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远方的鼓声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这是村上春树自1986年10月开始旅欧三年期间的游记性随笔集或随笔性游记。
我觉得不算游记吧，如果是作为旅游的参考，带了太多主观的东西。但是客观的叫做景点介绍，游记从来都是主观的，如果这样说，也可以作为游记来参考。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作者听得的微乎其微的“远方的鼓声”，最终成了这本书，《远方的鼓声》。
每个人都有惟独自己听得见的远方的鼓声，人生途中的每一阶段都会有鼓声在远方呼唤自己整装待发，声音再弱我们也会听见。
摘录一些村上旅途的感受吧，走过的路，住过的地方，见过的人，这些都是旅途的意义吧。
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四十岁大概是一条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分界线。这倒不是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根据，也并非事先预测到了迎来四十岁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还是这样认为，认为四十岁是一个大转折点，它将带走什么，又留下什么。在这种精神转换完成之后，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已无退路可言，不可能因为尝试后不够满意而重新回到原来状态。一如齿轮，有进无退。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
这也是我想去外国的一个原因。感觉上待在日本，有可能在应付日常生活的时间里稀里糊涂上了年纪，有可能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什么。而我——要说起来——很想把切切实实的、可感可触的生之时间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在日本这好像很难做到。
现在我已回到日本，正坐在桌前思考那三年时间发生的事——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回想起来，那里边存在奇妙的失落感。有质感的空白。某种浮游感或流移感。那三年的记忆在浮游力和重力形成的狭窄河道里往来彷徨。那个年月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失却，又在某种意义上牢牢植根于我体内的现实。我可以在身体某个地方真切地感觉出记忆的把手。记忆的长臂从非现实的黑暗中伸出来抓住现实的我。
这也没什么不妥。毕竟听见了远方的鼓声。此时此刻，我觉得这是唯一使我踏上旅途的缘由。
三年时间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挪威的森林》，另一部是《舞！舞！舞！》。还写了《电视人》这部短篇集，又翻译了几本书。
何况我们的立场在所有意义上都是不上不下的——我们不是赶来看应看的东西、看完就径自通过的游客，但又不是在那里住下来扎根的永久性居民。而且我们不属于任何公司任何团体。勉强说来，我们是常驻游客。虽说根据地设在罗马，但若另有满意的地方，就在那里租住带厨房的公寓生活几个月。想去别处时就又搬走。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最初我计划像记日记那样，无论如何要保持一定的进度，每星期写一篇这样的纪行文，结果根本不行。因为写长篇小说期间无暇写小说以外的文章。这样，不时出现长达几个月的完全空白。具体说来，在用来写小说的米科诺斯和西西里就差不多什么也没写。由于简单写了日记，事后可以顺着记忆来写，但严格说来那已不是现时记述，量也不多。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恐怕也很难称为游记。
我们以搬家那样的心情离开了日本。因长达几年不在国内，一直住着的房子也租给了熟人。国外生活所需物品一股脑儿塞进旅行箱。这活计相当累人。毕竟一般人不大可能弄明白数年南欧生活到底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以为需要似乎什么都需要，以为不需要又觉得什么都不需要。
如此一来二去，我觉得一下子老了许多。昨天是老婆生日，我们是在老婆生日那天离开日本的。由于时差关系，她得以度过一个十分漫长的生日，十分十分漫长的三十八岁生日。第一次遇见她时，我们都还双双十八。十八，每喝必烂醉如泥的时光。尔来二十年。
瓦伦蒂娜翻卷着如原色蝴蝶一般色彩艳丽的裙裾，消失在雅典的人群之中。后来在电话中交谈过一次，但再未相见。
但是，面对如此萧条景况是进入11月以后的事，10月下半月还多少有些生活的余裕。说是旺季活气的尾声也好、余韵也好，反正尚可受用这方面的气氛。店铺和餐馆也还尽量开着，风平浪静的暖和日子也尽可在海滩享受阳光。游客几乎没有了，甚是舒心惬意。假如有人想在希腊海岛上住一个月，我想推荐9月至10月中旬这一个月。此前嘈杂得犹如原宿竹下大街；此后么，从观光角度看来，来希腊的意义无限接近于零。冬天特意来这种地方的，不是特别好事之人，就是盯上淡季低价（低的确是低）的小说家之类。
无奈，我坐在门旁石头上，闭目合眼，侧耳倾听。即使在万籁俱寂之中也可多少听取世界的动静。细微声响的聚集。首先是羊脖子上的铃声，其次是牛的叫声——好像是修道院里饲养的。也有远处传来的轻便摩托车的喇叭声。哪里的教堂响起钟声。
我们终于发现一家仍在营业的咖啡馆，坐在外面椅子上点了生啤和冰淇淋，一边晒太阳，一边眼望天空中飘移的云，或逗路上走的狗。在希腊生活一段时间，我们身上开始有了一种能力，使得我们能够长时间怔怔注视什么而不感到无聊。因为此外无事可干。
吃罢晚饭，外面彻底黑了。我在起居室里听着音乐看书，老婆或写日记或给朋友写信或计算钱款或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什么“啊讨厌讨厌讨厌上岁数”。寒冷的夜晚往炉里添柴生火。眼望炉火发呆的时间里，时间惬意地静静流逝。没电话打来，没截稿期限，没电视，什么也没有。只有火在眼前“哔哔剥剥”。沉寂委实美妙至极。喝光一瓶葡萄酒，斟一杯威士忌干喝之间，困意隐约上来。看钟，差不多10点，就势美美睡去。既像做了很多很多事的一天，又像什么也没做虚度一日。
每天早上醒来，我们首先开窗看海。从卧室窗口可以把大海尽收眼底。得知海面平稳没有白浪掀起，便去港口买鱼。如果白浪滔天，几乎所有的渔船都不出海，鱼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好天气才能吃到鱼。因此，天气对我们的生活意义非同小可。
如此说来，午饭铁定是配以金枪鱼罐头西红柿汤的意面。归根结底，撤退便是这么个东西。也罢，吃完午饭，我们就离开这里，午饭吃什么都不是大问题。我一边听劳拉·尼罗（Laura Nyro）的旧音乐磁带一边吃薄饼，吃罢收拾行李。收拾当中蓦然想道：这一个半月时间对于我到底算什么呢？自己在这季节不对头的爱琴海孤岛上到底干了什么呢？对此我一时什么也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脑海里生出疙疙瘩瘩般的空白。
除夕早上从雅典出发，到罗马正是CAPO D'ANNO（新年庆祝活动）最热闹的时候。在意大利，除夕夜到元旦之间死人相当不少，有喝酒过量喝死的，有撒欢儿弄倒蜡烛失火烧死的，有撞在枪口上打死的——有人从窗口开猎枪来代替助兴的烟花。这还不算，作为除夕夜的一种庆贺方式，一到12点意大利人就把不要的东西从窗口一件件抛下，以致也有人倒霉碰上砸死。正月的报纸连篇累牍都是这种让人笑不起来的死亡事故报道。不成样子！不过从热闹与否这点来说，那还是热闹，这点百分之百可以保证。
在南欧住久的一个不便之处，就是每天很难跑步。这里几乎没有跑步这一习惯，跑步的人也很少见到。在街上跑的，不是逃亡中的抢劫犯（确实有的，这种人），就是快要赶不上一天仅两班的大巴的背包客。所以，我悠悠然在路上奔跑，难免为人侧目，那眼神仿佛在说那小子怎么回事啊，甚至有人止住脚步张着大嘴看得出神。如此倾向越去乡下越明显。
外出旅行，在那里的城镇跑步是蛮快意的事。时速十二公里左右我想应该是观看风景的理想速度。开车速度太快而漏看小景物，轻微的气息和动静也失之交臂，一步步走则过于花时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各种各样的人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路的弯曲度、脚步的回声、垃圾的倒法，无不有所不同，不同得令人兴味盎然。我喜欢一边看如此城镇的表情一边悠悠跑步。全程马拉松诚然有趣，而这个也不坏。跑步之间会有一种实感：我是在活着，大家都在活着。而这种实感是很容易迷失的。
北欧人，他们旅行的确是为追求艰难、贫困和苦行。不是谎言。这确实是他们的追求，简直就像中世纪各国的行脚僧。他们似乎相信体验如此旅程对其人格形成是极为有效而有益的。他们几乎不花钱、不住旅馆，为寻找二百日元的便宜旅馆而不惜在街头转两个小时。他们的自豪在于经济效率，一如汽油费。用尽可能低廉的费用去尽可能远的地方。他们结束如此漫长的苦行僧般的旅行返回故国、走出大学、步入社会，而且——举例说——作为股票经纪人取得成功，结婚，子女也茁壮成长。车库里停着奔驰、沃尔沃和两用面包车。于是，这回他们为追求完全相反的经济效率踏上旅程——怎样慢慢悠悠花钱怎样舒舒服服旅行。这是他们新的经济效率。 这是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的人生方式。
不过除了寒冷和饮食，赫尔辛基这座城市还是极能让人放松的。人们温和稳重，而且人数少，几乎看不见排队。英语也相当通行，搭话时全都报以笑容。估计没有小偷，警察也难得一见。在街头见到的警察数量觉得也就是罗马的五分之一。
不管怎样，我一路跑到了作为终点的雅典奥林匹克体育馆，所用时间仍不很理想（三小时四十几分），途中乳头被衬衫磨出血了（不但不雅观，还相当痛，这个），但终究坚持下来了，值得举起易拉罐啤酒庆贺。
《舞！舞！舞！》中出现夏威夷场面也是因为这个。我边写小说边想去夏威夷想得不行，所以拼命想像夏威夷写了下来。大概是这样子、大约是这个感觉——一边回想一边写。
回头看去，这一年对我们夫妇似乎算不上多美妙。回到日本，《挪威的森林》成了超级畅销书。也是因为一直身在国外不大了解情况，过了许久回国一看，原来自己已成为名人，为之瞠目结舌。
决定去春树岛。假如爱琴海有一座小岛和你的名字相同，你能不想去那里一次吗？
实际住起来才明白，意大利并非多么大的国家。罗马位于这座长靴形半岛的大致正中间，从这里无论到北端到奥地利国境还是到南端的雷焦卡拉布里亚，都不过七百公里多一点点。从高速公路驱车疾驰，当天就跑到尽头。
旅行中总会遇上麻烦。试想，在一不了解情况二无熟人、甚至话都讲不大通的陌生地方惶惶然走来窜去，没有麻烦事才不可思议。若怕麻烦，不去旅什么行老实待在家里租录像带看不就得了——这是正理，是正理且是正论。可是一旦麻烦事实际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不那么容易想得开了。
离开日本是1986年秋天，正好在欧洲转了三年。本想好好定居下来，但这本书里也写了，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以致提着电子打字机和收放两用机在南欧到处流浪。 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见了各种各样的男女，遇到各种各样趣事。感触良多，该学的东西也不少。不过说老实话，我们对这种流动生活多少有些累了。一无门路，二不从属任何组织，孤零零的在外国生活远比预想的辛苦。年轻时总可以应付，但我们已不再年轻。我三十七时告别日本，现已年届四十，该打道回府了。
至今我仍时常听见远方的鼓声。安静的午后侧耳倾听，会在耳底感觉出它的回响。有时又想踏上旅途，想得不得了。但我蓦然这样想道：此刻位于此处的过渡性暂时性的我本身、我的存在本身，说到底恐怕即是旅行这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