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生组织“污名化”的过程

长久以来，以学生会为代表的学生组织存在自我认知与外界认知差距甚远的问题。学生会工作围绕着为学生服务的各项任务展开，其内部成员在完成任务之同时变得团结友爱，甚至由于共同的困难而产生“一致对外”的“抱团”情绪；而在其外部，除了与学生会成员存在密切交往关系的部分人，还有着更大数量对学生组织全不了解或因某事产生极深误解的普通学生，自视甚高地将学生会视作“老师的走狗”“傻×组织”等，誓要与其“划清界限”。

学生会究竟是怎样的组织？是什么导致了不同主体对学生组织认识的“撕裂”？本文立足于“主体”和“他者”两方视角，结合笔者自身在学生组织（包括学生会、研究生会和学生社团等）工作经验，试图探求学生组织的形象在社会认知中被逐步“扭曲”的原因及深层发展逻辑；而对于可能的应对策略与方法，暂不作讨论。

一、学生组织的存在

关于学生会组织的官方定位，见《中华全国学联章程》指出：“学生会、研究生会是学生自己的群众组织。凡在学的中国学生均可为学生会、研究生会会员。”《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规定：“学生会是党领导下的主要学生组织，是学校联系广大同学的桥梁和纽带。学生会必须面向全体同学，坚持从同学中来、到同学中去。”不难看出，官方对学生会的态度在其政治性和群众性特征方面尤为重视；就学生会的功能而言，重点无疑落在了“桥梁和纽带”这一关键词上，然而现实情况是几乎所有主体都忽视了这一基本功能的规定意义。

初入大学的学生会选择加入学生会，目的往往是多样而复杂的，有些人希望通过组织工作锻炼自己并为将来步入社会做准备，有些人希望在学生会中广交朋友、扩展人脉，还有些人则仅仅是为了给平淡无奇的校园生活“找点乐子”；总而言之，基本所有懵懂的freshmen都是怀抱着个人性的目的来到学生会的，鲜有一开始就把“服务同学”这样的政治任务视为自己的追求或抱负的人。对学生会的认识与课本知识截然不同，在大学这样一个粗具规模的社会当中，初次面对复杂现实的freshmen会发现答案不再是清楚准确的而变得暧昧不明，规则之下每个人保有一定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每个人又不得不学会为自己选择的后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种认识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个体认知的形成过程中又必然有“他者”因素的介入——一般来说，在进入学生会以前，个体往往会对学生会有个大致的想象，来源通常是某些道听途说的评价或是相识之人的中肯建议，不少人与学生会的缘分止步于对其浅层认识后发现与自己想象的不同；而能够弥合这种现实与想象之间缝隙的关键是直接与基层干事联系的“中层干部”，即组织架构设置中的各部门部长，也即整个学生工作的中坚力量。问题在于大多数的“中层干部”对自身的政治性认识是不坚定的，他们的经验使得他们多少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但是出于对政治话题敏感性的畏惧，他们总是选择性地忽视身为学生会成员的责任和本分；转而认为自己牺牲个人时间做学生工作是一种“没有报酬的苦差事”，而非一种出于无条件奉献精神的使命或职责——身在老师和学生之间，承担着完成上级任务的重要责任，学生会成员要面对的是来自严厉上级的压力和来自复杂群众的问题，处理多种多样的人际关系渐渐变成了工作的主题；外在的压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使组织内部更加团结，同时也埋下了可能发生的“脱离群众”等隐患。

在以部分领导老师为代表的“权威”身份者眼中，学生会是其对广大学生实现统治、实施影响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人数众多的学生会是领导最直接的群众基础，把握好这一“关键部分”就等于掌控了全局，领导利用学生会的力量对组织以外的学生施加影响并进行管束，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资源；另一方面，学生会的突出作用是出于政治考虑的一种安排，它为领导的权威提供了天然合法性的解释渠道。总之，此时学生会的存在是工具性质的，或说以工具为主的。

就普通学生而言，学生会这一组织的存在本身就已在客观上将“成员”与“非成员”割裂开来，这种天然的疏离感使得那些无法直接与学生会发生联系的个体难于从正常渠道了解相关信息，在其“道听途说”获取的片面经验中极易把无辜的学生会当作自身“反对权威”的无处安放的正义感之发泄出口。这部分学生往往会把一切学生工作视为“弱智”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抨击学生会的作为，对其组织的文化活动、学科比赛等更是不屑一顾，甚至为自己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精神而沾沾自喜。

二、“污名化”之过程

“理想型”的学生会为什么是难以达成的呢？学生会的群众性是原因之一，学生身份在社会阅历和认知水平上就默许了一定缺陷与不足，而在人事方面学生会展现出了较强的包容性，往往会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吸纳有意愿的同学；同时在选人标准上又难以避免地存在着主观性和片面性，毕竟志愿加入学生会的freshmen多是懵懂无知的孩子，仅通过一次面试又难于真实、完全地掌握一个人的能力和背景。学生会的人数众多，必然导致大团体中分裂出数个小团体，这是出于内部建设的严重不足——整体而言，对学生会整体的管理培训是长期缺位的，既是学生会领导干部意识问题，也是大学生忙碌的校园生活难于安排时间所致；局部而言，中层干部即部长一级的学生会成员素质良莠不齐，部分部长把学生工作单纯地当作“玩”，只重视搞活动、搞团建，而把日常功能性的服务工作视为负担，并将这种错误的“游戏式”的工作理念灌输到自己的干事脑中。内部不同的认知矛盾直接导致了学生会整体的认知错位，台上空喊口号者自己都不是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些口号，这样混乱的思想状况必然致使学生会的自我定位与理想定位失衡。

在学生会外部，最强有力的干涉无疑来自上级的领导和老师。社会经验丰富、追求功利主义的领导老师们往往在明面上大声宣扬政策文件精神，暗地里又把学生会视为一件需要不时“打磨”的工具。在老师与学生的对垒中，老师当然是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的一方——在人事调动方面大胆采用变相“任命”的方式决定其构成，利用“好学生”谋求上进的心理，以入党、评奖评优乃至人生“大饼”等操控自己指定的“听话”干部上任，又增加一些无中生有的条件限制对那些“刺头”干部进行打压或排除；完成上一步以后，下一步的任务安排就变得轻松许多了，绝对的服从命令、绝对的上行下效、绝对的保质保量，尽管不会有太多惊喜，但至少不会出现多少意外，更不会有多少需要操心的麻烦。与之截然相反的，存在着另一种老师，把学生会视作学生自娱自乐、“小打小闹”的组织，对其管理完全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逃避身为指导老师的责任；这样对人员流动性极强的学生会不加约束其实并不利于其健康发展，通常会令不成熟的学生会陷入到自由散漫的不良风气或高度官僚化甚至腐败化的极端中去。

另一种外部压力来自学生会的服务对象，即学生群体本身。那些因自身条件不足等原因未被学生会录用的学生，或出于心理上的不平衡，或对学生会的选人标准产生质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触学生会的影响；部分情绪极端者甚至会因其嫉妒、愤恨心理而在某些时机刻意给学生会制造麻烦。由于学生会成员的个体素质难于保证，在具体工作推进的过程中，特别是与学生会外部人员进行沟通交涉时无法避免会发生冲突，零星的问题会被别有用心者无限放大，而一些原本态度中立的学生也会因不愉快的合作经历转变他们的想法，将这些负面事件添油加醋地当作平淡生活的调味剂向身边朋友尽情吐槽；加之社会上对学生会普遍歪曲的刻板印象，此等“假象+印证”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加深了误解。此外，未曾与学生会发生过直接联系的、自视甚高又冷漠的“局外人”们，在鄙视那些围着老师团团转的“好学生”的同时，也乐于在墙倒众人推时不失优雅地“踩上一只脚”。

在学生会这样一个更迭频率极高的基层自治组织中，大多数学生还没来得及明白学生会的意义就已经离开了。根据问题由内而外发展的逻辑，学生会的形象变得负面化是缺乏必要的管理培训、忽视正确的上级指导和外部力量的扭曲共同造成的，而对学生会成员的理念培养欠缺或是主要原因；但是来自上级领导老师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是在学生组织指导工作方面的长期监管缺位，另一方面则是学校领导层的官僚作风向下输出的倾向明显。

小结

在学联等高级组织层面试图扭转这种局面，然而贸然采取所谓“精简人员”“强化服务”等措施恐怕会得不偿失。人数上的“弱化”表面上是试图削减学生会的“势力”，但是这种把规模缩小的做法既会让学生会内部成员愈发变成“一条绳上的蚂蚱”，又会使得学生会变得更加边缘化、更加脱离学生群众。所谓“强化服务”则更像是对看似泛滥的学生活动进行某种压制，而这种手段无疑加深了学生会“官僚化”的隐患。

学生会在本质上是实现沟通、交流的桥梁，同时也要在为学生服务的理念根基上保证自身的清醒认知。我们不能因害怕“官僚化”一词而对学生组织鲜明的政治性避而不谈，“旗帜鲜明讲政治”应当是当代大学生的共识，把政治问题看作是讳莫如深的反而容易致使思想滑坡；对于政治话题，不仅要谈，更要大胆地谈、用功地谈，在理性思辨中探索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服务学生是学生会的基本职能，却不是简单的工作，不论是信息采集、通知发放，还是赛事策划、活动举办，每样具体的工作都是值得详细计划的；只有学生才能切身明白学生的需要，学生会必须不遗余力地满足学生的合理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并在思想政治、文化品位等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倡导一种积极健康、阳光向上的大学生活方式，为我国大学生的成长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