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最大损失不是死亡，而是当我们活着时就在我们心中死去的东西。

我们避讳死亡，因为它可以轻而易举就夺走我们爱的东西，但是死亡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生命历程终结的标志。阅读苏.布莱克的《法医报告：死亡教会我们什么》，理解死亡的意义。

图书封面

金句摘抄：

>> 死亡成为邪恶的化身，是疼痛和不幸的先声，是在阴影中出没、猎获的捕食者，是夜间险恶的窃贼。我们给她安上不祥的恶名：冷酷的割麦人、无差别的轧路者、黑天使、苍白骑士。我们把她画成藏在黑色连帽斗篷里的残破骷髅，舞弄着一把置人于死地的镰刀，她只需一挥，就将我们的灵魂从身体中带走。有时她是一个长着羽毛的黑色幽灵，凶恶地在上空盘旋，我们只能蜷缩在角落而毫无还手之力。

>> 所以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对死亡抱着虚伪的态度，一面嘲弄她，一面深深地敬畏她。为了将她的利刃磨钝，缓解痛苦，我们习得新的语言。我们说“失去”了某人，悄悄谈论他们的“逝去”，用庄重尊敬的语调和其他人一同哀悼一位所爱之人的“离去”。

>> 经常把同理心和感伤看作弱点，这种教养令我务实、不顾颜面，成为一个实务者，一个现实主义者。

>> 她不一定骇人、残酷、粗暴，她可以沉默、安宁、慈和。也许问题在于，我们不信任她，是因为我们不愿去了解她。

>>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最终回避它，专心改进和品味我们出生和死亡之间的阶段——生活，可能更好。

>> 法医病理学和法医人类学的根本差异，就在此处。法医病理学追溯的是证明死亡原因和方式的证据，死亡是旅途的终点。而法医人类学则重建旅途本身，也就是生命的全过程。我们的工作是将生时构建的身份和死后身体的遗存结合起来。

>> 我们不能对自己生命的创造施加影响，生命的结束又是不可避免的，那或许我们应该注重能够调整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对从生到死之距离的期待。也许，就是这种期待，才是我们应该尝试更有效处理之事，要量度、承认和颂扬这段距离的价值，而非其长度。

>> 是否不惜一切代价挣扎着活得尽可能久，实际上只是在延迟死亡而已。预期寿命可能会变，但死亡总是会如预期般到来。哪天我们真的征服了死亡，人类和地球才真正陷入了麻烦。

>> 这样的经验还会立即挑战你对自己和他人的感知。你感到自己渺小、微不足道，因你意识到有人在生前选择了在死后交出自己，供他人学习。这是高尚之举，我对此怀有的强烈敬意从未减轻。要是有一天我不再察觉此种赠予实为奇迹，那我就该收起手术刀另寻他业了。

>> 他们应当如此。一个全然陌生的人做出此等大义之举，绝不应视其为理所应当。

>> 这种防腐液将通过血管进入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进入他大脑中的神经元，他曾用它思考一切对他而言重要之事；进入他的手指，那手指曾握着他关心的人的手；进入他的喉咙，那里曾吐出他最后的遗言，可能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 匿名非常重要。匿名保护了学生，帮助他们从心理上将对一位人类同胞死亡的悲伤和手上的工作隔离开。要是在第一次解剖尸体时不曾削弱共情，他们就得一边保持对尸体的尊敬和维护尸体的尊严，一边又训练自己的心智将那个身体视为一个去人格化的躯壳。

>我被警告说，要是你把刀切进尸体，看到尸体涌出鲜红的动脉血，要记住尸体根本不会流血，你切到的是自己的手指。手术刀刃极锋利，解剖室又极冷，你是感觉不到刀切进自己皮肤的。

>> 在有形工作之外，解剖学还带来许多其他启示：教给学生生与死、人性与利他、尊重与尊严；也教会学生合作，注意细节之重要，耐心，冷静，手巧。我们在触摸中与人体交流，这是非常非常私密的体验。

>> 看来解剖学不能脱离供应和需求的经济链，也始终会受到不顾体面、尊严和礼仪的诈骗罪行的困扰。为此，确实应当维护我们的捐赠人，让他们受到法律的保护。

>> 就在你觉得自己开始掌握这些解剖结构的时候，它们又刺溜滑走了，像淋浴时肥皂从手中滑落一样。

第一章是写医学生苏.布莱克学生时代与人生中第一具尸体“亨利”相处的点滴。

作为不敢杀鱼杀鸡的胆小鬼，我无法想象用手术刀切割人体组织的画面。但是苏能淡定的感知“亨利”的每一条血管，在医学生眼中，大体老师是有尊严的，虽然他们之间横亘着生与死的遥远距离，但是他们都是医学事业进步的篆刻者。

以后我可能也会成为捐献遗体的一员，愿我冰冷的尸体能温暖医学生的头脑和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