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晋灭亡之后，中国的北方出现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拓跋氏统一北方，建立魏国，后来分裂而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是所谓北朝。
北魏开国之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汉文化的接受并不太重视，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才大力提倡汉文化和崇信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的佛教渐趋兴盛，造塔和造像之风盛行。同时，碑刻作为墓葬的组成部分，得以重兴；墓志也开始大量出现。这些变化，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晋室南迁至灭亡，从公元３１７年至４２０年，历１０４年，后为宋、齐、梁、陈四朝所代。这是所谓南朝。南朝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书法。但“南朝禁碑，至齐未驰”，因此碑版寥落稀少，书法作品传世的，多以尺牍、书札等墨迹为主。
南北朝时代对峙分裂的局面，造成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习俗等方面发展的不同，书法也不例外。南北书风的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
其一，书家群体的不同。南朝书家多是上层贵族人士，而北朝书家则多为无名人物，这一点，通过唐朝窦臮《述书赋》中所集双方人物数量就可以看出：南朝共８２人，北朝则只有１人（刘珉），虽然现在发现的书迹中又出现了一些重要人物如郑道昭等，在数量上还是南朝占优。当然，应当说明，窦氏所依据的主要是墨迹，而北朝书家在这一方面的活动相对不那么突出。
其二，书迹形式的不同。南朝以尺牍为典型，北朝则以石刻为大宗。前者是东晋流风的延续，后者则遥接汉代传统。这两点，共同反映出南北双方对于书法的功能、意义、价值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前者重视其对主体精神的展现功能，后者则重视其现实的应用性和美化作用。这种区别，也可以从颜之推《颜氏家训》的有关论述中看出来。
第三，主要应用字体的差别。南朝继承东晋传统，行草是书写时的主要字体，而北朝则主要使用正在不断演变形质的隶楷错变的字体。
这三方面综合起来，形成了南北书风的整体差异：一风流妍妙，一质朴厚重；一温婉妩媚，一豪健雄放；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当然，我们这样分析，并非将南北截然对峙起来。实际上，在北朝仍然有许多喜爱行草书法的人物，只是书迹至今没有发现罢了；在南朝，民间或边地的石刻的书写风格、与北朝的也存在相当多的相同点。这表明，一定的分野固然存在，但当外部条件类似时，这种分界可能就不那么清晰了。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南北朝的晚期，南北之间的书风差异随着社会的逐渐融合，也逐渐开始弥合，这一趋势至隋代演为主流，从而使书法艺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南朝名家
南朝书法的主体与东晋相似，以贵族阶层为核心，其书风也主要继承东晋流风，爱妍薄质，尤其推崇王献之书风，南梁时贬低献之、褒举锺繇，情况才发生变化。代表性书家有：
羊欣（３７０～４４２），字敬元，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人。官至中散大夫。幼学书，得舅氏王献之之法，兼善隶、行、草书，见重于当时，为献之之后书名最重的书家。时谚有云“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相传献之书中风神较弱者，往往为羊欣所书。袁昂《古今书评》曰：“羊欣书如大家婢作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著有《采古来能书人名》。传世有《笔精帖》。
王僧虔（４２６～４８５），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四代孙，王珣孙。宋时官至尚书令，入齐，转侍中。少时即善书，宋文帝以为胜献之。梁武帝尝评其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齐高帝萧道成曾与僧虔赌书，问：“谁为第一？对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存世《太子舍人王琰帖》，四行，３２字。体势方扁厚朴，用笔沉稳工致，韵意苍劲老到，恭谨而端丽。著作有《论书》、《笔意赞》等。
王僧虔之子王慈、王志，书名虽不高，但却有墨迹传世。王慈（４５１～４９１），字伯宝，琅琊人，官至冠军将军，东海太守。书迹有《尊体安和帖》、《汝比帖》、《柏酒帖》，皆存于唐摹《万岁通天帖》中。书风洒脱飘逸，较小王更为放纵，值得重视。王志字次道，累官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书作有《一日无申帖》，笔势险峻，结体严谨。
萧子云（４８９～５４９），字景乔，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仕至国子祭酒，人称“萧祭酒”。工草、隶，又创小篆飞白，为世楷法，“润色锺门”（《述书赋》），善效钟王而微变字体。其书深为梁武帝所重，以为能与钟繇争先。
智永（生卒年不详），俗姓王，名法极，王羲之七代孙。相传曾居永欣寺专意临书三十年，写真草千文八百余本。所退笔头，埋为“笔冢”。请书者如市，门限为穿，以铁叶裹之，号“铁门限”。其书精熟过人，兼善诸体，以楷书草书为最佳，是“二王”书法承上启下的人物，对于传播二王书风功不可没。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评智永书：“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为一时推重。”
其真草《千字文》流传广远，对后世影响极大。今存真迹一本，藏于日本。笔法精严而不拘谨，结构端庄而不板滞，章法虽字字独立而气息统一，整体风格于平淡中蕴深意，典雅含蓄、自然生趣。苏轼曾评论他的书法说：“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一，乃识其奇趣。”可谓独具只眼。
这些书家，虽然开创性比东晋书家稍逊，但他们的存在和努力，深化了东晋以来的书法观念，使东晋书法成为一种传统。
二、南朝碑刻
南朝由于禁碑，碑刻数量不多，但也有一些墓志，如《吕超墓志》、《刘怀民墓志》、《刘岱墓志》等；有少量的碑刻，如《萧憺碑》、《爨龙颜碑》；摩崖则有《瘗鹤铭》等。
《爨龙颜碑》立于刘宋大明二年（４５８），与东晋的《爨宝子碑》合称“二爨”。爨道庆撰文。因其碑比《爨宝子碑》大，故又称“大爨”。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评谓“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爨龙颜碑》已经基本删汰了隶书的笔划形貌，但在点划的穿插布置上，仍留有许多隶书的意味，致使结构倾倒欹侧、长短错落，初看似极稚拙，而细细品味，却又含有高古浑朴的妙趣。
《瘗鹤铭》，南梁天监十三年（公元５１４年）刻于丹徒焦山西麓摩崖上。今残存八十八字。世传为陶弘景书。其字姿态雍容安雅，如闲云野鹤，有飘然远举之致。宋黄山谷誉为“大字之祖”，清刘熙载认为“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王澍云：“其书法虽已剥蚀，然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大字如小字，唯《瘗鹤铭》之如意指挥，斯足当之。”
《刘怀民墓志》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４６４）立石，全称《宋故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笠乡侯东阳城主刘府君墓志铭》，山东益都出土。铭文十六行，每行十四字。《刘怀民墓志》书风古朴厚重，结体疏朗自然。其字体是隶书到楷书的过渡。
《萧憺碑》，南梁普通三年（５２２）立石，全称《始兴忠武王萧憺碑》。徐勉撰文，贝义渊书。康有为评其字如“长枪大戟”。书风卓伟雄强，体势宽博，与唐初《等慈寺碑》有相似处，可见南朝楷书已经进入了一个较高的阶段。
三、北朝石刻
北朝没有留下名家墨迹，但碑刻形式多样，数量丰富，特色鲜明，在书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虽然自出现后很长时间不被重视，但从清代开始，人们重新对它进行了审视，并给予了全新的历史定位。时至今日，它至少有两方面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肯定：一是字体演变，这些作品记录了北朝在楷书上的探索，证明北朝楷书是唐代楷书得以辉煌的前提和基础；二是艺术价值，这些作品所特有的阳刚豪迈、朴拙生辣，是书法美的一种重要类型。
北朝书法，文献记载以“崔、卢”两家最为著名。“崔”有崔悦、崔潜、崔宏、崔浩、崔简等，“卢”有卢谌、卢邈、卢偃等。文献还指出，“崔、卢”两家书风基本上是继承钟繇、卫瓘一路，但因为无作品传世，无法直接探寻其风格的真实情况。
北朝石刻书法统称为“北碑”，而北碑又以北魏成就最高，故又称作“魏碑”，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并概括其审美价值为：“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笔画俊厚，五曰意态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北朝刻石在楷书上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创造了多样的风格，在楷书发展史上，有不可代替的位置。
依照其型制、用途，这些作品可以分为五大类：造像题记、摩崖刻石、墓志、墓碑和神庙碑等。
（１）墓碑和神庙碑。主要有：北魏的《嵩高灵庙碑》、《高庆碑》、《贾思伯碑》、《张猛龙碑》、《高贞碑》，东魏的《高盛碑》、《敬使君碑》、《李仲璇碑》，北齐的《隽修罗碑》，北周的《华岳颂碑》等。这类作品用途相对较为庄重，刻制也比较精心，有的作品还有意追求篆隶形意，因而往往以庄严谨饬为特点。其尤佳者，为《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５２２）立，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是魏碑后期佳作之一，康有为推为“正体变态之宗”，享誉极高，甚至有“北碑之王”的美誉。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内容为歌颂北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尊兴孔学的事迹。《张猛龙碑》笔法刚健挺劲、斩钉截铁，以方为主，如横、直划的方笔起笔，折处的方棱及三角形的点等；但是通篇看来，并不霸悍，而有秀丽俊爽的姿致。
（２）造像题记。内容多是为造像者记功德和替死者祈福。造像本身具有神圣性，因而造像记的文字自然也带有一种庄重严谨的特色。造像题记主要集中在洛阳龙门石窟，约有造像三万余尊，题记三千余方，其中北魏题记一千余方。康有为称龙门造像记“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龙门造像记有四品、十品、二十品、三十品等名目。历来以《龙门廿品》为最煊赫，其中堪称巨迹者为《龙门四品》，即《始平公造像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这些作品多数刻制方法比较简单，似乎常常不经过书丹而直接刻写，故刀的意味比较浓厚，被看作“方笔”的典型，风格雄强峻厚，朴实茂密，最具阳刚之美。
《始平公造像记》，立于太和二十二年（４９８），全称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十行，每行二十字。孟达撰文，朱义章书丹。此碑用阳刻法，笔画棱角锋利而不尖刻，折处多用重顿，紧结厚实，结体茂密庄严，显得雄峻非凡。康有为评：“遍临诸品，终于《始平公》，极意疏荡，骨格成，体形定，得其形熊力厚，一生无靡弱之病。”
（３）摩崖刻石。主要集中在山东境内。分别有北魏时期的《云峰山刻石》，北齐时期的《四山刻石》及《经石峪金刚经》、《石门铭》、《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等。云峰山刻石还包括太基山、天柱山、百峰山等。四山包括冈山、尖山、铁山、葛山。
云峰山诸刻主要出于郑道昭父子之手，代表作《郑文公碑》，北魏永平四年刻于山东掖县云峰山上，称《下碑》，一在天柱山，称《上碑》。内容为光州刺史郑道昭叙其父羲之功。体势以横为主、宽展安和，因石面不平，故拓片显示的用笔特点为圆匀均平，舒缓持重，整体看来安详雅重，无一丝烟火气。《论经书诗》北魏永平四年刻，笔法方中带圆，骨力雄浑，结构阔大开张，气势高旷博大。其它还有《观海童诗》、《东堪石室铭》等。
北齐四山刻石及《金刚经》、《文殊经》，有明显的采用隶书形意的企图，字型扁阔，笔划肥厚，提按不显，勾尾挑起，整体看来显得从容优裕，简净温和。
《石门铭》北魏正始年间刻。在陕西，王远书，继承汉《石门颂》的风格，笔划飘拂，具有草情篆韵，康有为誉为“飞逸浑穆之宗”。
（４）墓志。最主要的是出土于洛阳邙山的元氏皇族墓志，此外著名的有《司马景和妻墓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鞠彦云墓志》、《张玄墓志》等。邙山元氏墓志大多刻制精美，书写水平较高，从字体上看，可以代表当时楷书所达到的成熟程度，风格以秀美娟雅为主。其他墓志则风格多样，有的凝重，有的超逸，都具有很高的审美审美价值。
《张玄墓志》，又名《张黑女墓志铭》，原石已佚，清道光年间何绍基于山东发现剪裱本，属海内孤本，极为珍贵。拓本现藏上海博物馆。书于北魏晋泰元年（５３１）。运笔中侧互用，藏露皆备，轻重并举，刚柔相济，得圆润之趣，与南朝楷书已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不失厚重典雅的北朝本色。结体捺画微微上举，平添欹侧之势，但因主要采用横势而宽绰，微含隶意，故仍然极其端稳平和。清何绍基评云：“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神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
四、其它书迹
这类作品，有的写在砖上，如高昌墓砖《如画承及妻张氏砖志》、《赵荣宗妻韩氏砖志》、《徐宁妻张氏砖志》、《令狐天恩砖志》、《孟子砖志》等；有的写在木板上，如《司马金龙墓漆书题字》；但主要的书写材料还是纸，其中有大量是佛经，著名的有南齐《大方等集经》，梁《律序》、《出家人受菩萨戒经》，北魏《摩珂摩耶经》、《大般涅槃经》、《大智度经》、《华岩经》，西魏《菩萨处经》、《大般涅槃经》，北周《大般涅槃经》、《建章初首故称第一》等。
这些作品，出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用途、制作和书写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因而书风是极不相同的。但在不同之中也有相同之处，这就是探索性。佛经的书写相对规范、严谨，但大多保留了一定的隶书意味，反映了楷书字体成长的进程；墓砖则书写较为随意，有天真不羁的趣味。总之，它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楷书在实际应用中的各种面目，对于研究楷书的成长尤有价值，在艺术上，其探索性对于寻求楷书的变化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