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春天，我父亲在邯钢医院确诊为晚期肺癌，建议回家保守治疗，还能有三个月。那年父亲46岁，我不甘心，四处借了些钱，带父亲住进了省城肿瘤医院。胸外科在七楼，住了一个星期的楼道加床后，转到了一个六人间的病房。
我父亲在东面三张床的中间。北边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瘦小老头，头东脚西仰卧着，似乎好几天也不变换姿势，让我想起了刚在展览馆参观的木乃伊。
在他的脚边，始终坐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从穿着上看一副乡村农民的模样，只是在输液架上的液体快滴完时，才起身去喊护士来换药。和他交谈时，也是“咦”“啊”等，不主动多说一句话。但毕竟是邻床，一天到晚互相帮衬的时候太多，四五天后，知道他是老人的儿子，德州人，家在农村，自己是个料场的工人，还没有成家。
每天早上，父亲把睡在脚头的他踹醒，他就眯瞪着眼出去，回来就是一塑料兜的馄饨、豆浆或小米粥，还有热腾腾的馒头、油条等。我看到是一份时，就问他，他说在外面吃过了，都带回来，麻烦。
那些年的时光都不好过，在省城的医院住院，差不多的家庭都要举债。尤其是恶性肿瘤这种“熬干油灯”般的病，大多是人财两空。当时我的底气是，父亲是邯钢的工人，能报销80%左右的医药费，我是一名高中教师，每月有二百多元的工资。
有一天上午，住院部的人来催医药费，父亲让问儿子，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位年轻人。想是可能回家筹钱去了。我也一样，东借西凑的，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延着交，有时就误了期限。负责催款的人一直说，没钱了就停药，但一般不认真执行。当然也有看人下菜的意思，是不是老赖，还逃不过人家的法眼。没办法，有过病人半夜偷跑的案例，相关人员要扣发工资。都很无奈。
第二天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护士照常挂上了液体，老人就一边输液一边流泪。住院部的人来了两三次，看到老人仿佛比输液流得还快的泪水，强忍住没有张口。
我劝老人别想那么多，谁都有自己的困难，想开些。老人开始哽咽，满脸都是绝望。他说不能怪孩子，孩子是真没钱了，只能怪自己摊上这个倒霉病，拖累了孩子。自己本不愿意来，可孩子拿出积攒的结婚用的钱，坚决要给我治病。真是上辈子造得孽，孩子成不了家，就是死也不甘心啊。
是啊，不是到了山穷水尽，谁会把自己的父母扔在医院呢？我满心悲凉，但也只能用干瘪瘪的话头来安慰。我自己的窟窿，还找不到补救的方法呢。
这天下午，老人的儿子出现了，交了医院的费用。老人脸上有了些血色，我心下大慰。有首歌里唱，“钱那，你这杀人不见血的刀”。真的，钱是个中性的东西，这没错。可对于有钱人来说，钱多是炫耀；对于穷人来说，没钱就是没命。
过了几天，我从卫生间出来，看见年轻人在楼道尽头的窗边吸烟，就走过去闲聊。他说明天就要出院，我很惊讶。他深深地呼出一片烟雾，低声说，他父亲确诊是胰腺癌，治不好了。
我心里一沉，想到父亲马上要做左肺全切，浑身发冷。但还是劝道，你不是要回来一大笔钱吗，手术费只是一百多块钱，应该没事吧。
他说不是做手术的事，是已经扩散到了脾、肝、肾。老板听说是为父亲治病借钱，次日早晨就上他家里送了两万元。上次交了两千元，剩下的足够做手术，但医生说，如果早几天没有扩散还行。太晚了，进一步治疗，或许能延长几天寿命，但和手术的痛苦相比，没有价值了。
话说到这里，也就把天聊死了。一股寒意从我脚下慢慢向上浸润，在这初夏燥热的下午，背脊飕飕发凉。他似乎看我呆呆的样子有些不忍，把吸了半截的烟在窗台溺灭，拉开随身小包的拉链，放入里面的一个开了口的烟盒里。我下意识顺着他的手看过去，包的正中间，躺着两个馒头，馒头应该有几天了，硬硬的。其中的一个咧着嘴，像是对我们笑着。但它究竟是笑什么，当时我却不明白。
他们出院的时候，我帮他们整理了行李，互相留了电话。我父亲做手术很成功。直到四十天后我父亲出院，也没有等到他的电话。那时在外面的护士台，有个固定电话，只要铃声响起来，我就不自觉地看过去，但护士一次也没有喊我。我知道，没有音讯，就是不再需要了。
此后很多年，只要听说有人遗弃父母了，我总是眼前闪现着那两个硬硬的馒头，即使再最寒冷的日子里，也能给我以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