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记录、交流以及传承思想和语言的符号。当原始的结绳记事、契木为文越来越无法与人类日趋复杂的社会活动相适应以后，文字的诞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相传汉字为黄帝时期的史官仓颉所创，在撰写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一书中，更是绘声绘色将其形容为“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卷八·本经训》），可见人们早早便已经认识到了文字诞生所带来的的重（可）要（怕）影（后）响（果）。
不过仓颉造字只是个传说，事实上早在史前时代便已出现了诸如刻符、陶文、水书之类的文字雏形。到了敬鬼神、重祭祀的商朝，人们将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铸造在青铜器上，后来被称之为金文或钟鼎文；而卜官用龟甲或兽骨记录卜问结果的文字，也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甲骨文，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最为古老的文字。
无论将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还是浇筑在青铜器上，都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所以只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来记录些那些最为重要的内容。等到人们开始使用更为廉价、易于取得的简牍作为文字的载体时，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比如说记录一些不太“正经”的东西，例如诗歌。
诗在中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在虞舜时期的文献中就有记载。不过作为一种跟军国大事没啥关系的艺术形式，诗在当时显然没有资格诉诸于文字，以至于流传至今最古老的诗歌作品只有商末周初的《周颂》。不过这些诗歌作品显然太过于不“正经”，大多不符合正统礼仪的要求，惹得孔圣人大怒，愤而删诗：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于是“诗三千”被孔圣人删成了“诗三百”，还非常得意的自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过《诗经》开篇就是一首撩妹诗，当年曾让我这个心思纯净的小少年起过不少的歪心思，看来无邪的也不那么纯粹。
此后诗歌经过了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的发展，最后终于没落。不过另一种文学体裁——小说却迅速崛起，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从先秦到宋元——说说小说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就有名为“小说家”的流派。至于小说家与后来的小说到底是啥关系至今仍众说纷纭，不过按照当时的定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以我的浅见倒觉得两者没啥区别。
我上中学时，正是金庸、古龙以及琼瑶等各种港台小说大流行的时候，同窗们私携至学校不分课间、课上如饥似渴般的偷偷阅读的情况司空见惯，自然也免不了被抓“现行”。犹记得当时的班主任每天不搜剿出三五本的“杂书”，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还经常一边仿效孔夫子删诗状咬牙切齿的撕书，一边朝我们怒吼“好好的书不看，非得看这种不学好的破书，将来都得成社会败类”。
我们后来成没成败类不重要，但小说从诞生之日起的地位和名声就跟我们班主任说得没啥两样，被视为不入流者，故有“九流十家”之说。比如性情和才华很适合写小说的庄周就死活瞧不起小说，称之为“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杂篇·外物》）啥意思呢？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小说家像是用小钓竿在小沟渠钓鱼，只能钓到泥鳅而非大鱼，嘲笑凭小说无法入大道。后来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比如“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新论·补遗》东汉·桓谭）认为小说虽然有益于“治身治家”，但仍是“短书”，离治政化民的大道太远。
不过“大道”这玩意有少数几个圣人和大人们关心就行了，跟绝大多数人半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而且小说讲述的关于市井逸闻、仙侠鬼怪、男女八卦等故事，对于一般人来说远比那些阳春白雪的经史典籍、诗歌词赋神马的有吸引力得多。况且那些瞧不起小说的大人物们，其实在推销他们的大道理时也总喜欢瞎编些千奇百怪的小故事，以增强人们的印象和加大说服效果——其中尤其以韩非子（自相矛盾、郑人买履、守株待兔等）、庄周（望洋兴叹、庖丁解牛、井底之蛙等）、孟子（揠苗助长、再作冯妇、五十步笑百步等）最喜此道，后人谓之为“寓言”，其实称之为微小说也不为过。比如说孟子曾经胡诌过一个“攘（偷）鸡”的故事：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卷六·滕文公章句下》）
另外早期的一些文笔优美曲折、故事性极强的史书和文人笔记，也在无意中具备了所谓的“小说三要素”，即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环境（背景）描写。很多史书拿来当小说读一点问题也没有，比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之类，更妙的是，后来流行于世的古典小说名著也没少以此为蓝本，或从中取材。
此间流传较广的可以视为小说雏形的文学作品包括西汉东方朔的《神异经》、东汉班固或南齐王俭的《汉武故事》、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和葛洪的《神仙传》、刘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等。
从小说诞生起经过近千年的沉淀与积累，到唐朝时中短篇小说终于基本成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唐传奇”。其标志就是题材不再局限于志怪、历史类，爱情、侠义等类型的小说有了长足的发展，深受好评和喜爱。与此同时，小说的篇幅更长，“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民国·鲁迅）。
唐传奇的代表作品包括王度的《古镜记》、张说的《虬髯客传》、沈既济的《枕中记》、许尧佐的《柳氏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当然最具标志性的还是号称“唐代三大爱情传奇”的《莺莺传》（元稹著）、《霍小玉传》（蒋防著）和《李娃传》（白行简著）。
唐传奇之后自然就该宋话本隆重登场了。
“话本”的称谓其实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随着说书（当时称“说话”）这种艺术形式越来越受到欢迎，传播的故事也就越来越多。于是便有有心人将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记录下来，或者是创作与“说话”体式相类似的新的故事文本，这些与后来明清古典小说已经非常相似的文学作品，在当时被统称为“话本”。
宋话本最大的意义，在于大部分明清时期的经典小说作品均可在这里找到源头。比如《三国演义》，相关的故事最迟在晚唐已经广为流传，到宋朝时，因其先后与辽、西夏以及金、蒙古呈三足鼎立之势，在对外战争中又屡屡受辱，所以三国题材的“说话”更是让宋人产生了很强的代入感，特别是“尊刘贬曹”的倾向便是由此产生；再如《水浒传》，文人龚开根据北宋以宋江为首的山东大盗事迹作《宋江三十六人人赞并序》，其中甚至将宋江一伙36人的姓名、绰号甚至排行都一一列出，而且与《水浒传》相比，虽有差别但大体不差：
“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学究（吴用）、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儿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呼延灼）、混江龙李俊、九纹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黑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急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病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横（穆弘）、拼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枪手徐宁、扑天雕李应。”
此后的《大宋宣和遗事》共分“元亨利贞”4集，其中2集都提到梁山宋江的故事。本书所载的梁山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得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投降朝廷镇压方腊起义止，顺序和《水浒传》基本一致。而且书中除了痛斥历代昏君荒淫误国之外，大力提倡汉人忠君爱国的思想，已经奠定了《水浒传》一书的思想雏形。
可以说没有宋话本，就没有明清这个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
明清两朝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
自古以来国人就偏好搞排行、加尊号，比如金陵有十二钗啦、孔门有七十二贤啦之类的。明朝的一代文宗李贽在初读《水浒传》后意犹未尽，将其与《史记》、《杜子美集》、《苏子瞻》和《李献吉集》封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此后王世贞、袁宏道、金圣叹等各有点评，不过他们评点、推崇的作品既有经史典籍又有诗文集、戏剧、小说，显得杂乱无章又不伦不类，于是才有了清初大才子李渔站出来拨乱发展：
“昔弇州先生（王世贞）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醉畊堂本醉畊堂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卷首序》）
李渔在当时的文坛可谓一言九鼎，所以经过他的肯定之后，冯梦龙版“明代四大奇书”开始被人们广为接受。不过冯版“四大”中的《金瓶梅》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屡遭禁毁，于是被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红楼梦》所取代，形成了新版的“四大奇书”，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四大名著”。
曾被视为“小道”、“短书”而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小说，到了明清时期情况已经大为不同。在此时的士林主流舆论中，小说已经不再是谦卑的匍匐于经史足下的“稗官野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可以凌驾于经史子集之上。比如“公安三袁”中成就最高的袁宏道就曾经说过：
“少年工谐谑，破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司）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七》
小说的地位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在于其在明清时期的高度成熟。尤其是明朝，继承了宋元等前朝的说书评话、传奇小说与杂剧中的精华，在演绎成书的同时，还有独立的创新之作。而这些作品大体可以分为六类，即历史小说、侠义小说、人情小说、神怪小说、社会现实小说以及短篇小说。
1、历史小说——代表作自然是《三国演义》。
历史小说是明朝的“自留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开辟演义》、《西周演义》、《东周列国志》、《两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残唐五代演义》以及《北宋志传》和《南宋志传》等，几乎将此前的中国历史“演义”了个遍。在其中自然以《三国演义》（当时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者《三国志演义》）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力最大。不过《三国演义》由罗贯中成书于元末明初，此后屡有增删修订，清朝康熙年间时毛纶、毛岗宗父子对“罗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回目和正文进行了较大修改，使得故事情节更加流畅、文字精练更具可读性，同时删改了大量与史料不符合的情节。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三国演义》，大部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毛氏父子版本为基础修正后的版本。
《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社会影响力极大，尤其是对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建州女真而言，更是成为他们爱不释手的兵书和权谋术教材。皇太极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据称就是参考《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一节而来的灵感，故此清人王嵩儒曾在《掌固零拾》中坦然承认“本朝为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
2、社会现实小说——古典讽刺小说的巅峰《儒林外史》。
如果说历史小说领域明朝独领风骚，那么清朝的社会现实小说则可称为一枝独秀。其代表作包括《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海上花列传》以及《孽海花》等。在清朝这个前期文字狱盛行，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时代中，能够诞生出这种以讽刺、谴责为主基调的作品，直指社会尤其是官场上的种种丑态，实在是殊为可贵。比如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作者吴沃尧甚至这样写道：
“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回·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3、侠义小说——《水浒传》自然是扛鼎之作。
明朝的侠义小说的代表作有《水浒传》、《粉装楼》、《英烈传》、《精忠传》等，清朝最出名的是《儿女英雄传》和《三侠五义》，其中扛把子的自然是《水浒传》。
不过《水浒传》的情况比《三国演义》复杂得多。比如说作者，据传是施耐庵所著、罗贯中参与润色，不过万历年间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题为“罗贯中编集”，袁无涯刊《忠义水浒全传》署名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李贽在《忠义水浒叙》中说作者是“施（耐庵）、罗（贯中）二公”，而在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的《稗史汇编》中的记载《水浒传》都是罗贯中所著。而当前的普遍观点认为，这部作品应是从宋到明的数百年间，由民间说书人、文人、书商等世代累积而成，施、罗二人可能在其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而已。
再比如版本。《水浒传》分为简本和繁本，其中简本在明清时流行于民间，不过到近代以后就比较罕见了。繁本常见的有70回、100回和120回版本，其中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百回版最古，还是当前最常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所采用的版本；袁无涯刊本《水浒全传》120回的内容是最全面的，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70回看起来最爽（把大聚义后招安、讨方腊等章节统统删去），而且老金还吐了一口好槽……
不仅如此，这部明目张胆倡导“造反有理”的作品显然不招统治者的喜欢，却很合“反贼”们的胃口。比如发生在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中，就仿效水浒聚义提出了“群英聚会，代天行道”的口号；爆发于两年后的太湖刘汝国起义，更是打出“替天大元帅”的旗号，学习梁山好汉“济贫招贤”、开仓放粮、劫富济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的徐鸿儒起义，更是被朝廷视为被《水浒传》所蛊惑——“儒误信梁山泊故事，巢于梁家楼；徐鸿儒倡白莲教，巢于梁家楼，直欲亲见梁山泊故事。”（《罪惟录·列传三十一·叛逆传》清·查继佐）
到了崇祯年间，各地起义、民变更是层出不穷，像李自成、罗汝才等都打出过替天行道的旗号。于是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上书，要求毁禁《水浒传》：
“《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此书荒唐不经，初但为隶佣瞽工之书，自异端李贽乱加圈奖，坊间精加缮刻，此书盛行，遂为世害。而街坊小民将宋江等贼名画为纸牌，以赌财物，其来尤久。小民一拈其事，不至于败行荡产不止。始为游手之人，终为穿窬劫掠之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为之崇也。”（《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便下诏“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板，速令尽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明清内阁大库史料·上册》）
话说崇祯君臣着实有些不着调——你倒是把没文化的满洲人唯一能看懂的“兵书”《三国演义》禁了呀？至于《水浒传》，难道没有这本书，李自成们就不反了？
4、神怪小说——东西南北游一圈，还是《西游》最靠谱。
明朝的神怪小说影响力较之前朝有所下降，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了不知道谁写的《封神传》，就是《东游记》、《西游记》、《南游记》和《北游记》，光看书名就让人头晕。
《西游记》的故事是根据宋人评话《大唐三藏取经评话》和元代杂剧为基础创作而成，作者吴承恩。老吴生于明弘治年间，虽然才华横溢却一生潦倒于仕途，直到晚年才闭门著书，最终成就《西游记》这一鸿篇巨著。
因为自身的经历和际遇，吴承恩在书中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比如在他的笔下，本该是坏蛋的妖精鬼怪身上反倒有着浓厚的人情味，相反作为正面人物的神佛仙人们却大多面目可憎、心思龌龊，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罕见的“反主流”设定。
《西游记》在明朝也被禁毁过。由于该书推崇“扬佛抑道”，遭致沉迷于修道长生的嘉靖皇帝的不满，再看到老吴借孙悟空之口说出“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这等大逆不道之言，朱厚熜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下令毁禁《西游记》。
5、三言二拍与聊斋志异——集中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之精华。
明清的短篇小说多数是抄录前朝的评话传奇故事，也有创新之作。明初有《全像古今小说》40卷，编著者不详。明朝中叶有冯梦龙所编的《喻世明言》24篇、《警世通言》40篇和《醒世恒言》40篇，合称“三言”；明末又有凌濛初编著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这“三言二拍”在清朝时合编为《今古奇观》，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蒲松龄的人生际遇与吴承恩相类似，都是才华横溢却潦倒穷困，到老才开始著书立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50岁以后的作品，虽言神鬼狐仙之事，却充满市井人情的味道，故事生动有趣，庄谐杂陈，引人入胜。
《红楼梦》与《金瓶梅》，中国古典小说不可逾越的巅峰之作。
在小说作品整体的艺术价值和开创性、影响力方面，明朝都远胜于清，堪称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比如在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中，明朝的作品就占了三部，即便到了《红楼梦》已经问世几十年后的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清人仍对明朝小说推崇备至，心服口服：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而《三国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人人乐得而观之。”（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序》清·闲斋老人）
不过清朝出了一个“妖孽”曹雪芹，写出了一部无敌爆款的《红楼梦》，无论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还是在影响力等方面已经超出了一部文学作品的范畴。比如王国维曾称之为“《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毛泽东主席甚至说“不读《红楼梦》，就不了解封建社会。”
于是乎靠数量取胜（其实质量一点也不差）的明朝小说再也压制不住以质量取胜的清朝作品（其实也就是一部《红楼梦》而已），只好与之并称。
其实明朝有一部在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上丝毫不逊于红楼的作品，只可惜命运多舛，初降世时被视为“天下第一奇书”，位列明朝“四大奇书”之首，连三国、水浒、西游都只能屈居其后。只可惜被总爱闲着没事发神经的乾隆皇帝禁掉，从此数百年不见天日，还被当成了诲淫诲盗的“黄书”，甚至还搞出了“洁本”，真真是明珠暗投、焚琴煮鹤。
这部作品当然就是《金瓶梅》啦。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曾费尽了心思搞到了一部，天天躲在被窝里偷看，那叫看得一个春心荡漾啊，感叹不愧“黄书”之名。十几年后再捧起此书时已经无须偷偷摸摸，青春期时的“荡漾”自然不会剩下几分，却多了几分文字之外的感悟。想必到了须发皆白、阅历更深的年纪，这份感悟也会更深刻一些吧。
初看满眼艳情，再看皆是人情，终看才知世情。
也是此时，方知《金瓶梅》被禁数百年不得翻身，其实不是把男女之情写得太露骨，而是将这个世间人心揭露得太结实、太透彻、太残酷了些。而这种现实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得了的，所以干脆以“黄色”的名义禁掉，大家都看不见，就当它不存在好了。
从这个角度看，《金瓶梅》较之《红楼梦》更为犀利和尖锐，也怪不得毛泽东主席曾经评价道：
“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