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兵《山里的日子》 电影带来的世界6
《山里的日子》是由导演王海兵于1998-1999年执导的一部纪录片。影片分为<回乡>、<冬闲>、<嫁女>、<农忙>、<收获> 5个小集，每集38分钟。风轻云淡，娓娓道来。
（一）电影《山里的日子》
在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平昌县驷马镇双城村。画家罗中立每过几年总要回到这个小村庄看一看，住上几天，那是多年前他的成名画作《父亲》产生的地方。这里有一家农户，主人叫邓友仁，他便是那幅油画《父亲》原型人物的孙子。邓友仁夫妇和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一头牛，几亩地，养鸡喂猪，勤扒苦做，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他们的大女儿、二女儿都很朴实又漂亮。大女儿20岁出头，在外打工，比较时尚，衣着打扮挺讲究。小女儿在家读书，虽然生活条件不好，但勤劳、乖巧，性格腼腆，学习勤奋。小儿子则顽皮活泼，用他爸爸的话说，读书不好也没关系，将来和我一起种地。
影片中，罗中立并不是主角，他只是一个带入者，带着人们走进川东大巴山，近距离地观察这里人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包括一些特有的习俗、文化、人情世故等等。影片的主角是邓友仁一家人，我们跟着镜头看到的是，那些山村里最平实的日子，最司空见惯的事。
但影片中的罗中立又很重要，人们通过他的耳闻目睹，来逐步了解这些人，包括大人和孩子；和一些事，包括大事和小事。影片中的一些对话告诉了我们下面的具体数字：
1.一亩地产1千斤稻，收入500元，成本包括：100元抽水费，50元肥料，没算种子和人工；
2.遇旱，收成不好时，亩产只有300多斤，但税照缴，一分不少；
3.一户的税费500—600多元；
4.嫁女开支6000元，彩礼收入3000元；
5.村民因为抽水问题打架，其实还是想省点钱；
6.在深圳打工一个月几百块，安装锅盖1000元左右，彩电1000元左右，收12个频道；
7.一头小牛180元，小猪15元（市场行情好时卖200元）；
8.小儿子超生罚款800元。
农民的生存状态永远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在《山里的日子》中可以看到，大巴山的农民依然延续着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在交通不便、资讯不发达的山里，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并不多，耕种着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世间的纷纷扰扰对他们的影响似乎并不大。王海滨导演的镜头里，除了日常的劳作、生活外，不乏山林田园，山村农家，鸡犬相闻，一幅幅晨光或夕阳的画面宛若世外桃源，像极了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日子虽然清苦，但并不悲观，尤其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很快乐。导演没有回避山区农村的贫困落后，生活条件的艰苦，也没有刻意突出表现这些。观者也没有被带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绪之中。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导演的意图所在，也是影片的成功之处，只描述，不煽情。
在1998年，能拍出这样即理性又感性，即纪实又艺术的影片，实属难得。有些好的作品不是令人心潮澎湃，而是让你安安静静。
一些细节也令人称道。比如大女儿在厦门打工，回来说，因为读书太少，只能做最简单的工作，老板让她做统计员，她都不敢接，明知道是个省力又高薪的活。她是说给罗中立听的，弟弟妹妹也在旁边。这比起专门告诫弟弟妹妹，好好读书，要自然的多。
再比如一家人谈起二女儿的考初中问题时，邓友仁对罗中立说，考不上你就带她去重庆，意思是让他解决女儿读书问题。此时罗中立没有回绝，也没有满口答应，而是边思考边询问情况。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还有个令人忍俊不禁的镜头，是罗中立和一帮山里娃趴在地上，玩一种类似弹子的游戏。50岁的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大声喊“看我的！”，还有“不许耍赖！”，哈哈，截图为证。
有时拍纪录片比故事片还难，不能摆拍，又不能拍成访谈；即要真实，又不能杂乱无章。所以据说有些导演要拍100多个小时的素材，才能剪辑出一部1-2个小时的影片。
影片的末尾，在王海兵的讲述中，新的一年又开始了。这一年同过去的每一年都一样，也许又不太一样。邓友仁的大女儿邓云华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二女儿邓红梅则开始了新的学习阶段，而罗中立新的创作生活也开始了，一切似乎都充满希望。而作为观者，在经历了一次大巴山深处的探寻之旅后，也将开始新的一天。
（二）导演王海兵
王海兵，1956年12月出生，天津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摄影专业，在四川电视台先后从事电视新闻报道和纪录片创作，曾任新闻部编辑、记者、记者科长、专题部副主任。
现任国际部副主任，高级记者；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广播学院特聘硕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王海兵创作的电视纪录片曾80多次在国内国外获奖，以纪录片代表作“家的三部曲”(《藏北人家》、《深山船家》、《回家》)开始成名。长篇纪录片《山里的日子》入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和罗马尼亚阿斯特拉人类学电影节，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系列片一等奖。
王海兵创作年表大致为：
1991年 《藏北人家》《古格遗址》《昌都喇嘛》
1992年 《武陵源印象》
1993年 《深山船家》
1994年 《灯城自贡》《四川龙门阵》
1995年 《回家》
1996年 《青藏高原之旅》《巡线一日》《从昆仑到唐古拉》
1998年 《乌蒙赤子赵春翰》
1999年 《四姑娘山》
1999年 《山里的日子》
王海兵个人荣誉：
中国文联各文艺家协会中青年会员"德艺双馨"称号
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称号
首届四川省"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四川省广播电视厅"拔尖人才"称号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2000年被评为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
2000年被评全省"十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
除了《山里的日子》，我还看了《藏北人家》、《深山船家》、《回家》。在1990年代能拍出这样的纪录片实属不易。除了略显正统的画外解说，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用画家罗中立来带入，比起直接讲述大巴山区的农家故事，结构更自然，内容更生动和丰满。与几乎同时代的纪录片名家王兵（铁西区）、徐童（麦收）相比毫不逊色。要知道，王兵和徐童等人拍的都是独立电影，而王海兵可是四川电视台的导演，是体制内的人，这尤显难能可贵。
（三）画家罗中立
本来影片《山里的日子》中的罗中立并不是主角，但他的《父亲》太有名了，所以还是探究了一番。
罗中立，1948年出生于重庆，父亲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工作之余喜欢带着两个儿子出去画画，这对于小时候的罗中立产生了很大影响，画画的爱好也伴随了他一生的时光。
上世纪60年代，少年罗中立第一次来到黄桷坪，这是四川美术学院所在地。因为哥哥的同学在川美附中念书，为了咨询考学情况，罗中立从小龙坎一路走到黄桷坪。出门时恰巧碰到下雨，罗中立心疼脚上的鞋子会被打湿弄脏，便脱下鞋打着赤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赶到黄桷坪时，又忙在附近找了个池塘把脚上的泥巴洗干净，穿上鞋子继续走到哥哥的学校。几经辗转躺在四川美院附中的宿舍，因为心情激动而彻夜难眠。
殊不知，这次的黄桷坪之旅也开启了一个艺术家的传奇时代。1977年，罗中立以国家允许的最大年龄参加高考，如果没有考上，一生再与艺术无缘。几年后，已是大三学生的罗中立凭借一幅《父亲》，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家。
那天外面的雨从早到晚一直下个不停，罗中立站在校门外，艳羡地看着学校里进进出出的人群，感觉每一个人的头上都顶着神圣的光环。可直到天黑，哥哥的同学都没有来。一个川美老师的母亲看到了他，出于善心，便将他带到学校的男生寝室让他住了一晚。后来，已经成名的罗中立回忆起那个晚上，仍然记得那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雨，听着雨声，罗中立激动地一夜未眠，“我进了川美附中，还住了下来，第一次觉得自己离艺术殿堂那么近。”
从学校回来后，罗中立更加勤奋学习，终于在196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川美附中。曾经的梦想变成现实，罗中立自然不肯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那个年代，满校都张贴着政治标语，校园里提供不了好的写生氛围，偷偷翻院墙出去画画成了常事。一到星期天，罗中立就到食堂里买一个馒头，靠着这个充饥，在外面一画就是一整天。
但很快，在川美附中的生活结束了。毕了业的罗中立响应国家号召，到四川达县大巴山区生活了10年。
10年的大巴山生活成为罗中立此后绘画创作上的灵感来源。1977年，已近而立之年的罗中立从穷苦的大巴山走了出来，参加了当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结果后来的人们都已经知道，30岁的罗中立顺利考入川美油画系，成为班上年龄最大的一名学生。
经历了动荡的时代，突然宽松下来的学校氛围让罗中立和同班级的学生们近乎疯狂。同学们聚在一起，玩笑嬉闹是生活中的常事，大家最爱唱的曲子是《苏联骑兵进行曲》，这还成为他们那一届的班歌。有一次上完课熄灯之后，爱开玩笑的罗中立把画室里的黑色衬布裹在身上，一手擎着蜡烛，一手托着用来临摹的骷髅挨个宿舍吓人。每个星期发肉票的日子堪称学校最轰动的时刻，学校里的学生赶到食堂外面排起长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瓷缸饭盒，筷子敲在上面梆梆响。
和川美77级的疯狂一样出名的还有他们的好学之风。学校组织看电影，一场电影下来，学生们脑海里便有了大致印象，很多镜头就要在纸上默画出来，以至于最后每个寝室墙上都挂满了这样的作品。那个时候学校资料奇缺，有一年进了一套日本画册《世界美术全集》，老师需要带领学生排队看画册，每次看时都要经过一番虔诚的仪式：洗手、带白手套，到后来干脆平铺在玻璃柜里，每天展览一页，罗中立就整日围着这个玻璃柜转，一本30页的画册要一个月才能看完。
1980年，他创作了那幅家喻户晓的油画《父亲》，一夜成名。
成名之后的罗中立经历了自己的迷茫期，他对一切充满新奇与渴望，《父亲》对于他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辉煌经历，但也只存在于过去。1983年，罗中立成为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生，前往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学习。艺术氛围虽然变了，绘画习惯依然没变，罗中立每日仍旧是一张张地画，一笔笔地临摹。
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因为地理原因四川美术学院不复80年代的辉煌，一大批中国当代艺术界最著名的艺术家选择走出西南，前往北京，川美所在的黄桷坪也受到了冲击。当罗中立回国后，老院长叶毓山专门找到他，希望他出任川美院长。1998年，经过民意选举，罗中立正式上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
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罗中立都很难受。每天没完没了的会议，使绘画的时间大幅度减少。他常常在筋疲力尽开完会之后，跑到画室，去闻熟悉的颜料味道。重复琐碎的行政工作曾让罗中立抱怨“真想明天就退休”，但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17年。
这段时间，川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黄桷坪，罗中立用“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为喜欢艺术的年轻人构建了一个属于艺术的梦，人们可以在这里探讨、交流艺术。至今，坦克库都是黄桷坪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后来在大学城，他又建起了53000平方米的虎溪公社，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最大的工作空间。
川美在成长，而罗中立也不再是曾经那个为艺术奔走的赤脚少年。在那幅《父亲》之后，罗中立的创作画风经历了转型改变。他画过《凉山人》《老家璧山老农》肖像系列，也画过《故乡组画》场景系列，从毕加索新古典画风的人物身体感觉到鲁奥宗教题材表现主义的浓重轮廓，他都做过研究。甚至用自己的画法创作《重读美术史》“西洋部分”和“山水系列”，将其造型方式分解成线性构成油画和彩色雕塑作品。从现实主义转向超验与魔幻，罗中立的后期作品渐渐完成了对上世纪80年代乡土绘画“生活流”艺术倾向的文化推进与语言创造。
如今，已经卸任川美院长的罗中立重回平凡的生活。在重庆，在黄桷坪，他仍延续着当年的创作激情，继续着自己的绘画创作。
（四）油画《父亲》
看罗中立《父亲》这幅油画，都会被画中的人物所触动。如同刀刻一般的皱纹，黝黑的皮肤，几乎快要掉光的牙齿，眼神中传递着复杂的情感。罗中立画的是油画，但具有明显的国画元素，比如羊肚头巾和手的部分，不知道这是否与罗中立从小喜欢国画有关，还是画家有意识地民族化手法，在我看来，这是此画作的一大亮点，也是区别于美国画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画和所谓“照片主义”的地方。
都说“最民族的”才是“最世界的”，这说法适用绘画、音乐、文学、电影等所有艺术作品。
中央电视台2000年10月16-17日连续两天播出节目《一路走来的父亲》，详细介绍了罗中立创作《父亲》的经过：
二十年前一幅名为《父亲》的油画感动了整个中国，今天再看这幅画的背后，原来还经历许多不为人知的坎坷——与其说罗中立创作了《父亲》，还不如说是那个年代选择了父亲。
含辛茹苦的父亲一路走来，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见证了中华民族沧桑的历史，他养育了罗中立，养育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对曾经打动过无数人的《父亲》时，仍能领略一种逼人的烧灼感。
“农民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主体，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是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罗中立说。
《父亲》原型是大巴山一老农民。罗中立出生于重庆市一个工人家庭，他承袭了父亲在美术方面的爱好。1964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二年级时，他来到离家200多公里远的四川达县。
罗中立说：“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因为整个教学的方针就是为政治服务，为要生活，深入火热的工农兵群众当中去教学，学校在大巴山新村小学。”他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将罗中立等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们围在新村小学的空场里，村长喊着学生的名字，喊到一个就被一户村民领走。罗中立那天被一个叫邓开选的老人领到了他家的土屋里，罗中立觉得那天的蛙鸣特别响，星星特别亮。
后来和邓大爷一家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那时没有电视等任何消遣方式，一到天黑，罗中立的课上完了，会也开完了，回去就是上床睡觉，睡前就跟老头聊天，老头一边聊他的一些过去，一边抽烟。那个老头习惯抽长的旱烟，罗中立坐在这头给他点烟，“他在那头吸烟，那个烟味让我到现在都闻不了烟味。我一直不吸烟，但是那个时候却非常喜欢，都闻惯了。”罗中立说。
在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里，罗中立很快与自己的房东大爷搞好了关系，夜里就和老人睡在一个床上，邓开选老人也就是后来油画《父亲》的创作原型。
擅长用毛笔画连环画的罗中立确实有着同学羡慕的技术。1968年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罗中立又选择去达县，在达州钢铁厂当了一名钳工，后成为厂里专门画批判专栏的宣传干事，画过不少连环画，还为厂子里的宣传栏画过主席像。罗中立说：“那是一些很大的墙面的主席像，《毛主席去安源》啊，还有一些大的头像。”
1977年9月，国家恢复高考。罗中立报考了四川美术学院。罗中立说：“我是一心想着考国画的心思过来的，但那一年刚好不考国画，没有国画招生，只有油画、版画、雕塑，我想以前画那个粉画，跟油画差不多，我就选了油画，反正四年下来，我还是干我的国画。”
他只能躲在宿舍里画连环画，四年下来画了300多幅。难道罗中立真的就要在连环画中找到成就感吗？
这时，又一个机会出现了。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研究生考试，罗中立就报考了国画研究生。专业考试排名第一，但他却没有考上，原因是他的古典文学不及格。国画系教授还说，幸好罗中立的古典文学不及格，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父亲》了。
没有考取研究生的罗中立只好回来继续画油画。这时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的消息传来，罗中立决定为自己的油画生涯作最后一搏，他又一次到大巴山寻找创作灵感，这时的他离《父亲》这件作品又近了一步。
在四川美术学院第二年，快到农历大年三十时，罗中立在路边公共厕所看到一个收粪的农民，这个场面触动了罗中立。“看到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外面的天气阴雨绵绵，非常湿、非常冷，当时我看他还是很麻木的，完全不知道已经是大年三十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当时一下子很震动，然后回去马上画了很多关于收粪农民这样一个场面。”他认为是又脏又臭的农民支撑着国家，农民才是支撑国家和民族的真正脊梁。
当时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通知下来了。罗中立准备用《收粪的老人》创作一幅作品，他对朋友说要画一张大的大头像，原话是“像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说完后就大跳，又跳又舞很兴奋。
正式创作以前，罗中立又回了一次大巴山，他把邓开选老人所有的照片能找的都找了出来，能画的都画了出来，然后把这些综合出来构成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期间差不多半年时间里，一稿一稿地变化着。等他从大巴山回到学校，画的题目也从《收粪的农民》变成了《我的父亲》。
1980年夏天的四川美院，同学们都在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作准备，学院也非常支持，改变了以前过点熄灯的做法，宿舍的灯整夜不熄。
当时有人看了《我的父亲》说，你这个是旧社会新社会，你这么搞也看不出来。于是提议加一支圆珠笔，这个圆珠笔放在耳朵上头。只有解放以后才有圆珠笔，旧社会解放前是没有圆珠笔。
罗中立说：“加一个圆珠笔的话，就表示他是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一个农民，就不像现在苦巴巴看到一个旧社会的老头。我很快把这个圆珠笔画上去。为了缩小这个圆珠笔视觉上的强度，所以我把透视画得特别大，基本上是正面透视的一支用竹杆套的那种带圆芯的笔，那个时代很常用的一个圆珠笔的形象。”
罗中立加上的这支圆珠笔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几乎不容易发现，可是就是这小小的一笔改动就决定了父亲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作品和罗中立的未来命运。农民形象的草图几经变化变成了一幅巨形图像，这件作品在最后时间终于通过了当时的四川省美协的审查，同意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
作品送到了北京，罗中立的心提到了更高。“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一些估计，对它都觉得挺悬。”罗中立说。
1980年12月，参展作品全部到达北京中国美术馆。《我的父亲》一亮相就吸引了所有评委的目光。这是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幅巨幅头像。看着眼前满是皱纹苍老的面孔，几乎所有的评委都被深深的的打动了。据说，这一天评委们在画像前站了很久，细细品味着画像的每一个细节。
就在这时，评委吴冠中认为，作品表现的人物完全是我们上一代的父亲形象的一个概括，用“我的”太小了，应该把“我的”拿掉，就留“父亲”，就代表父亲那一代。
尽管吴冠中的建议只是去掉了两个字，但这恰恰引发了新的争论，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者被定义为国家的主人，在几乎所有文艺作品中，他们都被描绘成积极、乐观、高大的正面形象，脸上更是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幸福微笑，像《父亲》这样一个忍辱负重甚至是苦命的形象，能代表新中国的农民吗？
1980年12月20日，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终于在中国美术馆拉开了序幕，参展作品543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罗中立的《父亲》再次成为观众瞩目的对象。由于评委们一开始就对参展作品存在不同的意见，所以如何给出每一件作品的公正评价也就成了难题。最后评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评判权交给观众，让他们来给作品打分投票。
如此重要的全国性展览让观众来打分还是第一次，观众们会选择哪一幅画呢？
当青年美展在北京广受关注的时候，罗中立正在达县陪伴着即将临产的妻子。一天早晨，广播里突然传来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消息：罗中立的《父亲》获得当时标志中国美术界的最高荣誉——金奖。热情的观众给他的作品投了800多票，比第二名作品高出了700多票。一时间，关于《父亲》的美誉之词不胫而走。
但是，更让他惊讶的还在后面，获奖之后，一场围绕《父亲》的更大争论正在悄悄酝酿，而且批评的矛头竟然又一次不可思议的指向了父亲耳朵上的圆珠笔。很多人认为圆珠笔多余，也有的认为这支圆珠笔加得好。
1981年的6月，关于圆珠笔的争议仍然没有结论。这一年，罗中立作为参加青年美展的优秀艺术家受邀赴北京参加艺术研讨会。这是罗中立第一次以艺术家的身份有机会向专家和老师们解释自己的创作思路。在研讨会上，罗中立终于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这幅画获得了1981年青年美展金奖，被中国美术馆以400块钱的价格收藏，这对于当年月工资只有31块钱的罗中立来说，相当于一年多的工资。
罗中立自己曾经说过一些关于《父亲》的细节。
细节1：获奖后罗中立只见过这幅画3次左右
“走向西部——中国美术馆经典藏品西部巡展 重庆”于今日起在解放碑重庆美术馆展出，罗中立创作的《父亲》时隔35年回到重庆，被很多人视为是父亲节最大的礼物。下午，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与罗中立进行了对话。
公开资料显示，1980年夏天，罗中立《父亲》创作完成，1980年10月 《父亲》到成都参加四川青年美展，1980年12月 《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美展，1981年4月 《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直到这次展览，《父亲》才首次回到重庆。
罗中立说，《父亲》获奖后，他也只见过3次左右。时刻35年回到重庆，看到《父亲》，罗中立也非常感慨，他说之后会带着父亲、孙子和家人，在《父亲》前照一张全家福。
细节2：《父亲》之前画了3稿
谈及当年的创作，罗中立说，改革开放后，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征稿消息一发布，班上的同学都在准备，同学画的大多集中在伤痕类题材，罗中立有意识选择农民题材，避免跟同学“撞车”。
《父亲》并非一气呵成，在《父亲》之前，罗中立画了3稿。第一稿画的是一个守粪的农民，即便是除夕夜，那个农民都坚守岗位。罗中立说，《守粪农民》感动的是自己。
第二稿画的是一个收获的农民，农民满脸挂满了汗珠，在扫粮食，取名为 《粒粒皆辛苦》 。他说，这稿看下来，意义就是珍惜粮食，但是一想到“粒粒皆辛苦”就打住了。
后来罗中立反复推敲，把人物的侧面肖像换成了正面的头像，一个人戴着洗旧的军帽，手中拿着一个很有沧桑感的军用水壶，取名为《生产队长》。
“第三稿开始朝养育我们的方向去了，但没有把核心的‘父亲’点出来。”罗中立说。
从《守粪农民》到《粒粒皆辛苦》，再到《生产队长》，罗中立感激那些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国家，饱经生活风雨后坚守做人本分的父辈，对他们有深沉的爱与敬意。最后他决定把人物的帽子去掉，身份去掉，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取名为《我的父亲》 。该作品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
细节3：吴冠中为《父亲》改名
说到《父亲》，吴冠中与这幅画也很有缘分。
罗中立最开始给《父亲》取名为《我的父亲》，后来，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评委吴冠中将《我的父亲》改名为《父亲》，认为这样画作所传达的意义更广义。
《父亲》这幅画让人惊叹的除了画作本身，还有画作的尺寸。罗中立说，他在考进川美，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曾前往北京观看了一个展览，恰巧遇到吴冠中的一个讲座，演讲现场人山人海，罗中立远远地遥望这位大师。
“他说形式就是内容。”罗中立说，这对他用大尺寸创作《父亲》产生了影响，借用领袖画像的规格画了一个农民的肖像也在当时引起热议。
细节4：《父亲》画布是两块布缝起来的
油画《父亲》的尺寸为216x152公分。罗中立说，当年创作《父亲》时，没有足够大的画布，因此，《父亲》的画布是两块布缝在一起的，如果用缝纫机缝，会有明显的痕迹。后来，一位老师用手缝的方式，帮他拼接了一块大的画布。
就是在这块拼接的画布上，罗中立以浓厚的油彩，精微而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幅感情真挚、纯朴憨厚的父亲画面，虽没有华丽色彩，也没有宏大场景，但依然刻画得严谨朴实、细腻丰泽，被业内评价为“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