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笔记（2021年6月17日）

    昨晚和今早阅读了本书上篇的第五章内容——“农业文明中的思想革命与制度创新”。要点如下：

    作者在第四章中已经指出，农业文明的铁律就是它的瓶颈。而每一次文明冲顶后衰落和毁灭期，都是对当世人的磨砺，让他们经受苦难，感受痛苦。然而痛苦常常也能成为思想革命的源泉。

    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指出的那样，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人类历史上就出现了一次轴心思想革命（他把这段时期命名为“轴心时代”）：

    在东方的中国，孔子开始讲述他的学说，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争鸣；在西方文明起源的中东，先知们开始把对世界、上帝的思考记录成《旧约圣经》；在印度，释迦牟尼放弃了皇子的优裕生活，开始和乞讨的人一起生活，和他们共同经历苦难，宣讲他解脱苦难的方法；在希腊，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伟大的思想家都在全面地检测个人、社会、国家的意义。

    这一次思想革命为人类之后几千年的发展奠定了不朽的思想基础，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后人。

    而这些思想家几乎出现在同一个时期，而且思想的指向惊人的一致。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处在自己时代文明的边缘，思考的问题都是文明毁灭之后普通人的痛苦、边缘人的挣扎、底层人的呻吟。他们共同的出发点、核心关怀的对象都是弱势群体、普罗大众。

    他们也追求人生的意义，追求人在自身生活和利益之外的升华。

    轴心时代思想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高端政府政治制度的建设。中国的轴心时代思想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制度创新——科举制的诞生。作者认为，科举制应该是整个2.0农业文明时代最伟大的制度创新。

    科举制起源于两汉时的荐贤尝试，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后，到隋朝正式确立为制度，为此后一两千年里管理中国这个庞大帝国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也为中国从汉后的400年战乱重新崛起提供了基础，也让东西方在汉朝和罗马帝国衰落后的命运截然不同。

    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770年左右，中国领先西方大概1200年，科举制这一创新正是助跑中国领先的重要原因。

    不过，科举制虽然在极大程度上解决了帝国的政权问题，但它也有一个核心缺点，就是皇帝这个最高领袖的选择。如果皇帝能力优秀，整个帝国的力量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如果出现了弱君或昏君，政权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内斗、腐败。

    轴心革命时代的另外一个重大遗产是思想的多样性。在中国，有百家争鸣的不同理念，在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关心的问题从科学、玄学、法律、政权到逻辑。

    思想多样性的出现，尤其是理性一支的出现发展出思想的另外一条重要轨迹——人类在思想上的进步逐渐发展出近代的科学，从此开始真正主宰世界。这一支理性的思想为人类发展指出了另一个伟大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