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者的痛苦，在于他承受了那些沉睡者和装睡者——自知或不自知——的痛苦。
郭嵩焘是清朝末年的一个梦醒者，他的呐喊声从一大群沉睡者和装睡者耳际掠过，但无济于事，他被那个时代一大群沉睡者和装睡者孤立，也被当局抛弃。
最后，他老死于荒村山野，死不瞑目。
1874年，英国驻北京使馆的马嘉理路过云南时，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杀。1876年，英国就此事要清政府派遣使团赴英国道歉，并作为中国的驻英大使。
在当时，出任“驻英大使”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历来只有“蛮夷”派人来天朝朝贡，哪有天朝的大臣去外国“做人质”？士大夫们纷纷避之唯恐不及。最终，朝廷让曾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临危受命”，勉力郭嵩焘“为国家任此艰难！”
鸦片战争的枪炮声并没有惊醒“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就算30多年后的1876年，清廷上下还没有从“天朝上国”的幻想中醒来。
鸦片战争之后的30年，整个满清还是沉溺在“盛世”的美梦中无法醒来，在士大夫们的想象中，一切都很美好，岁月也静好，一切都安然无恙。他们早就忘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帝都沦陷之痛，城下之盟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竟然还这样自大自负，一点都没有反省的意思。或许，他们天然是麻木的。伤疤还没好，就忘记了痛。或许，他们简直就是奇葩。在他们的想象中，西方只是枪炮和轮船比清廷厉害一点而已。要说文化，他们还是“蛮夷”，这么一想，优越感就来了。
1876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郭嵩焘在嘲讽和诋毁中乘船去往英国。士大夫们，认为郭嵩焘丢了读书人的脸面，堂堂天朝的封疆大吏，竟然去外国做使臣，“当人质”。
郭嵩焘何许人也？
郭嵩焘字伯琛，湖南湘阴人，19岁中举，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曾任过广东巡抚，是湘军的创建者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首位驻外使节，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交好。
在众声喧哗中，经过几十天的航行，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等，在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
郭嵩焘按照总理衙门的规定，郭嵩焘将自己由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年～1879年）期间在国外的所有的见闻全部用日记记载了下来，题作《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
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为中英之间的差别之大，感到痛心疾首。他在英国会见和结识了各界名流；游览了英国多个城市，参观了学校、教堂、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这些让他感觉到了中国与英国差距何止百年？但国内士大夫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一厢情愿的美梦中无法醒来，还将远远超过我们的英法视为“夷狄”，这让他深感不安。
郭嵩焘首先就被英国的先进机器所冲击，当他亲眼看到农田上的百余种机器时，不得不对此赞叹，“一部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复倍之。”当他看到电话、电报、留声机等新鲜事物时，他简直被惊呆了，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这竟然在一个被清王朝视为下等民族的国家成为现实。这种冲击是撼动灵魂的！
郭嵩焘此时真切的感觉到，西方人不但但是枪炮和轮船比我们先进，就算是在聪明才智上也不输于中国人。
郭嵩焘在日记中不单是对科技的记载，还有对英国议会等西方体制的描述。他对英国实行的西方体制表示赞赏。在郭嵩焘看来，这种议会政党制以及行政公开有利于英国统治层了解民意，下情上达。
在英国这段时间，郭嵩焘见识到了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国家，即便细微之处，也折射出了中英之间的差距。面对他国日渐强盛而自己的国家却停滞不前，强烈的观感刺激让郭嵩焘内心十分担忧。
他将《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出版，是想让朝廷上下知道自己的差距，然后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对西方文明奋起直追。如果一味故步自封、自欺欺人，那么若干年后，恐怕连小小的日本都要骑在我们头上了。
没想到，一部介绍西方文明的《使西纪程》，不但没有让夜郎自大的清朝士大夫开阔眼界，反而引起他们对郭嵩焘的口诛笔伐。
《使西纪程》一出版，一时间舆论哗然，群情汹汹。这些自以为是、自负自大、自欺欺人的“爱国者”们，纷纷指摘诋毁郭嵩焘，说他“诚不知是何肺肝”，更有甚者说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是一个十足的“汉奸”“卖国贼”。
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出资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其故宅，连老朋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这简直是要开除他的湘籍了。
在“汹汹舆论”下，清政府先是下令将郭嵩焘的日记《使西纪程》诏令禁毁，还于1878年8月下令将郭嵩焘调回，拟将其查办治罪。 回国后，郭嵩焘在全国上下的声讨与谩骂中度过残年，最终于1891年悲愤离世。
郭嵩焘去世后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惨败。郭嵩焘去世后20年，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终于灭亡了。
如果一个王朝容不下敢于说真话的书，容不下敢于说真话的人，甚至容不下那些敢于批判现实的文章，那么它将在愚昧无知的沉睡者和自欺欺人的装睡者中沉沉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