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钊灏
摘要：自20世纪初，现象学为精神病学提供了理解精神病患者主观内在经验途径，闵可夫斯基正是现象学精神病学中的重要一员，他提出的“与现实生命联系的缺失”、“粗糙自闭—贫乏自闭”、“代偿机制”等概念，超越了医学模式下对精神分裂症理解，不仅仅是着眼于症状的分析，而是对患者整个人生经历的全人关注。笔者尝试用闵氏的理念来诠释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社工介入案例，并探讨闵氏理念对精神康复社工服务的影响。
关键字：闵可夫斯基，现象学精神病学，精神康复，社会工作
一、导论：
哲学与精神病学相互理解及联系，是因为要用精神病理学去检验哲学对于生命本质的解释，也要用哲学去深入探索“精神”、“疾病”乃至生命的本质。现象学，作为揭示意识经验和意识本质结构的描述，在精神病理学上勇于探索精神病人的内在或主观疾病经验，也就是——用现象学直观的方法，去感受和认识精神病人心中的主观世界。(1)
20世纪初，在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产生之前，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主导思想是：“精神疾病就是大脑疾病”。这种还原主义哲学极大地促进了对大脑的研究，但也损害了精神病理学研究。因为这让许多精神治疗学家相信：如果掌握了对于大脑的准确知识，那么人类的精神生活及其紊乱就得到了完全的认识。(2)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精神科药物的研发和应用突飞猛进，更加深了精神病学关注病人躯体病变以及生化指标。
而在20世纪初，有许多欧洲的精神科医生已经开始发现，要揭示精神疾病的本质，仅仅靠第三人称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完全不够的，还必须依靠第一人称的现象学方法。在现象学的视域中，精神疾病是人类在世界中存在模式的变异，而精神科医生应当运用现象学直观方法去探索病人异常的意识经验结构，应将常见的精神疾病症状视为一种“现象”，注重病人的主观事实，重视对典型案例的质性研究，探寻病人对生活内在意义的解释而不一定要寻求普遍法则，强调个变化和理解之同情。(1)而闵可夫斯基正是现象学精神病学运动中的重要一员。
二、闵氏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
尤金·闵可夫斯基在1885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在1912年来到了瑞士，在精神病学家布劳勒（Bleuler）的诊所工作。闵氏受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影响，为了探索精神病症状背后的本质，闵氏借鉴柏格森的哲学理念进行临床治疗，并形成突破性的观点。
（一）与现实的生命联系的缺失（Loss of Vital Contacts with Reality）
柏格森反对用一种高度理性的视角去看待人的意识，他认为，人作为世界的主体，其实更多是用灵动多变的直觉与环境在互动，用过去所积累的记忆和经验不断地和当下互动，这种流续不断的意识，柏格森将其称之为“延绵”（Duree）,而人就在这种“延绵”意识中，用一种“生命冲动”（Elan Vital）不断创造未来，开拓自己的生命力。（8）
藉着柏格森的理念，闵氏提出了“与现实的生命联系的缺失”这一重要概念。这里的“现实”，是指不需要刻意思考、自然而然的现实，有三个重要的范畴：语言，用于共享交流，建立共识；规范，特别是不言自明而被感知的规则，例如文化、礼仪；实践，人对周遭世界即时的回应与投入。而一个健康的现实感，是可以恰如其份地和环境互动，能够接纳生活中的偶然性，能够感受到人生中感性的一面。(3)
人在不断向前创造的“生命冲动”的驱使下和周遭环境互动，就会出现两种倾向：既想融入社会，又想自我超越。(3)而“与现实的生命联系”这种感觉，让普通人在这种向前的“生命冲动”中，维持着“理性—感性”、“规范—灵活”、“自我—他人”之间的平衡。如孔子所言：“随心所欲而不逾举。”
一旦“与现实的生命联系的缺失”，则会三个层面出现问题：时间层面，普通人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节奏，愿意和他人同步协调；而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则缺乏未来感，意识往往固滞在过去，缺乏向前的未来；空间层面，这个空间并非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充满关系、互动的心理空间，普通人的心理空间是有他人，是鲜活的，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则被孤立在自己的空间里，没有他人；共情层面，普通人能够同感共情，但精神分裂症患则难以同感他人的经历。
（二）精神分裂性的自闭状态
闵氏认为，“Autism”，自闭或自我为中心的状态，才是精神分裂症的本质，而判断是否“自闭”，关键是评估患者有无出现“与现实的生命联系的缺失”。原本鲜活灵动的时间感——也就是延绵——变得僵化固滞，人与环境的良好互动受阻。当感受到与现实的联系在减弱，人就不自觉会用“代偿”的方式去弥补。
以妄想患者为例，患者缺乏的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去的持续性。正常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整体的连续结构；而在患者这里，这种整体结构是破碎的，即过去与现在、未来之间不是连续的。妄想正是这种时间经验结构破裂的表现。“个体冲动”的作用是创造未来，而“冲动”就是某种向前的意识。妄想患者的病根就在于他们的个体冲动发生了衰退，从而造成了患者向前意识的缺损。当患者发现自己不能借用他们过去的生命经验时，他们就不得不通过妄想来替换过去的生命经验。因此，妄想是患者对其时间经验结构紊乱的一种无效补偿。(4)
闵氏还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自闭状态：粗糙自闭（Rich Autism）和贫乏自闭（Empty Autism）。粗糙自闭的范型是做白日梦，患者从外在实在中逃离到了无限制的幻想生活中。具体的表现为过分夸张、狂想、生闷气以及沉浸在长久的懊悔中，背后其实是患者人格中仍然健康的部分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但现实中不能满足。
然而，闵氏认为，贫乏自闭才是更纯粹或原初的自闭形式。贫乏自闭的根源是与实在
之生命联系的丧失，以及个体冲动衰退，特征是过分怀疑的态度、病态的理性，过分空间化的思维，（例如，当闵可夫斯基要求患者画出一幅描绘家庭的画时，患者仅仅画了一个大圆，而它周围环绕着四五个小圆）在人格中占主导地位，表现为非黑即白、在健康人身上，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直观、静态与动态处于一种交互的平衡之中。但在精神分裂患者这里，非理性、直观、生命的动态绵延完全让位于理性、逻辑、的静态停滞。(5)
（三）闵氏对精神分裂的治疗和介入
1.生命的直观
闵氏认为，自然科学式的所谓“客观观察”，往往割裂了人的整体性，用抽象的概念与框架来操纵对象。要充分理解精神分裂症，必须要用生命的直观，即是要用自己整体的专注、经验和感觉，去投入到患者的生命历程，依据自身的共通感和分寸感，代入患者的经历，与患者同感共情。
2.重塑生命联系
闵氏发现，传统的隔离式治疗对精神分裂患者不是很有效：“对这些患者来说，延长住院也很难有用。关到精神病院或医院（尤其是让患者无事可做），只会强化那堵把患者与实在相隔离的墙，患者会在他们的自闭中陷得更深。相反，我们建议：尽可能地将患者重置于他们的正常环境中，因为我们首先确定主体间的家庭本身不是病因。医生还必须保持与患者家庭非常紧密的联系。”(4) 因此，闵可夫斯基反对将精神分裂患者放到医院或其他封闭环境中进行治疗，因为这会扩大患者与实在的距离，并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精神分裂紊乱。
闵氏认为，如何帮助患者重建与现实的联系，才是治疗的目标。所以，闵氏倡导的是生活疗法和工作疗法。将健康的生活态度给予患者，通过大量与健康群体相似的行为活动，重建与现实的生命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工作，让患者的个体化存在有了更具体的意义，重燃对未来的“生命冲动”。
（四）小结
与闵氏同时代的雅斯贝尔斯表示，他认为精神疾病的研究离不开自然科学的“第三人称进路”，但他不主张只走这条路；相反，他把完全依赖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精神疾病的做法，称为“躯体的偏见”，把还原主义的大脑中心范式称为“大脑神话学”。闵氏的现象学精神病学理论正是对这种“躯体的偏见”的反思，并走出了对于精神疾病研究的“第一人称进路”：精神疾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的产生，往往是患者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中，自我经验出现扭曲、破损所致的(6)，也就是闵氏所讲的“与现实生命联系的缺失”。
所以，闵氏的治疗方法，是透切理解患者症状背后的动机、支持患者重回社会、重塑与现实的联系。接下来，通过由笔者及同事共同参与跟进的真实案例，具体阐释闵氏的现象学精神病学理论在实际精神康复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三、案例研究：E小姐
E小姐时年41岁，无子女，36岁离异之后独居，直到39岁时回到父母家中生活。E小姐持续待业，日常起居由家人负责，少言语，在家里主要活动为看电视，少外出，偶尔做家务。E小姐和父母、哥哥同住。E小姐少外出，但同一栋楼内有其他亲戚会探访E小姐家庭，会主动和E小姐联系。已经得到E小姐及其家人同意，将经历用于案例研究，所有涉及E小姐家庭的隐私信息已做化名处理。
某日，E小姐无预兆地在房间内烧香拜神，念念有词，哭泣流泪，但不告知家人原因，被家人认为其精神病发，故E小姐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治疗。两日后，E小姐被发现感染了肺结核，被转送至肺胸科医院治疗。入住肺胸科医院三天后，E小姐拒绝服用任何药物，不配合治疗，肺胸科医院担心E小姐的精神状态不稳定导致，要求E小姐出院，家人为此担忧焦虑，遂求助社工。
社工在接到求助后，先安抚了E小姐的父母，并立刻通过区残疾人联合会安排精神科医院到肺胸科医院会诊事宜。会诊时，E小姐神情淡漠，但对答清晰，医生问E小姐为何不服药，E小姐表示自己没有病，自己也不愿意住院，是被人“抓进来住院”，并说“这两个不是我的父母，他们是坏人，不过穿上了我父母的衣服，并装扮成像我父母的样子。”
精神科医生问诊后，认为E小姐有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状，但不算严重，而E小姐在精神科医院住院3天期间，仅仅是每天服用2次、每次1颗利培酮，以及睡前1颗罗拉，剂量不高。肺胸科医生表示，在胸科医院的前三天，E小姐是配合治疗的，也有继续服用精神科药物，但不知何故，E小姐突然抗拒服药，无论医护人员如何劝解，E小姐抗拒肺结核治疗，希望两日后安排E小姐出院，精神科医院也因E小姐肺结核未痊愈而拒收。
（一）对E小姐症状背后的直观
若仅仅从医学诊断的角度出发，E小姐出现妄想，且陷入一种执拗的状态，院方又难以执行强制治疗，个案仿佛拐进了“死胡同”，而E小姐可能面临失救的危险。而社工仍然希望通过了解症状背后的动机，投入到E小姐的主观世界，争取游说E小姐接受治疗。
在闵氏看来，任何精神状态都不是孤立的碎片，而是一种整体人格的组成部分，他提出：精神科医师不应只关注患者扭曲的经验或异常的行为，更要去关注患者的一般存在方式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精神障碍的各种“疯狂”经验都可以与普通人经验的某些负面方面相关联，从而帮助我们“预感”那些精神紊乱。而通过“直观”，可以透视患者的行为及其整体表现，就能够以内在的方式把握到病态经验。闵氏将直观和同情视作精神病理学家需要以自己的生命冲力、全部人格、情感去参与的行为，若是没有这种主观投入，而是试图作纯粹客观的观察者去诊断症状，就越与患者的生命经验相隔阂。(7)
笔者及同事从现象学精神病学的角度回顾整个会诊过程时，发现E小姐对医生的提问态度基本上是不冷不热，但当医生问E小姐“这两位（E小姐父母）是谁？”时，E小姐却说“这两个不是我的父母，他们是坏人，不过穿上了我父母的衣服，并装扮成像我父母的样子”，情绪变得紧张，语调激动。这种妄想背后明显折射出E小姐与父母的关系，于是社工以此为突破口与E小姐面谈。
在E小姐父母离开医院之后，笔者的一位女同事留在E小姐身边，温柔地问及E小姐对父母的看法，E小姐此时态度出现缓和，表示“好的父母应该关心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诸多管束，那两个强制送自己入院的‘坏人’，不是我的父母。”E小姐认为自己之前患有咳嗽及感冒发烧，但现在好转了就不再服药了，不明白为何他们要逼迫自己吃药打针。
为了更投入地同理到E小姐的状态，同事跟随E小姐称呼其父母为“那两个人”，构建可以同理的共同语言，进一步探索E小姐的内在感受：
问及E小姐日常如何与“那两个人”相处，E小姐表示，他们经常会啰嗦自己，要按时吃饭，管制自己何时睡觉，觉得非常不自由。
同事问E小姐什么是理想中的生活，E小姐表示自己希望好像小时候那样，和家人一起开心生活，希望家人可以将就自己。同事再问E小姐，小时候有哪些开心的时光。E小姐表示，自己小时候一家人在老房子的天台过中秋节，当时一家人在天台赏月吃月饼，很温馨。
同事再问E小姐，为何在一年多前回家和父母同住，E小姐则表示自己没有地方去，就选择回家，但回家后，感到父母经常管束自己，很讨厌，如经常催促自己吃饭等，E小姐还是认为，每天来看望她的不是她真正的父母，而是假扮的坏人。社工随后陪同E小姐到饭堂就餐，并问及E小姐出院后的打算，E小姐希望自己出院后，可以找一份轻松的工作，有稳定收入，然后可以逛街购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社工则表示，其实E小姐有独立自决的能力，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活，但希望E小姐注意身体，因为医生检验处E小姐有肺结核，如不坚持服药，会危害身体。E小姐则表示，自己不认为有危险，只是普通感冒而已。
通过用正常化（共同进餐）、个别化（使用E小姐自己的词汇）的方式，社工渐渐和E小姐构筑起良好互动的平台。从E小姐的回应中，我们发现E小姐早前的淡漠态度，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E小姐感到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状态，认为自己是在家人的“管束”、“限制”下生存，因而怨恨和对抗父母，甚至产生“坏人假扮父母”的妄想。从闵氏“粗糙自闭”的相关理论出发，其实E小姐的妄想，是因为E小姐在现实中得不到自己所渴求的“自由”、“家庭温馨”，逃离到了无限制的幻想中，背后蕴含着E小姐仍然健康的人格部分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二）对E小姐生命的直观
为了从更广阔的生命历程去了解E小姐，社工向E小姐母亲了解其成长的经历，得知：
母亲表示，E小姐自幼反应快、聪明，有主见，但贪玩，读书成绩一般，而E小姐父亲则性格耿直，做事严厉，教育方法较为直接强势。在E小姐16岁初中毕业时，和同校男生谈恋爱，被父亲发现，父亲当时十分愤怒，严加喝止，认为E小姐“败坏风气”，并打过E小姐耳光，E小姐感到难堪，并离家出走一周。
E小姐职中毕业后，自行到旅店应聘年服务员，工作5年后，并搬离父母自己居住，后又从事过食肆地勤，做过个体户等数份工作。E小姐28岁时和前夫结婚，直到36岁时离婚。E小姐父母对于其婚姻状态鲜有过问，不清楚E小姐离婚的原因，也不知道E小姐是否曾有怀孕，E小姐也从没提起自己的婚姻。多年来E小姐每年仅仅回家一到两次，直到39岁时，E小姐仅仅带着身份证件和余额不足两千元的存折，就搬回家中和父母同住。
搬回家后，E小姐一直没有外出就业，甚至极少出门，日常多在家卧床休息或看电视。有一次E小姐母亲和E小姐哥哥外出旅游，家中只有E小姐和父亲，父亲不满意E小姐慵懒的状态，加以喝斥，态度严苛，结果E小姐连续三天没有吃饭，直到母亲回家调停。
正如亨利·柏格森所言，人是用过去所积累的记忆和经验不断地和当下互动，在这种“延绵”意识中，用一种“生命冲动”（Elan Vital）不断创造未来，开拓自己的生命力，人就在这种向着未来实践的过程中，塑造自我，增强自身的主体性。在E小姐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生命冲力数次受挫：恋爱被制止，工作上频繁变换，婚姻失败，家庭关系淡漠......甚至可能有其他不为人知的伤心往事。
我们尝试将E小姐当下的状态，融入到其整个生命历程中去直观体会：
E小姐过往独立自主，勇于尝试，却在39岁时主动搬回家中，可能意味着E小姐对生命遭遇的无奈和屈服，“生命冲动”严重受挫。致使E小姐慢慢出现“与现实的生命联系的缺失”。
时间层面，E小姐缺乏未来感，因为种种挫折，意识固滞在过去，看不到未来的目标与希望。空间层面，与父母同住，意味着要“忍受”管束，以换取“生存”的经济，对于E小姐而言，这个“家”是充满“限制”的空间。在共情层面，虽然为了E小姐的人身健康，父母将E小姐送往精神科医院治疗，但强制送院的经历，更加深了E小姐对人生的挫败感，特别是父亲，更加成为了“限制E小姐的坏人”。E小姐当下的情感里，更多的是怨恨、愤怒以及无可奈何，而未能感受到父母对自身的关爱和担忧。
“像小时候那样，和家人一起开心生活，希望家人可以将就自己”，是E小姐对于心中理想家庭的一种信念和价值规范，但这个信念在家庭互动中被冲击了，使E小姐的“生命冲力”被削弱了。抗拒配合治疗，也许就是E小姐对于周遭世界——充满约束、失望和挫败的环境——即时的回应与投入，E小姐以此保存自我，向父母对抗。
（三）重塑现实联系的介入
和E小姐面谈后的翌日，肺胸科医院主治医生告知E小姐父母及社工，其实E小姐的肺结核病情较轻，只要在家按医嘱服药，之后定期复诊，半年内可以痊愈，E小姐父母同意安排E小姐出院，但仍会担忧E小姐的精神状态以及难以处理抗拒服药。
笔者及同事表示，E小姐目前不服药，其实是一种与父母对抗的手段，所以为避免刺激E小姐，在出院时需要处理E小姐对治疗及父母的情绪，建议E小姐父母可否先向E小姐道歉，表示对强制安排E小姐治疗的歉意，并认同E小姐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向E小姐表明对健康状态的担心，希望E小姐能够缓和对父母的不满。而E小姐父母表示同意。
出院当日，E小姐父亲进入病房向E小姐道歉，为过往较为强势专制的教育方式感到愧疚，表示E小姐有自理空间和能力，之后可以自己把控生活，但担心E小姐的身体，希望E小姐可以服药治疗。而E小姐此时背对父亲，没有回应。
当走出病房时，案母独自提着较重的行李，而E小姐无表示，社工则建议E小姐协助案母，E小姐愿意接过案母的行李。
E小姐在行动上和母亲有互动和改善，向E小姐道歉的策略是有成效的，但这还不足以促使E小姐重塑与现实的生命联系，还需要进一步促发E小姐的“生命冲力”，用优势视角（或称为“能耐取向”）理论来说，需要在E小姐过往的生命历程中，发现被掩藏着的、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并进一步放大。学者Kisthardt认为，在专业介入的过程中，E小姐的优势和资源不是透过可以的面谈技巧，而是在平常自然的互动中表达出来。（9）学者Weick和Chamberlain认为，以优势视角作为介入手法时应该注意三个关键：注意情景，优势和能力要和当下环境相适切；减少留意缺点，减少对负面行为的批评；使用日常用于，使用E小姐习惯和可理解的词汇进行沟通。从而将介入及服务流露在日常互相交流的语言中。（10）
出院一周后，E小姐情绪稳定，但不定期地服用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家人则从精神科医院取得利培酮溶液，每天加在E小姐饭菜中。社工先和E小姐父母约好，到家中探访E小姐，并共进午餐。见到社工来访，E小姐有同社工打招呼。社工问及E小姐近况，E小姐表示自己暂时少外出，多在家看电视。案母表示，已经较少催促E小姐吃饭，但仍会提醒E小姐要服药。
后社工同E小姐一同下精神康复棋（注：由香港利民会制作的一款精神康复主题桌游），并在当中探讨与家人相处的方式，E小姐对桌游感到新奇，下棋时有笑容且投入，有和社工互动。社工籍此问及E小姐过往有无与家人一同活动玩耍，E小姐表示较少，E小姐父亲则补充，过往曾一家人共同打麻将，社工则表示之后可以一同打麻将，成为家庭内的美好回忆。
到中午就餐时，社工主动放出话题，如E小姐小时候喜欢吃什么，喜欢到哪里吃饭等，E小姐表示自己小时候不挑食，现在喜欢吃青菜，较少吃肉，社工继续和E小姐家人讨论饭菜营养，气氛融洽。
饭后，社工问及E小姐对将来的打算，E小姐认为自己开始落后于时代，不懂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目前想做简单的工作，例如手工劳作，以及出去逛街，并觉得自己暂时不用服肺结核的药。社工没有督促E小姐服药，只是表示对E小姐健康的关心，希望E小姐可以定期做身体检查。
本次探访后，社工联系了庇护工场，向E小姐提供了手工劳作原料，E小姐在家完成，定期交货以获取报酬。而通过E小姐父亲的动员，附近的亲戚日常会和E小姐打麻将，并陪同其到附近的商场逛街，E小姐的侄女会会教E小姐使用智能手机。出院7周后，E小姐可以自觉服用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并愿意主动复诊，社工遂结束了个案跟进。
重塑对E小姐与生命现实的联系，是用一种正常化、个别化的方式，让E小姐重新融入到自己日常身处的环境里，而这个环境是可以将E小姐的“过往—现在—将来”重新连结在一起，通过发掘E小姐过往在生活中的美好回忆，在生活中得以重现，例如打麻将、一家人融洽进餐等场景，让E小姐当下的生活和过往的美好衔接；通过日常的手工劳作，E小姐有规律的作息，并获得报酬，可以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从而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和主体性。
四、结论
本文描述了闵氏现象学精神病学的相关概念，并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闵氏的理论在社工实务中的实际应用，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到：
第一，闵氏现象学精神病学的概念，与精神康复社会工作的价值观高度接洽。从事精神康复社会工作研究多年的香港学者叶锦成认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心理干预及康复治疗，应该遵循正常化、融合及康复的理念。（11）美国卫生与人力资源服务部在2004年发布的美国国家精神健康康复共识声明中指出，精神健康康复应该遵循个别化、整体化思维、尊重、希望等基本原则。闵氏的理念和这些精神康复社工服务的原则是融汇贯通，并提供了更深入的哲学依据。
第二，闵氏的理论提供了一条用直观和同理去理解混乱症状的通路。闵氏提出的“与现实生命联系的缺失”、“粗糙自闭—贫乏自闭”、“代偿机制”等概念，超越了医学模式下对精神分裂症理解，不仅仅是着眼于症状的分析，而是对患者整个人生经历的全人关注。所以闵氏反对机械式的客观观察，提倡工作员要动用自身的经验、体会、感受去同理E小姐的状态，敏锐地捕捉患者症状里的内容、情感、肢体动作等信息，从而发掘到症状之下所潜藏的社会心理事件，为工作员的介入提供了现实方向。
第三，介入的目标是重塑患者与现实的联系。以深度理解为基础的介入，带有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关注的是患者如何在漫长的康复中重塑人生的意义，而非对症状的根绝。闵氏的介入理念，着重关注患者的内在时间感，通过自然、舒适的方法，让患者的“过去—现在—将来”重新连结，获得一致。在上述的案例中，笔者认为时间感的连接，就是让患者在“发掘过往的优势，投入到当下的现实，看到改变未来的希望”。
笔者认为，闵氏的理念是对精神疾病医学模式的反思，并尝试通过投入、直观的方式深入理解患者的主观世界，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笔者不赞同将医疗技术排除出精神疾病治疗方案，到目前为止，精神科药物服用仍然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控制症状手段，特别是面对已经陷入高度混乱的患者。我们既要在医学模式下看到精神病患者症状的种类、程度等客观信息，也要从患者的主观视角出发看到与症状相关的社会心理事件，在康复的过程中，医疗、家庭、社会、朋辈各方面多管齐下，才能创造希望，协助精神疾病患者迈向复元。
最后，引用闵氏的话作作为本文的结尾：“Je donne une oeuvre subjective ici, oeuvre cependant qui tend de toutes ses forces vers l’objectivité.”——我在这里只是提供了一篇主观的作品，然而，这项作品将会引领我们走向着客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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