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保银
我沐浴着九点多的晨阳和哥哥视频聊天，他说：“吃了饭，上山去摘野果子。”
少儿舞蹈班悠扬的歌声停了，我领着小外孙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哼着新学的舞曲，活跃的边走边给我示范。
正当我祖孙俩开心的时候，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我俩的喜闹激情，邻居开门见山地说：“你哥哥腰痛的厉害，我送他去市医院…… ”我兴奋的情绪一下变的紧张起来，心跳急促加速。
在赶往市医院的路上，我脑海中浮现出30年前的一桩往事。也是在这家医院里，比我大两岁的岁哥因突发疾病住了进来，在“观察”中未得到急时手术救治而在此命丧黄泉。
事后才了解到，只因我们没有给医生送红包，所以才耽误了病情，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导致了本不该发生的悲剧上演。今天又是我大哥再进这家医院，他到底是什么病？需不需要动手术？要不要给医生红包？如果送，那该怎么送，送多少呢……我脑海一片凌乱。
一声刹车把我从沉思中惊醒。到市医院门口我拉开车门，看到哥哥在车里坐卧不安，脸色土黄无光，和当年岁哥的症状相似。我两手颤抖着给哥哥戴好口罩，和邻居一同搀扶着他走进急诊科。导医看见蜷缩着腰的哥哥，指着侧面提示我们说：“拉一辆单架车。”我把哥哥扶上车，跟着导医来到急诊前台。
大夫走过来揭起哥哥的衣服，用手按摸着疼痛的腰部，询问发病的经过和一些反应，最后肯定的说：“是尿结石，过去拍个彩超，看看结石的大小是不是要做手术。”我们顺着导医说的方向去做彩超、血、尿等检测。虽然检测名目繁多但在导医的提示下，有头有绪，忙而不乱的进行着。
我在走廊里徘徊着，不由脑海里浮现出八九年春天的那个晚上，比我大两岁的岁哥肚子疼地滚爬起卧的那一幕。那时的医院，路灯稀少，灯光昏暗。离门诊楼十米左右的侧门只挂着“急诊”的大牌子，却没有为急诊病人设立和现在一样的导医岗位和其它的绿色通道。
我们叔侄都是第一次进医院，又是晚上十点多，戳头戳脑的办完住院手续，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夫走进急诊室，揭起岁哥的衣服，一手平放在他的肚子上，一手在手背上敲了敲，又拿出听诊器，上下挪动着听了好大一会儿，扭过头来向叔父询问发病的经过。随后大夫又挪动听诊器听了一会儿，直起腰沉默片刻，最后肯定地说：“这是肠梗阻，常见病。不过要做手术。”
在那个年代，说给好端端的人动刀子，让人听着心里发悸。叔父一怔，问了一句：“大夫，没有别的办法吗？”大夫看了一眼我们，边走边说：“必须手术。”
自大夫给岁哥检查完走了以后，只来过一位护士给岁哥打了一针，可那针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岁哥在病床上疼得坐卧不安，痛声不绝。叔父焦急地几次去找大夫，大夫却说，“观察清楚了我们会有决定的……”让我至今匪夷所思的是，医院也没有做任何措施，只是没见医生地“观察”了两夜一天。
自岁哥那次事故后，不论在哪儿听谁提到“手术”和“观察”我特别敏感，岁哥疼痛煎熬的那一幕立刻会在脑海浮现。刚才大夫又提到“手术，”我虽然相信现代科技发达，医疗水平很高，一般手术也很普遍安全。如今医院的管理也风清气正，但我还是对这些词儿有“吃起西瓜，抖起冷病”的一种胆怕。
“结果出来了。”邻居的话打断了沉浸在回忆中的我。我们急忙又来到急诊前台见大夫，担心的聆听大夫的决定：“去那边做激光碎石手术。”大夫看我精神恍惚，接着又说：“激光碎石，没有创伤，很安全的。”我挂在嗓子眼的心慢慢的开始下沉。一切准备就绪，我把哥哥推进手术室。
我在手术室外徘徊着 ，心想着哥哥从手术室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岁哥那寒心的一幕剪不断的又在我脑海中出现：岁哥被疼痛折磨地撕扯着衣服和被褥，精疲力尽地吼叫着，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晨医院上班，才被推进手术室。
火红的太阳普照着这座古城，天上没有一丝云，天蓝的出奇。窗外古城墙上的枯草一动不动。等在手术室外面的我们，都打着牙颤，没有感觉到一丝春的温暖，只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好像比平时慢了好几倍。
十点多，在漫长的等待中，岁哥安静的被送出手术室。大夫说：“肠子都黑了，我们已经尽力了。”护士帮我们把岁哥送回病房时，他己经不省人事，脸色蜡黄，游着一口微弱的气息。同室家属们看他呼吸困难，觉得事态严重，都议论开了：
肠梗阻怎么能观察这么长时间呢？看病人挺严重的……有位三点多进入医院的家属直白地说，现今手术病都得送红包，是不是你们红包送的迟了？肠梗阻小手术怎会把人弄成这样呢。
送红包？我们农村人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迫切的了解红包是啥东西。送的迟了？我们不懂这套路，根本就没送。后来四叔父还懊悔的抱怨说：“是咱们的无知，断送了你岁哥的一条命。”
的确是这样。
在人们的议论声中，我尊四叔父的指示出去了一趟，也就一个多小时。当我再次回来跑上住院部，走出楼梯口时听见姐妹们撕心裂肺的哭声，有些难以置信。我扑进病房时叔父父女给岁哥己经穿好了衣服，我呆若木鸡地看着岁哥那张煞白痛苦的脸庞。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眼前嘎然而止，而且他是和我一起耍大的岁哥。
我不知自己是冷血还是过于紧张，只记得当时两手抖的厉害，帮叔父把岁哥拖出病房，送到太平间后，我抓着岁哥冰冷的手，胸口好似堵着一团棉花，没有一滴眼泪，张着嘴却哭不出声，好像氧气不足一口一口地吞吃，酥软地跪在岁哥身旁，这时只听叔父“哇”的一声昏晕倒地。
我在手术室外伤心的、心情忐忑不安的徘徊着，想着岁哥痛苦离开我们的那一幕。这时，手术室的门开了，我停下脚步定睛的看着，哥哥走出了手术室，大夫跟在他身后叮嘱：“多喝水，多运动，再观察。”
我当时心里一阵酸楚，不知道自己是一时悲伤还是兴奋，眼眶一下充满了泪水：岁哥的病如果也是在手术后“观察，”就不会有两夜一天的等待，按现在急诊科人性化的绿色通道，及时抢救，岁哥的手术一定会成功。
送哥哥回到老家，跟几位前来探视的侄子和邻居扯起那年岁哥住院的事，都一致认为是当时医院的管理混乱，歪风邪气笼罩下，医风不正，医德卑劣，四十小时的“观察”，对病人没有做任何措施和及时救治。那时，医院收红包，还有开了处方要去大夫指定的药店取药，这都是普遍现象，而我们这些山高皇帝远的村夫，都不知道这些公开的秘密，造成了我们的终身难忘和遗憾。
在当时，由于政策还不十分完善，我们家属也在手术合同上签了字，手术成败与医院没关系，况且，医院死人也是正常事。那个年代，哪有医疗事故等法律条款的保护这一说法呢？我们只能顺其自然，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
事情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同样的“观察”两字，用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出现了不同的结局，也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回味。岁哥去世两天前的晚上，我俩商谈着都年底结婚，婚后一起去参加乡镇举办的免费培训班，学习獭兔养殖和平菇种植技术呢，谁料只两天时间，我们就阴阳两别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政策和法制体系的修改和完善，企业制度逐渐透明，反贪反腐力度加大并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再是一块招牌。今日的医院医德医风有了明显的改观，服务态度良好，救治疗效水准有空前的提高。住院治疗后医保随时报销，让百姓普遍得到惠顾，是救助的病人及家属压力减小，倍感欣慰。
我望着夕阳普照下舒适的宅院，感叹着疾不逢时的岁哥：如果是现在，他肯定能躲过那场劫难，我们闲暇时秦腔自乐班中一定会有他雄宏的吼声；兄弟欢聚的酒桌上也少不了他开朗的笑脸……这一切都成了我思念岁哥的幻想。
哥哥感慨地说：“如果我也被观察四十个小时，肯定会活活痛死，还能和你们一起站在这儿，看太阳落山的美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