驾崩之前得了一场病死了，他的人生也许更好，因为他就不会遭遇到后面的事情了——嘉庆皇帝抄了他的家，他自己也被赐死了。当然也有可能他先死了，嘉庆皇帝照样抄他的家，但是他看不到了，也就不会难过。
所以你真的觉得延长生命就一定是好事吗？延长生命有可能让你赶上一些祸乱，使得你的晚年充满着悲剧色彩，这说不准。当然延长也有可能是变成好事，这事情说不准。毕竟无知是福，于是我们得出了不要担心短寿，因此不用担心死亡的结论。
那这个论证是否能够说服我们呢？也未必。
这个论证是建立在对时间的上帝视角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有上帝来看时间的话，时间就是条线，向过去延长十年和向未来延长十年这两者之间是对称的，但是这种对称性会在我们个体的主观现象学视角里面消失——现象学视角就是指这个世界实际呈现给我们的样子。
那么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过去和未来是不相似的。大家可以想想开车的过程，我们有后视镜，通过后视镜我们可以看到已经驶过的路，然后再往前看，地平线上呈现出未来的路。
如果把开车的经历比作人生的话，人生的未来和人生的过去是彼此对称的吗？显然是不对称的。任何一个有开车经历的人，会觉得眼前的路和后视镜里面已经开过的路是一样的吗？它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视觉形象，所以未来和过去之间的不对称，是一种已经被给定的现象学事实。
举一个例子，你在买彩票的时候，看到你的彩票上面写着“谢谢参与”，而你的同学买到了一张中了十元的，你会觉得他很幸运，但是你并不会觉得很悲伤：为什么我不买到那一张？但是如果你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被交警罚款五元，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但你为什么不认为刚才买了没有中奖的彩票应该更不舒服一点？因为刚才损失了十元。
因为同学拿到的钱是偶然之财，这偶然之财并不被认为是身内之物。但是交警罚我的钱是身内之财，别人拿了你的身内之财就会激起了一种心理学效应，叫损失厌恶。
我们现在拿这个比喻来看人生。人生的特点是我们会把有些东西看成是身内的人生经历，有些会看成身外的偶然之物。如果有一个人是你的同班同学，和你一起读大学，然后在同一个公司里面，他处处压你一头，比你晋升得更快，你肯定心里不爽。但任何的一个正常人会嫉妒亚历山大大帝，会嫉妒曹操，会嫉妒汉武帝吗？
他们生活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代，他们就是再牛或再不牛，都是你的身外之事。但很奇怪，和你在同样一个人生轨道的人，因为你把他或者他把你都作为人生参照系，你就会把他视为身内之事。
所以我们对身前之事不是那么关心，但是我们对于身后之事的观点就和身前就不一样了，这是因为人有家族、有血脉、有朋友、有学生……这些事情都是从你自身延伸出去的，即使你死了，这些事情都会影响你以后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未来更关注的道理。
我们人生的时间坐标其实是一种汽车式的坐标，我们的眼睛盯着未来，斜眼看看反光镜，在反光镜里面看到过去，而不是过去和未来都是一条直线上的两个端点所射出来的两条线。
引入一个思想实验，来证明过去和未来两者之间是不对称的。假设你在医院里面醒来了，你在醒来的时候，不是很确定你处在哪个阶段，到底是在等待手术的阶段，还是在手术已经做完，正在醒来的阶段呢？
这时候你遇到了一个护士，护士说：“我接触的病人太多了，先生，我也搞不清楚你是哪个状态。你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你是那个昨天已经做完手术的病人，那个手术有四个小时，非常麻烦，我记得那场手术其中还出了很小的事故，幸好我们的医生非常有经验，把你给救活了，你可能是那个人；你还可能是另外一个病人，这个病人今天下午要做一场手术，一会儿吃完中饭就要做手术了，那个病人要做的手术很简单，只要一个小时。你到底是哪个病人，能不能给我一分钟，让我看看你的名字，然后一分钟以后告诉你。”
看着护士离开的窈窕背影，我到底希望她告诉我哪个答案呢？
那么可能大家都会希望她跑过来会告诉我：“先生，你不用做手术了，你就是昨天那个已经做完手术的人。昨天好艰难，不过这个手术很成功，你放心。”
因为做手术很难过，我不想做手术，我也不想冒这个风险，你如果告诉我这个风险已经过去了，我当然很开心。那按照上帝之眼的角度，这样的推理非常不理性，因为四个小时比一个小时要长，高风险的手术要比低风险的手术来得可怕，那么你为什么要偏好一个高风险的四个小时的手术，而不去偏好一个小时的低风险的手术呢？
但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看，这样选非常理性，因为那个手术已经过去了。再小的挑战，你只要告诉我没有过去，我都会觉得紧张，这就证明我们对于过去的感受和对未来的感受是不对称的。
但非常有趣的是，思想实验告诉我们对称性论证是错误的，但他还是主张用中性和上帝之眼的角度来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这是不理性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偏好让所有的灾难都已经过去，尽管这个灾难比较大，这样一种想法相对来说也可以说是比较理性的。
那么这两种理性观，到底应该采取哪一种呢？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
现在我们顺一下思路，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对称性论证，是为了克服死亡焦虑的，但是这些论证还是面临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克服死亡焦虑，那中年危机怎么解决？我们就要讨论所谓永生和超人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来达到永生，人生是不是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呢？
有一部美国电影《金刚狼》，金刚狼就是能够永生的，但我们发现金刚狼好像活得也并不是特别幸福。金刚狼非常痛苦，因为一直都不死，一直不死就意味着他经常看着身边喜欢的人死去。那么很多哲学家也能够意识到金刚狼的痛苦所在，也就是说死亡使得我们的很多事情能够被赋予意义。
举个例子，一对青年男女海誓山盟，说海枯石烂不变心，我愿意跟你到天涯海角。当他们说这话的时候预示了一个背景知识，即人是有死的。
如果两个人像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一样是不死的话，再进行海誓山盟就有点搞笑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死不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像奥林匹亚的诸神或者金刚狼那样是不死的话，我们理想的极限坐标就不存在了。因为理想不存在了，理想所为之服务的现世的生存意义也会跟着坍塌，人生的意义会崩塌，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不死也是件很麻烦的事。
正因为死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我们对死这件事情本身要抱以积极的看法，当然很多年轻人或者中年人早早死去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对正常的死亡我们应该抱着平常心。
那么我们不妨从接受亲属的死亡开始学会接受自己的死亡。实际上我们能够意识到死亡这件事情很接近，并不是因为你在读报纸看新闻的时候，看到有人车祸死了，而是因为你注意到，你身边的一些与你非常亲近的人，特别是亲属死亡了。
他们的离去让你突然意识到，死亡离你是那么近，死亡对你来说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你生命本身的一种扰动，而且你会立即想到自己也会死。这些亲属的生命和你的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他的生命离去了就等于你的生命的精气神当中有一股力量被抽掉，你会觉得一股蒸汽消失了，你的身体也死了一部分，这时候你才意识到你也会死。
当然除了亲属以外，类似于亲属的，比如极好的朋友、工作场合上极好的伙伴，他们的死去也可能会带来类似的感受。这种感受当然会让我们陷入悲痛之中，但是我们要学会接受这个事实，这是我们学会接受自己死亡的一个前导步骤。
那么要怎样学会接受亲属的死亡呢？一般亲属逝去，我们悲痛有两种理由：一种理由是为你的亲属自身的损失感到悲痛；另外一个是你为自己的生命中的损失而感到悲痛。你生命中的损失就是指这个朋友或者亲属带给你很多欢乐，带给你很多支持，他走了以后，你悲痛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这两个理由有时候是会打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亲属他得了治不好的重病，他在病床上受到病痛的折磨，他的日子过得很难受，最后他走了，那么在这时候你应该意识到，他走了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个解脱，他可以脱离苦海，所以站在他的利益上来看，他没有损失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再延长下去，就意味着痛苦总量的延长，而不是欢乐的延长。既然他自己都可能并不认为自己的死是损失，你作为他的一个好朋友或者至亲，你为什么觉得这对你是一种损失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有人说，因为他的离去让我生命少了一个支柱。但你如果觉得你和他的生命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为什么不逆向思维，认为他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他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导尿管、输液管插在身上，完全没有尊严地躺在床上，哪一天他离开了就意味着他的痛苦和你的痛苦在离去呢？！这样我们就能坦然面对死亡。
随笔/恒之馨（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