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祝福》说起

又是一年除夕，照例是要回顾一年的经历，然后发表一番岁暮感言。大概想想，今年我的处境也没有什么大变动，所遇的也不过是一些工作上的变动，实在是不值一提。但忽而又想到了鲁迅的《祝福》，祥林嫂正是在这样的岁末时候离开人世的。既然无事可写而又冒出来了这样的思绪，那就顺着想法，随便谈谈罢。

不知从何而起，祥林嫂现在在大众的印象中似乎是一个喜欢卖惨的怨妇形象，不少人还喜欢用“整一个祥林嫂”这样的话去嘲讽埋怨的人。但这一印象却与《祝福》文本中的祥林嫂相去甚远。在我看来，祥林嫂是一个勤劳质朴的劳动妇女，在社会的压迫下也曾反抗和寻求自救，但最终仍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毁灭。如果要论到是什么人致使祥林嫂走上毁灭，那么她的婆婆、柳妈、镇上的鉴赏家们难辞其咎。鲁四夫妇虽说待祥林嫂不薄，但也不免要承担一些责任。祥林嫂追求幸福生活而不得，她本身没有什么过错。后来她不停向人诉说其悲惨故事，在我看来是自身悲痛的一种抒发，其中可能确实还带有一点获取他人同情的意思，但这却被镇上的人们当作笑柄咀嚼、鉴赏。加之礼教、鬼神思想的迫害，祥林嫂最终可以说是人间失格，走向了末路。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不禁联想到了最近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他也曾努力生活、制造阳光，寻亲一路好像也做什么坏事，然而却遭到媒体和网友们的咀嚼鉴赏、扭曲污蔑以至网暴。让他走上了自杀之路的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在不久前公司技术中心的一次讨论课程上，我上台发表了一番暴论。讲到“青年人不应该把商业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事”时，大家笑起来了，讲起了“格局打开”之类的话。其实我个人格局也没怎么打开，只是讲出了我看到和经历到了一些事情后的感想。我想，当人们听到一个打工人讲出这样的话，可能产生的想法大概有两种：一是这人是个酸腐书生，不想着“搞钱”，净想这些有的没的；二是这人很坏，自己平时没少卷，却劝别人不要努力，为的是挤走别人，居人之上。对于这第二种想法，我工作诚然是挺认真的，今年也得了晋升机会，但我是从未想过要挤走或取代什么人，只是做自己觉得应该且与薪资相符的事。我想我也从未说过不要赚钱。人要活着，他就需要钱，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至于第一种想法，在现在的环境中，到了二十六七岁还去谈论什么人生意义、想些哲学问题似乎是件很可笑且值得羞愧的事。唯有搞钱消费或是大谈一些“商业本质”、“方法论”来谋求财富的增值才是颇为现实的。而其他一切，权当作娱乐即可。商业社会的发展，历史是进步的、退步的、抑或循环的，我没有太多可讲。但我觉得“意义”还是可以谈一谈的，遮掩这一问题只会让人陷入虚无和焦虑。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自己赋予的，人要自觉自己在做，才能赋予所做之事意义，而不是凭本能生活。

话说回来，《祝福》是鲁迅的小说集《彷徨》收录的第一篇文章。相较于《彷徨》，大众可能对《呐喊》收录的作品更为熟悉，其中甚至有不少是我们中学时的课文，比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故乡》等等。《呐喊》中的作品激烈抨击封建礼教及国民性，大多都有一种“启蒙者”的姿态，虽然夹杂着怀疑，但还是“听将令”的，对于启蒙总体还是肯定的，而且整体还有一种喜剧兼些许荒诞的气氛。《一件小事》《社戏》这两篇更是直接正面描写了国民的善良和希望。尽管铁屋子“万难破毁”，但“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其战斗的意气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读后让人略有激奋。而《彷徨》则苦闷得多了，读后只让人倍感悲凉和茫然。《彷徨》中的许多作品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描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曾经作为启蒙者的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他们都被环境和社会敌视，面临经济危机和生存危机，最终都颓唐甚而躬行之前所反对的事。新式知识分子感到的只有自我局限、自我否定，从一个理想中的英雄沦为了社会的失败者。用鲁迅自己的话说，这些作品“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我想，这是很不好的”，“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关于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和消除不平等问题，我也做过一些推演。既然是不平等，那定可以将人分成两拨——上位者和下位者。对于“消除不平等”这事的态度，也定只有两种——愿意付出努力和不愿付出努力。排列组合一下，总共就有四种人：愿意的上位者、不愿的上位者、愿意的下位者、不愿的下位者。先来讨论最简单的两种：不愿的上位者和不愿的下位者。不愿的上位者就是标准的资本家，他们组织生产追求剩余价值，从而制造贫困。而不愿的下位者就是一般的屁民，他们随波逐流、疲于奔命，亲手建造自己的牢笼。上述两种人是一般人的情况，应该也是你我的情况。而愿意的上位者，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出身贵族，但他想要解放农民，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但贵族阶层与农民的思想、情绪差距是如此之大，他只能陷于悲观绝望，最终离家出走，病逝于一个小车站。至于愿意的下位者，我觉得可以以杜甫的一段诗作为参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即便自己冻死也愿能庇天下寒士，虽然让人深感其胸襟之大，但住茅屋的自然不可能得广厦千万间，这样的愿望最终也无所益。

上述一番推演的结果，似乎让人有些绝望，按理是可以弃疗了。诚然，世界是有天命的，我们无法违背自然法则行事，所能做的只有顺应天命。但对于这种不可改变的绝望困境，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出一个实践理性的解释。用康德的哲学来讲，我们通过先天认识形式可以认识经验世界，从而获得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我们所能认识的经验世界是必然的，自然法则是不得不遵守的必然法则，也即我们不能突破困境的情况也许是必然的。但同时，受限于先天认识形式，物自体不可知。而正是这种不可知表明在认识领域之外可能有一个不受认识形式限制而可能是无限自由的领域。道德才是真正实现自由的地方。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他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人有“应该”。道德法则是人应该但不一定遵从的法则。即便消除不平等也许是必然不可能的，但普遍的道德法则告诉我们“应该”去做。尽管“知其不可”，我们也可以“为之”。道德无条件而道德行为的实现有条件，我们也许不能做什么宏大的伟业，但在每一件日常事情上却可以尽可能平等待人，并自觉自己在践行道。正如上面提到的，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自己赋予的，人要自觉自己在做，才能赋予所做之事意义。

写到这最后，突然想起之前遇到的一件小事。在接种完第三针疫苗后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位环卫阿姨。她请我帮忙从她的通话记录里找一个号码并回拨。她说，她前一天晚上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问她还没有接种第三针疫苗的原因，并且让她今天来接种，但她现在进不去接种疫苗的地方，所以想打电话回去求助。然而她不知道她所接到的那个电话其实是机器人（因为我之前也接到了这个电话，所以我知道）。于是我给她解释了一番那是一个机器人，为什么打回去是没人接听的。然后便问她遇到了什么麻烦。她解释说她没有微信因而也就没有行程码，没有行程码工作人员就不让进去。她的女儿在外工作不在她身边，没人可以帮她弄。于是乎我们和工作人员一顿解释和沟通，希望能通过身份证让她进去，但一番折腾最终工作人员还是拒绝了，我们也只好离开了。虽然最终无功而返，但至少通过说明，给她带来了一点安慰，至少消除了她害怕由于耽误接种而可能要承担什么行政后果的忧虑。我自觉已经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尽管由于不熟悉现代智能产品而造成的不平等并没有消除。诚然，我更希望这种不平等可以消除，但这已不在我“可为”的范围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