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 》:“外儒内法”统治之道的技术分析

《秦制两千年 : 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谌旭彬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21-7 /


文丨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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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而至于明清的两千多年里,“百代皆行秦政",是中国的“秦(政)制时代”。由此,可以产生几个有意思的问题:秦制的本质是什么?秦制何以施行两千余年?同样都是实行秦制,为什么还会出现王朝更替,或者说,秦制失灵的条件是什么?

秦制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王朝奉行的统治路径,自然说明了它在统治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凭借这种优势,秦始皇才得以剪灭诸侯一统六合。刘三解在《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一书中,认为“秦制”的本相是通过“吏治国家”(废分封,置郡县),将人变成各级官吏账本上的“数目字”,成为国家随时可以调用的资源,从而能够获取足够的财政、军事资源转化,强化王室对社会的控制力。而与此同时,刘三解也指出,“秦制”天然就具备了崩溃的源代码,正是秦制巨大的压制力和攫取的残酷性,造成了秦王朝的速亡。

秦朝灭亡以后,秦始皇强力推行的秦制的核心——郡县制则延续了下来,期间承前启后的关键是“汉承秦制”。严耕望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认为,汉承秦制以后之所以能够平稳过渡,原因在于“两汉承袭秦代规制,而运用变化,臻于完备矣”。同样是实行郡县制,与秦始皇一步到位的剧烈变革不同的是,汉朝能够因应中央与地方强弱关系的时势变化,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在几代人百余年的同向努力下,由汉初高祖恢复封建,与郡县制度双轨并行,逐步推行中央集权政策,到汉武帝中叶以后,郡县制才终于稳定成为主要的地方行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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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腾讯历史频道主编谌旭彬的新作《秦制两千年 》,则将“秦制”放到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审视历代王朝兴衰的逻辑。谌旭彬指出,商鞅之道和韩非之术构造出了秦帝国,此后两千多年里的历代王朝,都依着这条路径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外儒内法”是历代帝王秘而不宣的权力法则。

秦制的理论基础是商鞅的“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韩非子则将商鞅的弱民、贫民、愚民之道进一步具体化,使之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商鞅的变法通过什伍、连坐与告奸强化对民众的控制,将有力量的大家族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打击阻碍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封建贵族,将人的社会地位与军功直接挂钩,核心目的是为了提升秦国王室对资源的汲取能力(削弱封建贵族力量的后果是秦国君权的加强,但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贵族势力诛杀)。

因此,谌旭彬总结出秦制的两大基本特征:(1)以官僚集团而非贵族作为政权的统治基础,同时又时时防范压制官僚集团,抑制世家大族的势力;(2)施政的核心诉求是尽可能地提升人力与物力的汲取强度与总量,为此,必然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追求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为此不惜牺牲社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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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君王秘而不宣地施行秦制,原因就在于秦制在汲取资源方面的有效性。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刚登基就发布了一道“求贤令”,核心目的是打破汉初军功集团在官职上的久任制和世袭制,重塑官僚系统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从而削弱诸侯王与朝廷勋贵的势力。曹操抑制豪强与兴办屯田,前者目的在于消灭地方上的豪强,以更加直接、低成本地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后者则将百姓变农奴,驱使他们战时流血,平时流汗,由此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加强大的人力物力汲取机制,这是曹魏能够在乱世之中胜出的核心原因。

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和历次变法,则是秦制最成功的“进化”。科举除了给读书人制造“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的幻象,还承担着重塑官僚集团的功能,即避免旧官僚集团演化为新诸侯、新贵族(因为秦制官僚都倾向于巩固社会地位与财富,并将之传给后代)。而历朝的新政改革,基本上都是以增强朝廷汲取社会资源能力作为核心驱动力,如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唐德宗的两税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等等,主要目的都在敛财(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例外,范仲淹想缓解民生疾苦、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新政仅维持一年就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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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秦制也有失灵的时候。秦制王朝的灭亡是有规律可循的,亡国原因归结起来有三条:(1)外敌压迫或入侵;(2)内部利益集团(即统治基础)发生分裂;(3)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多数末代王朝都具备了其中二条,甚至是三条全中。

从技术上分析,秦二世胡亥亡国的原因,一是清洗旧官僚集团,“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最后连丞相李斯都难逃一死,造成秦朝官吏人人自危,纷纷加入了反秦的阵营。二是没有来得及驯化六国中有社会活动能力的贵族、游侠、豪杰、文士和宗族势力,尚未将他们变成原子化的个体,乃至于陈胜振臂一呼,各国豪杰就纷纷响应。

明清的亡国则颇为类似,即踩了第二个雷。作者指出,明亡的真正原因并非“党争亡国”,而是崇祯起用阉党治国。宦官虽然比官僚集团好使唤,但此举也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官僚集团从此变得消极怠政,消极于人力、物力的汲取,明帝国的统治力因此削弱。慈禧则试图在“清末新政”中削弱督抚的军权、财权、人事权,最后离心离德的地方督抚无意再维系清廷。

北宋亡国则与赵匡胤的国策有关。宋亡的常见解释是,“重文轻武”的国策造成军队战斗力低下。但作者指出,影响北宋军队战斗力还有一个核心因素,就是赵匡胤对军队的定性:“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宋太祖平定天下后,吸取了前代的教训,将全国的无业游民和流氓无赖(尤其是在饥荒、水灾后)招募到军队里,用优厚的俸禄将他们养起来,让他们变得惜命,如此一来,无业游民也就不敢为非作歹了,还可以利用他们来控制良民。但是,游民本就游手好闲,“养兵”的后果,是牺牲了北宋军队对外的战斗力,最终造成了金军长驱直入,直抵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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