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根据一战期间著名女间谍玛塔·哈莉的真实经历，创作了小说《间谍》，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女人为了追求自由独立而成为舞女、妓女乃至战时间谍的传奇一生。小说中，玛塔·哈莉说，自己在黑色森林尽头，不会追究那些恶意指控自己的人，而会和着节拍跳起轻快的舞蹈。
的确，战争可以将她卷入其中，甚至将她处以死刑，但却不能磨灭她对自身价值的认定，正如她自己所说：「即便我现在是个囚犯，我的精神依然自由」。
「预备！」
「瞄准！」
「开火！」
「她膝盖一弯，整个身子倒向了右边，双腿在皮衣下蜷曲起来。她一动不动，脸朝向天空。」
「玛塔·哈莉已经死了。」
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Paulo Coelho）的小说《间谍》（The Spy），在一个枪决场面下展开全篇。
保罗·柯艾略，这个名字，连同足球和《圣经》，是巴西最耀眼的三个字眼。一般而言，柯艾略的作品都含有哲学意味和宗教色彩，他喜欢使用丰富的寓言来表达主题。但是，他在《间谍》中却舍弃了寓言这一写作手法。
这部小说取材于一战时期著名女间谍玛塔·哈莉（Mata Hari）的真实的经历。在创作之前，保罗·柯艾略阅读了大量史料和传记，但正如他自己在手记中所说：「这本书并无意成为玛格丽莎的传记」。
他在史料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增删，并创造性地加入了不少语言和心理描写，使原本陌生遥远的玛塔·哈莉在保罗·柯艾略式的演绎下，血肉饱满地走进读者的内心。
在小说一开始，作者详细地描绘了女间谍玛塔·哈莉服刑前那近乎诡异讲究体面的准备过程：
「她穿上黑丝袜……从衣架上取下了一件及踝的皮大衣，大衣的袖子和领子是用另一种材质，可能是用狐狸毛皮制成的。她把这件衣服套在睡觉时穿的重工丝绸和服外面。她轻轻梳理着凌乱的黑发，把它们绾在颈后，戴上一顶毡帽，并在脖子上系了一根丝带，好让帽子不被荒野上的疾风吹跑。」
临刑之际，却不厌其烦地奢华，且极具仪式感地装扮自己，不禁令人心生疑问：她真的不怕死吗？她究竟是什么人？有着怎样的故事？
01.
玛格丽莎的迷失
一战前，荷兰吕伐登的一对商人夫妇生下一个漂亮的女儿，取名为玛格丽莎·泽尔（Margaretha Zelle）。为了让孩子免遭家庭破产的变故，这对夫妇将女儿送到了莱顿城接受优质的教育。但他们没有想到，这将成为玛格丽莎的一场噩梦。
在莱顿的学校里，16岁的玛格丽莎遭到了校长的性侵。从此之后，性爱在玛格丽莎眼中便成为了无关爱情的机械运动，她长久地陷入了对爱情既渴望又惧怕的奇怪循环。
由于内心的困惑与恐惧，玛格丽莎决定把自己的遭遇隐瞒起来，并通过咀嚼别人的类似遭遇来获得慰藉。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
「据我所知，她们当中已经有两个人受到了侵犯……不过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给了我一丝宽慰。」
但这样的学校，玛格丽莎一天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有一天，她看到报纸上一则荷兰军官的征婚启事。相识仅仅三个月，见面不过三次之后，玛格丽莎便决定嫁给大自己二十岁的苏格兰裔荷兰军官鲁道夫·麦克劳德（Rudolph MacLeod），并和他一起迁居到印尼爪哇，她说道：
「印度尼西亚，军官，长途旅行，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一个年轻女孩梦寐以求呢？」
这似乎是解脱不幸的「梦寐以求」的婚姻，却成为她另一场噩梦。
婚后，玛格丽莎的丈夫对她已非处女的事耿耿于怀，在小说中，她这样回忆到：「他最大的乐趣莫过于重演我被强暴时的场景」。丈夫会要求玛格丽莎穿上与当年最相似的衣服，时而做出清纯少女的模样，时而又必须大喊出声像个妓女。
在配合丈夫完成各种近乎虐待的性爱表演中，玛格丽莎渐渐迷失了自己。她的性格蒙上了忧郁的阴影，只能终日以厚重的妆容掩盖身上的伤痕。
玛格丽莎的意志在这段不幸的婚姻中逐渐消沉，摆脱束缚的冲动也被枯燥可怖的生活一点一点榨干。
02.
成为玛塔·哈莉
玛格丽莎在这种病态的生活中行尸走肉般活着。直到她看到了那场改变她一生的舞蹈表演，直到她目睹了一位妻子的死。
小说中，她在爪哇时曾经应邀欣赏一次舞蹈表演。那场舞蹈有着「宗教仪式中入定般的氛围」，对此，玛格丽莎的感受是：
「我头一次体会到，鲁道夫、荷兰和我死去的儿子都只是一个死生轮回的世界的一部分——就好像母亲当年送给我的种子。」
玛格丽莎从爪哇舞蹈中获得了宗教启示般的灵感，她从中感受到一种极致、纯净的美。她意识到：「舞蹈是一首诗，每一个舞步都是一个词语」。
这种对舞蹈的领悟深深地印在了她心中，也导致她在后来初次登台舞蹈的时候，就颇具哲学意味，并体现出了「遥远国度的『虔诚』与『活力』」。
她初次表演的叫做「七层纱」的舞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使她一跃成为当地著名的脱衣舞女郎。不过，玛格丽莎虽然善于运用自己的女性魅力获取各种机遇，但她如果只是出于世俗诱惑的目的，恐怕也无法「脱」得如此心安理得。在小说中 ，她说：
「不了解我的评论家总是妄加评议……但事实上，在舞台上我只是彻底忘我了，把自己全然交给上帝。这样我才能如此轻易地脱掉衣服……我的身体也只是宇宙运动的一部分。」
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我把那种低俗的表演变成了艺术」。
也正是由于玛格丽莎的舞蹈不同于庸俗的宽衣解带，当其他脱衣舞纷纷遭禁的时候，她却不仅能够继续演出，还受到众多名流、艺术家的青睐。
那一次在爪哇的观舞经历，不仅对她的舞蹈产生了关键性影响，还使她在精神上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根据小说的描写，在观舞的过程中，军官安德烈亚斯与大多数男人一样兴致浓厚地与玛格丽莎谈笑，这时，军官醉酒的妻子走了过来，她宣告所有权似的挽住安德烈亚斯的手臂，并对玛格丽莎半倾诉半企求道：
「为了这份爱，我竭尽全力去斗争……今世之后还有来生，在那里我将不必再企求一个男人的陪伴，好填满那空虚的日日夜夜。」
随后，军官夫人掏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扣动了扳机。
玛格丽莎后来回忆到：
「安德烈亚斯的妻子用她的血为我施了洗礼，从此以后，我将永远自由，尽管我们都不知道这份自由意味着什么。」
之后，她先回到了荷兰，又独自一人逃往法国。
在出境前，她决定埋葬自己的真实身世，化用安德烈亚斯亡妻的姓名，因为「安德烈亚斯妻子的血施与了我第二次生命」。
对她而言，旧名象征着一切的耻辱与痛苦。她以更名换姓的方式宣告了旧我的消亡与新我的重生。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一场庄重的生命仪式。
从此，玛格丽莎·麦克劳德终于冲破家庭、世俗与国家的茧房，蜕变成了自由独立的玛塔·哈莉。她将是「男人眼中的尤物，女人眼中的仇敌」，她将获取丰厚的报酬，过上富足的生活，甚至操控几个国家的命运。
好像从这时候起，她才真正拥有了生而为人，生而为女人，所应有的自由而丰富的生命。
柯艾略在小说中对她的内心进行了窥探和揣测：
「我相信自己现在经历的一切只会让我更加出名。谁不想被视为一个致命的蛇蝎美人、一个充满秘密的『间谍』呢？只要不会真的陷入危险，全世界都愿意和危险调调情。」
对于玛塔·哈莉来说，「光有钱是不够的，我还想要更多！」
间谍的身份对她极具诱惑，她也自认为具备充足的经验，能够游离在危险边缘却不至于陷入其中。
跑到法国后，为了让自己更显神秘，玛塔·哈莉杜撰了一套身世，谎称自己是爪哇印度僧侣的后裔，从小学习印度舞。不仅如此，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她还办了假护照。她欺骗众人说自己是单身，以打造周旋于名流政客之间的优势……
玛塔·哈莉，正一步一步摆脱对家庭的依赖，打破世俗道德的约束，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交际花。
在充满危险与刺激的生活中，她可以自如地周旋在各国政客高官之间，只需要出卖自己的魅力、舞姿与身体，就可以掌握几个国家的命运。对金钱、权利的追求成为了玛塔·哈莉实现自由的方式，她享受这个过程，并从对男人的征服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然而，她这种对于理想和自由的追求无疑是在刀尖上跳舞，也最终令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03.
成为「替罪羊」
「妓女，我做过。间谍，从来没有！」
对于玛塔·哈莉审判的过程，小说中着墨并不多，但保罗·柯艾略却运用典型的人物语言，将读者顺利带入到当时的情境当中。
玛塔·哈莉之所以坚决否认自己是间谍，却非常愿意接受妓女的身份，也许是因为妓女的身份代表着别人对她魅力的认可，也许是因为妓女身份意味着不必受道德的束缚，不必依赖丈夫和家庭。但无论如何，这都只是玛塔·哈莉自己的一面之词，至于她究竟是不是间谍，我们除了读克鲁内律师为她写的信之外，还需要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去汲取资源。
一战期间，荷兰是中立国，荷兰的国籍给了玛塔·哈莉自由来往于各国之间的自由，也为她在各国之间传送情报提供了便利。
她频繁周转于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引起了战争中各国的注意。同时，玛塔·哈莉正如克鲁内律师在信中说的那样，不仅没有收敛自己的言行，反而到处张扬吹嘘，甚至声称自己「和德国皇帝的儿子『W王子』睡过」。
她的张扬与编造谎言的行为，使她给人留下了虚张声势、不可靠的印象，也对她后来在审判中的申辩造成了不良影响。
玛塔·哈莉在为德国效力时，代号为「H-21」。当初她接受这个火车座位号一样的代号，只是为了自己需要的两万法郎，以及护照和通行证。至于这个代号究竟意味着什么，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她其实从来没有考虑过。她对间谍工作也的确毫无一丁点重视，接受任务后刚一出门，她就将用来抄写秘密信息的隐形墨水，随手倒掉了。
据玛塔·哈莉所说，在那之后，法国也发现了她的利用价值，并收买她成为法国间谍。虽然法国后来对此矢口否认，但根据历史记载，玛塔哈莉在当时的确流转于各国政要之间，并得知了不少消息。
将小说中的描写和历史的记载结合起来看，玛塔·哈莉虽然居于间谍的位置，却并非出于成为间谍的目的；她虽然辗转于各国之间，传递的也不是真正关键的情报，而是无关战争痛痒的花边信息。也正是因此，她拒绝承认自己是一名导致法国战败的间谍。
然而，无论玛塔·哈莉最初的动机如何，她都的确接受了间谍的工作安排并进行了信息的传递，都是不争的事实。
1917年1月，法国情报人员截获了一封从西班牙发往德国的电报，并认定电报中的「H-21」就是玛塔·哈莉。但奇怪的是，这封电报采用了此前已被法国破译的编码，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是一次有意的误导，对玛塔·哈莉，则是蓄意的陷害。然而，在「被需要」的特殊时刻，一切蛛丝马迹都可能成为无需核实的确凿罪证。
当时，协约国已在一战中死伤几十万，处于非常被动的局势。士气低落的法国急需找到一个「替罪羊」来扛下罪名，以转移社会舆论的注意力。这封电报的出现，正逢其时，玛塔·哈莉成为了「替罪羊」的不二人选。
根据史料记载，此案的审判官莫尔内（Mornet）当时给玛塔·哈莉做出的评判是：
「这女人所做的坏事简直难以置信，她或许是这世纪最强的女间谍。」
如果一定要追究玛塔·哈莉的死因，不妨引用她的辩护律师克鲁内的这句话：
「你不仅是因为间谍罪被指控，更是因为你敢于挑战世俗，而这是不可饶恕的。」
而玛塔·哈莉对此这一切似乎也早有准备，她在遗嘱中就提到：
「大家都知道我会死，不是因为这桩荒谬的间谍指控，而是因为我决定成为我一直梦想成为的人，梦想的代价总是很高。」
对此，作家兼记者保罗·吉玛德在玛塔·哈莉死后说：
「这话只能你知我知：我们掌握的证据是如此不充足，甚至都不足以给一只猫定罪。」
就在战争、间谍、死刑犯，这些充满强权、暴力色彩的字眼即将为玛塔·哈莉的一生画上句号之际，她用自己的身体作出了最后的「反抗」：面无惧色地向行刑者致以飞吻。
这个出现她生命最后时刻的飞吻，仿佛是在向世人宣告：世界大战这场由男人主导的惨剧，虽然可以将女性卷入其中，并将女性作为替罪羊处决杀害，却不能磨灭女性作为主体对自身价值的认定。她们可以在生活中遵行自己的价值逻辑。
而当女性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个原本冷酷残忍的人类悲剧，也因此而具有了爱、美，甚至温柔的色彩。
04.
玛塔·哈莉，从未死去
「预备！瞄准！开火！」如小说开头，玛塔·哈莉被程序般地处死，她的头颅则被割下，经过防腐处理之后保存在巴黎的一个解剖博物馆中。
但在2000年，人们发现玛塔·哈莉的头颅不见了，但具体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并不能确定。
回到玛塔·哈莉死后的历史现场，人们将看到这样的身后事：与借助「替罪羊」自慰的法国相比，德国则淡忘了H-21，开始用他们真正的武器（男人，芥子气和火药）抵挡盟军的进攻，人的自由和生命都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再然后，女性的权利意识逐渐崛起。越来越多的女人像玛塔·哈莉一样想要打破对家庭、丈夫的依赖，甚至出现与玛塔·哈莉受到相似指控的女间谍埃莱娜·布莱恩，但她不再具有玛塔·哈莉使用的名叫「魅力」的武器。从这个角度讲，玛塔·哈莉无疑成为了「女间谍」的巅峰。
英国作家弗吉利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三个旧金币》中曾说：
「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玛塔·哈莉。她不愿被排除在战争之外，被动忍受战争带来的惶恐与不安，更不愿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某个人或某个国家摆布。
她要在正义和法律失去效益的战时，谋求生而为人应有的自由，实现主宰自己精神和肉体的，身为女人的自由。尽管这些再正常不过的诉求，在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初，显得那样的难得而危险。
这样的危险，玛塔·哈莉早就意识到：
「德国人和法国人在互相残杀，但他们却不能对一个女人手下留情，而她最大的错误不过是在一个愈加封闭的社会中拥有一颗自由的心。」
玛塔·哈莉应该清楚，她的行为在多个国家间都引起了不小的影响，但她恐怕不会想到，在自己死后的几十年甚至更久之后，居然会成为诸多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原型与素材。
无论是莱内·洛维奇的音乐剧《玛塔·哈里》、葛丽泰·嘉宝出演的电影《魔女玛塔》，还是詹姆斯·卢塞诺创作的小说《玛塔·哈莉事件》，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后世了解玛塔·哈莉传奇一生的突破口。
玛塔·哈莉在成为「女间谍」与「蛇蝎美人」的代名词之余，也成为了女人在两性战争中占居主动地位的象征。
保罗·柯艾略在一次接受奥普拉·温弗瑞的采访时，说过这样一番话：
「如果明天我就要死了，那第一件事就是花我一半以上的时间和我爱的女人在一起……我非常疯狂，走了极端，但我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因为我做了我想做的一切……我想要成为一名作家，我也的确写出了作品……这是我的梦想。」
这简直就是《间谍》中玛塔·哈莉式内心独白的现实版。因此，这部小说不仅是保罗·柯艾略在寓言与现实之间建立联系的尝试，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他对死亡、生命意义和梦想思考的延续。
之所以说「延续」，是因为在《间谍》之前，保罗·柯艾略就将这种思考呈现给了读者。
比如在《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中，他的这种人生理念以「天命」的形式体现出来：
「好像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别人应该怎样生活，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生活该怎样，就像释梦的老妇人，不知道如何把梦变为现实。」
「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情。」
「完成自己的天命是人类无可推辞的义务……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
而在《维罗妮卡决定去死》中，保罗·柯艾略则写道：
「我想继续做个疯子，按照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其他人希望的方式生活。」
类似的观点和话语是保罗·柯艾略塑造的众多小说人物的共同追求，更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从这个角度看，柯艾略写下这本《间谍》，几乎可算是必然。
而历史中，小说中，那个独特的女人玛塔·哈莉，也似乎从未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