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两个十岁的孩子从北街往南街走，一路青石板路，两边破败的骑楼，末尾处据说是几十年前的繁华热闹的菜市场。顺着左手边上了一斜坡，路边有许多家金店。我要带他们看的是一间铁桶铺。孩子读出门牌号码，五福庙10号。我的心一动:这镌刻在我脑海里的古厝，在这座海岛的坐标竟然是一个中心点。
一片连扇厝间这是朝西南的两个门面，如今的铁桶店，店主康云苗是传统手艺人。父亲是“乞养子”，在奶奶去世后分家时，他分到了靠西边的这三平米的“厨院”。作为陈家的长子，父亲心有不甘，母亲更是叨咕个不停，无奈一切无可改变。经过简单翻修，这五福庙10号的一小部分就租给了会写字画像的退休俞先生，俞先生每个季度就拿了150元的租金来交给母亲。后来俞先生又招了个合租人——做铁桶的苗师傅。在3平米的地方开始了两家营生。
我们一家人自此与老房子的纠葛就剩下这了。父亲也早早走完他的一生，每每想起他，心中只有不舍！
父亲出生于1938，若健在今年83高寿。可他永远定格在壮年，去世那年他才57岁。不高的个头，微胖的身躯，方正的国字脸，头发早白，那年夏天他穿着蓝色半短裤，有点发黄的白背心，外面披着一件白色半袖衫，因天气炎热常常敞开着。亮亮的大嗓门，却常常很轻柔的“阿命阿命”地叫着他的四个孩子。每一个孩子他都看为宝贵，是因着他从小悲苦地过着“对后娘”的生活吗？他把他没能得到的好都加倍地偿还在我们身上吧。
父亲出生在中楼盐田骑龙穴一个极贫穷的农民家庭，说是农民，又没有自己的田地，我的乡下奶奶在极穷困的年代接连生了六个男孩，他是第五个男孩子，他的哥哥我的四伯父刚出生时便送给城里拥有小资产的一户人家，乡下奶奶还跟着去当了几个月的奶妈，后来怕孩子长大了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身世，就给了二十个银元，辞退了这个亲生的奶妈。父亲在家中养到五岁，因城里他姑一直不能生养，就给了他姑姑家。同一年父亲已经长到九岁的哥哥，我的三伯父被送到霞屿，家中剩下三个，我的大伯父，二伯父，还有尾叔。从此六个兄弟在四个不同的家庭成长，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人们都如漂泊的小船，啥时搁浅，又飘向何方，命运不可测度。
我城里的爷爷是个小商人，这是解放初期评的家庭成份。我的爷爷和大叔公解放前开小饭馆，炸油饼、油条，做煎包，远近闻名。解放后公私合营，爷爷在南街的杂货店上班，当售货员。到了退休年龄，爷爷一次性拿了500元的工资，就另谋生路。在我稍懂事时，他就是一个在新华书店门口摆着几个白色布袋卖炒货的老人家。伛偻着腰，有点罗锅背，矮矮地蹲着。他面前的几个布袋里装着五香花生、兰花豆等不多的几种令人垂涎的零食，用一个比酒盏稍大的杯子做量器售卖他的炒货。他有一个令我们感到尴尬的绰号——大头，拥有这么多咯嘣脆好吃零食的他却没有牙齿，拥有这响亮名字的他也没有个大头，总之是个很干瘪的一个小老头。
爷爷兄弟两个，他的弟弟我叫大叔公的，我脑海里没有他的影像，可能因为小，没有记忆罢。但他的形象在我心里却是高大，有些亮嗓门，做事果决，有气魄！从妈妈的口中我听到大叔公曾为她主持过公道:妈妈生下姐姐、哥哥，又要忙着去做家属工帮补家用，奶奶从不帮忙带孩子，让两个相差四岁的孩子在家“嗷嗷”地哭。尾叔公指责她“有乞养子，没有乞养孙”，劝诫他的嫂子要善待孙辈。爷爷却从来不敢说他的老婆这个不是。所以我们也认为他虽是大哥，住着祖产的西边，尾叔公住着东边是该当的。祖先传下来的规矩都是长兄为尊，要住在东边房子，小的住西边，但爷爷的兄弟俩不知是为何反了个个。
我还有个尾叔公，是当年店里的小伙计，因是个孤儿，到了该结婚的年龄，爷爷和大叔公凑了钱给他娶亲，后来便兄弟相称。
五福庙与对面的合掌街隔一条路，爷爷的厝前有一条水沟，下雨天，水沟里的水就哗哗地流着。门正对着中医院的大门，门前在水沟上铺一块水泥板，后来我看了《杨家将》等评话小说，把这水沟想象成”护城河“”了。里面那座小小的城有五进。“吱嘎”一声，打开灰白破败的木门，是青色条石铺就的天井，七八平米大吧，四围低一点的也是流水用的，再高一阶是门廊，门廊的右边摆着一个石臼，两步过去就是一个高高木门槛，小时，我都要手撑着被踩得光滑的凹下去的地方才能翻过去，这是厅堂，光线幽暗，令我不敢抬眼望的是右手边两具竖放着的黑色的“喜木”，上面披着红布，挂着三副红筷子，这是说这”喜木“是父亲三兄弟为着爷爷奶奶百年后准备的。中间一个古旧的八仙桌，四张长椅子。正上方挂着面目模糊的先人的影像。每次去我总是很快地穿过厅堂，直奔后面的正房而去，厅堂的左边有个没有门扇的门框，还得跨过一道门槛，右手边就是这座房唯一的正房，左手边往里走一段三四米毫无光线的过道，末尾就是一盘灶台，是这家的厨房。我只敢待在正房里，这里稍微亮堂些，大概十平米左右吧，进门一张五斗桌，正中间一张雕花的大床，挂着灰灰的蚊帐，大床前一个半米宽的踏板，中间踩坏了一个洞。我小心翼翼地不踩到洞，踩到好的板上，踮一下脚，抬一抬屁股就坐到床沿。
这时的奶奶也是蛮亲切地“阿命阿命”地叫着我，我是受爸妈差遣来给她送好吃的来的，比如”海蛎煎””瘦肉粉”。我从小听妈妈说了奶奶许多的“两样心”，对父亲的不待见，内心有了芥蒂，加上自我记事起我们家就已经盖了房子在东垄庄另住。跟这个奶奶一点不亲，过年过节还得听父亲差遣，提了篮子，篮子里装上美食，走上一两里路来到这古厝。坐在床沿，等奶奶把吃的倒在自家碗里，把碗盘整理好重新放进篮子，我就提上空篮子，一溜烟地往回跑。我心里暗暗想为何父亲都不记仇，对他的后娘还如此好？父亲对后娘的事可上心了，她的亲儿子们呢？我去古厝多次，都没见到她的亲儿子——我的叔叔们，据说他们都在外地工作，奶奶唠唠叨叨地责怪说他们连八分钱的信都舍不得给她写。
我去了多次都不知道妈妈说的那第五进房子，她和父亲新婚的房子在哪里？
直到有一次，我又送吃的给奶奶，奶奶在厨房忙着的时候，我看到厨房后面还有一道门，半掩着，有凉风吹进来，我好奇地打开门，又是一个小天井，左手边一个更破的六七平米小房间，里面堆着杂物，这可能就是妈妈说的被关在中间，没嘴没屁股的她的第一个家吧！右边围墙那边传来堂伯父的大嗓门，在吆喝着”卖包子”！真是难为了大姐，据说她小时候生活在这里，每次妈妈要在小天井生火做饭，烟倒灌进屋子，熏得她泪流满面，她边哭边说“烟死啦，烟死啦！为啥不盖大厝，只盖了这小小厝？”所以她从小只爱待在乡下后门友的外婆家。
五福庙10号有五进，起居面积却只有五十平米左右，是平潭特有的竹篙房。在这座古老的房子里，我的爷爷，我的两个奶奶，还有父亲的有五种血统的六个兄弟姐妹，他们的故事，就是上世纪众多平潭家庭的缩影。听有学问的大姑述说他们与国家、与时代叠合在一起的波澜起伏的日子，那是平潭的史诗。
大姑叫莲娇，听名字像一个乡村姑娘。然而，大姑绝对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存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她出生在五福庙10号，一个小康之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虽然父亲比较懦弱，但她的母亲却是个十分精明能干的女人。我的大奶奶是盐田骑龙穴人，打小缠脚，有着三寸金莲的她风风光光地嫁到城里，嫁给了叫“大头磕”的我的爷爷。生下长女取名女莲娇，那真是千般疼爱。年轻时的爷爷做点小生意，小脚的大奶奶就在家操持家务，巧手的她帮街坊四邻裁剪衣服，能说会道的她调解家长里短，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膝下有一聪明伶俐的女儿，无奈女儿长到10岁，一直再未生养。也曾暗暗地落泪，悲叹命运不赐予她一个儿子，大姑就信誓旦旦地说:“娘，不哭，你可以把我当儿子养的！”
话虽如此，大奶奶还是回到乡下娘家在堂兄弟家寻摸着过继个儿子，五岁的父亲就被带到五福庙10号，成了这家的小主人。缘分所致吧，对于这个新加入到家庭的男孩，大姑非常喜欢，姐弟俩胜过亲的，相携着长大。大姑打小就入学读书，我的父亲到了该上学时也上了学堂，两个孩子在动荡的年代里成长着，带给大人莫大的安慰。
转眼过了2年，父亲7岁那年，抗日战争末年，日本731部队从空中撒播了许多橘子，不知情的乡民就捡拾了来吃。不久传来噩耗，大奶奶嫁到“西边”的妹妹吃了捡拾来的橘子不几天就死了，来城里打棺木的妹夫顺便来告知了这消息。大奶奶为她的妹妹突然遭遇不测哭得伤心极了。不几天，她自己也染疾卧床不起，临死前姐弟俩站在大奶奶跟前，大奶奶让他俩握住手，大奶奶拉着大姑的手，指着床前的脚踏板说不出话来，大姑以为母亲是要她和弟弟跪下，忙拉着弟弟跪在床前脚踏板上。可大奶奶仍旧指着地上，说不出话来，没多久就咽了气。据说那年因日本的鼠疫细菌，平潭也死了不少人，大姑和父亲一下子成了没娘的孩子。小时的我们学习抗日战争的故事，都觉得此事离我们十分遥远，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没想到长大后听到大姑讲到往事，原来每个小人物的命运就藏在国家和时代的命运里。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大奶奶的早逝彻底改变了大姑和父亲姐弟俩的命运。失去能干的家庭主妇的这个家风雨飘摇，爷爷急火攻心，得了“痈疽”，长在背部，多方求医问药，无奈没有良方医治，苟延残喘，家中两个孩子手足无措。打小精怪的大姑有次去到外婆家求助时跟舅妈说起母亲临死时一直指着床前的脚踏板，她让弟弟跪下了，母亲还是指着。她舅妈就多留了个心思，来到城里姑爷家，搬开床前的脚踏板，往土里挖，果不然土里真有一个瓮，揭开瓮盖，里面叠的一摞一摞整整齐齐的一瓮的银元。于是拿着这些钱请了好的医生，终于救回了爷爷的命，只是落下了驼背。
一个家没个女人可不行，指着这些银元又去海岛的“东边”娶了个丈夫遭了海难的寡妇，寡妇倒生得白净，颇有几分容貌，聘礼要100斤油，大叔公觉着聘礼太贵，阻拦了一下，爷爷便不吃不喝。后来就随了他。寡妇带了两个拖油瓶的女儿过来，一个是她亲生的，年纪长父亲两岁，是我的三姑，另一个据说也只是领养的，本来说好只带亲生的来，后来这女子跑了来做客，从此也在家里住下了，这是我二姑。转年生下了我的大叔，又过了两年，二叔也出世了，六个孩子五种人！这个庞大的组合的家庭在大时代的裹挟下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
大姑从小成绩优异，读完初中后她就无法上学了，母亲藏了多年的“私房钱”可能就是为着供两个孩子读书的，可现在养了众多的人口。奈何她是个争强好胜的女子，从小就立下志向要母亲把她当男儿来养，也要成就一番男儿的事业。十六岁的她苦苦哀求，争取外出求学的机会，望着聪慧的女儿，爷爷向亲戚四邻借了钱陪她乘船来到福清的海口中学，把家中的口粮交到学校，爷爷就走了。放了寒假大姑也不敢回家，因为没有船票钱，她就出去打短工为自己挣来年的学费。最后只找到一个拉板车的活，她咬咬牙做了一个寒假，挣了一点钱够自己吃饭，到了新学期，她又发愁学费。好在爷爷又寄了点钱让她交了学费。就这样熬了两年，读完高中，大姑考上了福州师院，就是福州师范大学的前身。一个女子能考上大学，在当时可是传遍了五乡马里。凤毛麟角的事就发生在五福庙10号。但五福庙10号可不止出一个大学生的。
大姑回到平潭等待再出发时，认识了来到平潭参加革命工作的我的大姑丈，在我的印象中，大姑丈高个子，身材魁伟，国字脸，声音洪亮。他是福清阳下人，家中已有妻子儿子。见到大姑后，面对这个有文化又充满朝气的女子，就动了心，托人说媒并允诺一定供大姑读书。大姑因他已有家室并未答应。直到大姑丈解决了家庭问题后，两人才有来往，大姑师院毕业后就在福清一中任教，两个人终于走到一起。
五福庙10号，有一个女子走向了生活的前台。大姑在福清工作了一辈子，曾在龙田中学、侨中、二中从事教学，文革时期因着派性问题被靠边站，甚至被迫去到跟教育毫无关系的农资公司上班。文革结束后，又回到二中教学并担任校长，她的学生遍布福清各个行业工作岗位，以她的人生历练，能讨吃的性格，她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子女的事甚至孙辈的事都还难不住她，总能找到帮助她的人，这样的人生简直开了挂。可是她的老年生活并不幸福。大姑丈六十多岁时生了场病，大姑提早退休照顾他，没几年大姑丈撒手人寰，大姑在她的盛年即失去伴侣，那孤单失群，睹物思人的索寞悲凉令人唏嘘。在生活的前台忙了大半辈子的大姑，把自己活成个男子的大姑在出国潮中先后送两个在国家单位的儿子出国留学，实际上就是东渡打工罢了。而她自己回归家庭照顾孙辈。二儿子和儿媳妇赚了许多的辛苦钱回到国内，错过了孩子教育的最佳时间，想着有钱可以送孩子出国“镀镀金“，花了几十万把表侄送到澳洲读高中，两年时间又花了几十万，无奈表侄英语基础差，过不了语言关，又水土不服，老是生病，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国内又上了职高，后来读了个财会大专，托人找了个在公路收费站的工作，十年后，这工作渐渐被电脑所代替，面临着下岗。大姑再次动用她的学生关系， 为辛苦拉扯大的孙子安排出路。她的故事还在继续，由五福庙10号走出的可担当男儿的奇女子，已到耄耋之年，仍心心心念念老家的兄弟、侄儿侄女。
大姑最为心疼、魂牵梦绕的是五岁来到她家的弟弟，自小与她相依为命的我的父亲。说完风风火火闯世界的大姑，再来说说我的父亲吧！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出生在极度贫穷的农家的第五个男孩，家中常常有了上顿没下顿，比我父亲大两岁的我的四伯父刚出生便被城里的新府口一对无儿无女的夫妇收养。父亲五岁那年，他来到城里的堂姑姑家，命运似乎有了转机，他不用跟在矮小的乡下奶奶后面哭哭啼啼，忍饥挨饿。城里的大奶奶对他视如己出，我的大姑又对他胜过手足，实在是过了几年无忧的生活。无奈大奶奶感染鼠疫，匆匆离世，爷爷重组家庭，家庭十分复杂庞大。俗语说六月的天后娘的脸，说的是六月天气多变，也说明了后娘的心思不可捉摸。特别是后娘有了自己的孩子后，那更别提了。
大姑说了一件小事，说是奶奶的乡下亲戚来城里，总是要来住在“街中”的厝里坐坐，奶奶便煮了兴化粉点心与客人吃，客人吃剩下的，其实也不是吃剩下，是客人只吃那么一小半或一多半的，留下碗底，表示客气。物质贫乏的年代，人们却各种爱面子。剩下小半碗的“点心”，家里几个孩子虎视眈眈。奶奶却竟自端回到卧房，招呼她自己带过来的两个女儿吃。大姑懂事，不争，父亲尚小，眼睁睁看着好吃的与他无份，自然是大哭！大姑说起这事还心酸地抹泪，想来他俩小时这样的事少不了。大姑和父亲虽不是亲姐弟，但在患难中成长的他们，情感已远远胜过亲姐弟。作为长姐，她真的很有长姐的风范。
磕磕绊绊中，父亲读到初中毕业。时间到了解放初。随着新家庭的人口不断增加，又正逢一个巨大变革的年代，父亲在夹缝中求生存，苦苦地挨着日子，艰难地成长。母亲听大叔公说起父亲跟着后娘真是“很受怪”。
父亲属于不善于表达的人，生活和工作又极其忙碌。仅知道读完初一年，数学成绩不是很好，就辍学了。当时大姑丈就是父亲的姐夫还在平潭粮食局工作，据说是局长，于是安排他去当通信员。
57年底，19岁的父亲报名参军，通过了体检和政审。即将出发之际，我在乡下的亲爷爷奶奶知悉此事，赶来相认并送行。小我父亲7岁的尾叔说起当年第一次来到父亲的临时单位粮食局，还异常兴奋。午饭时分，父亲在食堂买了白馒头，炒了个菜，还有一碗酱油汤，就招待了他多年未见的亲爹娘。乡下的爷爷奶奶可能因着久别重逢，又要再送别儿子而心事重重，并未多吃，十二郎当岁的尾叔见到要当兵的五哥高兴得很，饭桌上敞开了肚皮吃了个够。这顿饭在多年以后他还津津乐道，因为接下去的饥馑之年，乡下的贫农吃饱都难，哪还能吃到“白馒头”呢？
58年初父亲去了马尾驻地学习做部队卫生员，半年后回到流水大沃部队，最后调到后山道部队做卫生员。当时部队在后山道挖防空洞，做战备工作，士兵们全靠镢头、鹤嘴锄挖土，肩挑手扛，历经数年，终于挖通了韩厝楼到后田的防空洞。父亲参与挖过的防空洞我并未见过，但前几年前往马祖旅游，看到马祖的“北海坑道”，里面有许多士兵挖洞的塑像。在60年代初两岸关系极其紧张的状态下，海岛马祖和海岛平潭剑拔弩张，都在深挖洞、广积粮。想到此，眼前的塑像顿时活动起来，仿佛看到父亲背着药箱在当中穿梭忙碌，为士兵们包扎伤口，涂抹药水。
台湾的连江县调查全县防空避难设施，包括碉堡、坑道在内多达256座，以全县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估算，这些设施不仅密度之高堪称世界第一，更见证了昔日马祖战地的历史轨迹。马祖海岛处处可见“枕戈待旦””反攻大陆”的口号标语，现在的我们见了只是哑然失笑。
平潭与台湾新竹的直线距离为68海里，是内地距离台湾最近的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平潭长期处于海防戒备状态。几十年来平潭被赋予了十分特殊的角色。
由于当时不知道何时这片土地会变成前线和战场，于是平潭人被动员起来挖防空洞、修建地下粮库和大型的军事设施，天天与岩石、土壤、流沙打交道的结果是，平潭人积累了丰富的挖隧道的经验，这为以后隧道业的发展打下了优良的基础。
父亲入伍后和战友们挖防空洞，五年后退伍回到粮食局下属的竹屿粮食转运站工作，长期从事战备粮的储运工作。
因后山道部队长期驻扎在后门友村，渐渐地就和当地人有了许多来往。退伍时有连江、福清的退伍兵，带走了村里的姑娘，听母亲说他们并没有婚礼，只匆匆跟随外乡人而去。父亲和母亲走在一起却是有人撮合。
自父亲当兵后，他又与乡下的亲生父母有了联系。后山道部队和骑龙穴村相距不远。尾叔说，家里稍有好吃的，比如只是炸“糖粿子”，乡下奶奶也要差遣他去把父亲叫来。毕竟“血浓于水”，父母兄弟的爱触手可及，对于极度缺爱的父亲他甘之如饴。父亲虽在“街中””生活了十多年，但他的血管里流着”骑龙穴“人的血。
乡下奶奶看他年岁渐长，到了要成家的年龄。就托人询问后门友村里的月莲姑娘是否愿意，当年的母亲是家中长女，父亲早逝，有个遗腹子弟弟。外婆又招了个模镜的一个单身汉上门一起扛起生活的重担，后来又有了一个姨。岁月蹉跎母亲25岁了，她奶奶总催着她早日成家，奈何从小也是当做男儿使用的她放心不下家庭，有人来提亲她也只回了句“去问问我的伯父”，双方稍作调查，就定下亲事，先给了100元的见面礼，母亲用这钱给她早逝的父亲修了坟。62年底结婚时，父亲家又给了200元聘礼，外公就把这200元当做嫁妆给了母亲。
母亲就这样嫁到五福庙10号，成了这家的大儿媳妇。
据说父亲也曾要求以家中唯一的正房——厅堂后面的那间卧室为婚房，结果被拒，这是必然的结果。我推测这只是人们自己的想法罢了，并不是我父亲自己的想法。
在灶房后面的那间夹在一东向一西向的直角部位，勉强有10平米大的破败的屋子，大姑出“褙壁”的钱，二姑丈出力，牛皮纸糊了屋顶，墙上上了一层白灰。打了一张新式大床，暗红色的桐油漆，即使时间已过去近六十年，依然有光泽。大床旁挂上布帘，放了马桶、夜壶这是古老的卫生间。床前放一张简单的三屉桌。想象一下，比起跟着退伍兵半夜私奔的姐妹们，母亲嫁得还挺风光。
母亲从小到结婚的年龄那日子是泡在苦水里的，结了婚，成了家，但苦日子还没到头呢！父母这一代人呢，生在解放前，新中国建国后，又经历了土地大改革时期、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四个时期，他们的生活跨度大，起伏大，每一个平凡的人生都将是不可复制的传奇经历。
我就想把它写写，免得我们忘记了父母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