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庄
我不想只写小学里的某一件事，某一个片段，那不完整，也不尽兴。所以我凭着记忆把三十年前最遥远的小学生活写下来。当脑电波译成文字后，我就无所畏惧了。
童年是贫瘠的，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许多的衣服和玩具。
童年是快活的，有着简单的笑和简单的哭。
一、学前班
1986年，我五岁，上学前班。
学前班跟村小学不在一块儿，是村八组农业学大寨时留下来的一个粮食仓库。仓库朝南的门里住着一户军属，军属是什么？不清楚，很神秘很光荣的感觉。朝东的门里是我们的教室。
教室里光线很暗，没有电灯，没有窗子。有一块一平米的黑板和几张简易课桌。严格地说算不上课桌，是两块木板连结而成，中间的高低落差正好坐进去两个小孩，个稍矮的孩子坐在凳上就够不着桌面，只能站着让两胳膊搭桌面上写字。桌面凹凸不平，像千年古木沧桑的树皮，铅笔冷不防就戳穿了纸张，接着削得尖尖的铅笔也清脆地折断。
学前班只有一个老师，她直到退休也只教学前班，村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曾是她的学生，所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叫她芳老师。
芳老师很严厉，我们都很怕她，可能是因为“黑屋”的存在。仓库里有个阁楼，白天如同墨池，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芳老师说那是“黑屋”，“黑屋”里有老虎、狮子、狼，还有又粗又长吐着芯子的大蟒蛇，谁要是不听话、调皮捣蛋就把谁关在“黑屋”里，让蛇吃掉。
起初孩子们对黑屋有些将信将疑。一天，有个叫庄健健的男孩贪玩把文具盒掉在教室，急得眼泪直掉，芳老师从“黑屋”里把它找出来，说是老虎把文具盒叨走了。所有的人都信了，心里的恐惧像荒草一样疯长。记不住那一次究竟犯了怎样的错误，芳老师对我们实行关进“黑屋”的处罚，大家都吓哭了，拼了命的哭，小脸上尽是一道道的泥印子，大概是哭得可怜吧，芳老师最终没有那样做，用一根跳蝇儿把大家捆在一起，不松不紧地捆着，在树下站一小时作为处罚。
夏天中午，趴在桌面上睡午觉。我睡不着，就趴在那儿看别人睡，不能吱声。有的睡着了桌面上淌一摊子涎水，嘴巴还吧唧吧唧的，八成梦到好吃的了；有的睡得大汗淋漓，头发眉毛湿漉漉的，拧在一起巴在脸上，散发出一股馊味儿；有的睡着了，身子软叽叽的，慢慢从凳上滑到地上，继续睡，还有人说梦话。有调皮的男生趁着老师也午睡了，用纸片精细地搓一细筒儿，在同学耳廓里轻轻扫，扫得别人奇痒，嘴里嘟囔着，翻过来倒过去。
睡醒的人都自觉到门口台阶上坐，我们大都穿着自家做的小短裤儿，打着赤脚，一屁股儿坐那儿醒醒神。等到大部分人都醒了，芳老师把我们集合成一起，浩浩荡荡的一队人马，到八组村民的门口去喝水。老师不停地压水，这种采集地下水的方式也许是我们家乡的专利，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你传我，我传你，大家共用一个缸子轮流喝着清甜的井水。
没有书本，平日里上课，也只是随便教几个汉字和数字，书包是各种布头拼凑起来的，一般都只有一支铅笔和一小字本什么的，甚至简陋到几张纸。我的发小艳葵，不一样，她有一个文具盒，那文具盒上有一美丽的扎头巾的姑娘，旁边还有一篮鲜红的苹果和几朵不知名的花，她想像力出奇的丰富，凭着文具盒上这幅静态简单的画，她每天编故事讲给我听，而且人物身份和故事情节从不重复，原来那时候我已经是她的忠实粉丝。
惊心动魄的当属放学。芳老师叨唠完要注意安全云云，只放学的口哨声一响，大家都撒开脚丫子往家的方向跑。书包在屁股上有节奏地拍，唯恐那些狼啊蛇啊都跑出来了。
我基本上每次都是第三名，最前面的是我们队上的庄志新，把书包夹在胳肢窝里一溜烟儿人影都不见了，其次是艳葵，她跑得比我快，我怎么也赶不上她。等我一口气跑回去，上下气愣是接不上来，脚板心被煤渣子戳出若干个小窝，疼得把脚板抱怀里揉,下次还是不会穿着鞋去上学。
在仓库读了半年，转入小学继续读学前班。小学的教室比仓库强，学前班及一至四年级都在一排平房里，五六年级和老师办公楼、寝室在前面两层高的楼房里，平房和楼房之间是一条中心大道，大道两侧有粗壮的梧桐和几棵没完全成活的香樟。其余的全是菜地，老师的菜园子。
教室挺宽敞，有窗户，没玻璃，窗棂是木头，采光还好。夏天很容易过去，大家用酒瓶子灌一瓶井水，家庭条件好点的就往里面掺些白糖，甜丝丝的，放不起白糖的就往瓶子里丢一颗糖精，第一瓶是苦的，慢慢喝，慢慢兑，也和白糖一样甜津津了。
秋天一过，冬天的日子就难熬了，室内外没有温差，跟冰窖似的，有些同学的手冻得比包子还大，笔都捏不住。老师的钢笔管子里墨水都结成了冰，使劲捏里面咯咯直响。学校出通知，老师再到班级下达命令，全体进行抗寒运动。学生们从家里带塑料薄膜、钉子、锤子，这些个东西在谁家都不是稀奇，废旧的透明薄膜里三层外三层地蒙上窗子，抵御寒冷的侵袭，也抵御了窗外的世界。
放学了再不能随便撒开就跑，要打扫卫生。扫帚从自家带来，打扫时，教室里跟刮沙尘暴似的，等从灰尘里杀出来，头发眉毛里全是土，像个刚刚打完洞的田鼠。教室没锁，做完清洁，得用桌子将前门堵死，其余的人从后门出去后，留一特机灵的人再用桌子堵住后门，最后从窗子翻出去。轮到我扫地时，不听劝，一个女孩子非要逞英雄，学男孩子翻窗子，得！男孩子都走了，剩我一人卡窗子里上上不去，下下不来，急得两眼跟兔子似的，直差咧嘴哭了，救命的芳老师来了，逮到一六年级的大男生，把我抱了下来，真的是挺活该的一件事。
下雪了，漫天的雪。
几个孩子穿着厚厚的棉衣、黑色的雨鞋，挎着书包，胳膊挽着胳膊，兴奋地行走在人迹稀少的路上，鞋跺在雪上的声音咯咯吱吱，笑落在雪中的声音咯咯叽叽，红朴朴的脸蛋倔强地迎着嚣张的北风。远远地，风雪中，一个影子在教学楼的二楼挥舞，回去吧，放假了，放连中带晚了。（特冷的冬天，上午上五节课，下午放假，就是连中带晚。）
那是芳老师的声音，孩子们一哄而散，倏地转声抓雪嬉戏，有的则奔向家中暖暖的柴火，其中，有个人肯定是我┅┅
一年级
读一年级着实不易，年龄卡的紧，我农历生日是八月三十，阳历是九月二十七，报名以阳历为准。我被无端地在学前班又搁置了两年。父亲拉着我的手在一年级班主任元老师面前说了半盆子好话，还是无功而返。
到1989年上一年级，我算是大龄。课桌椅是老师说尺寸然后在家请木匠做的，有的刷桐油，有的刷油漆，教室里五颜六色。母亲给我买了跟艳葵一样有漂亮图案的文具盒和自动铅笔。父亲给我四块菱形的橡皮，有鹅黄、天蓝、粉红、淡紫四个颜色。我宝贝似地收起来，舍不得用。
第一天上课，元老师说大家都是一年级的学生了，跟学前班不一样，上课要坐好。我就正规正矩的，双手托着下巴，一动不动地坐那儿，生怕漏听一个字。元老师说坐好的标准是两肘放桌上，右臂压着左臂，举右手发言，要么双手背在身上，不能做小动作，我的脸唰地红了，赶紧照做。
课本并不能在开学时按数量到达每个学生手中，只能两人共用一本课本。我的同桌是庄小荣，朗读的时候我俩拿着一本书，鼓着腮帮子以最大的音量喊，跟比赛似的，扯得声带涩疼涩疼的，看着老师把朗读认真的同学名单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心里直发急，一边继续认真地喊一边偷偷瞄着黑板，等名字终于被老师写上去了，心里才踏实，此时脑袋里也嗡嗡作响。
元老师有根又细又长的教鞭，他不轻易打人，除非是家庭作业经常不完成的，就会让他们自觉抱着凳子上讲台，然后乖乖趴在凳子上，元老师就挥动着那长长的鞭子作势打。冬天穿得厚，打屁股跟拍灰样的，没感觉。元老师就让他们自己把裤子扒下来，露出屁股，但也是轻轻的，让他们长记性。通常挨打的都是男生，一看架势不对，女生全部低垂着头，不敢抬头。
而教数学的睦老师是个果敢的人，发怒时俩眼珠子瞪得能喷出火来。他的教棍是买的，天蓝色，长约有50cm，直径约有2.5cm，如此漂亮的教棍在一次怒气冲天后，断成两截，一半飞出教室外，吓得班上的人心惊胆颤。
这一年学校开始教广播体操了。学校操场很大，绿草的覆盖率达到80%，平日村里有人在操场上放牛，一丛丛的青草在耕牛的嘴巴里嚼得脆响。一到下雨天，坑坑洼洼的积水一窝连着一窝。
一个高出操场半米的土坡是我们学校主席台，元老师就提着那台半旧的录音机在那个土坡上教全校的学生做广播体操。最最好笑的是第十节跳跃运动，身子倾斜45度，一手放在嘴巴旁边，呈喇叭状，像是在呼唤着远方，另一只手伸展在屁股上方，煞是好玩，像个小泼猴在搞怪，尤其老师一个大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保持着这种滑稽的姿态，跳着跳着大家就憋不住笑。
下课放学后，我们男生女生都喜欢玩一种坨坨、叉叉、娘娘的游戏，也就是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就得到一张烟盒纸或者烟盒里面的锡纸折的三角菱，运气好的话，可以赢许多。一次雨后，我居然赢得书包都装不了，连雨伞里面都塞满了。回家就把这些三角菱拆开，一个一个捋平，用针线缝成个小作业本，自己还做一封面，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和班级。
到了秋天，学校组织运动会。因为一个年级就一个班，只能一年级和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比赛。其实这样比赛就成绩和荣誉来说不太公平，有时候隔一岁在体质、身高与耐力上有着很大的差别。运动会的项目比较单一，除了跳高跳远标枪，最多的是跑步。100米、200米、400米、800米。跑步项目安排在校园外，一处是在村民的稻场上，在又长又宽的稻场上洒上石灰就是跑道。另一处是在校园后面的田埂上，可以并排跑两个人。跑着跑着在田里劳作的人就跟着喊加油。
我没参加过运动会，都是老师安排谁谁谁参加哪个项目，那些个同学都是被寄予为班上争光的重点保护对象。让人眼红的是在发奖的时刻，平日学习不太起眼的学生还没走下领奖台，又听见台上叫着自己的名儿，奖品都从怀里往外蹦。
白驹过隙，快活的日子如同书页一般翻过去了。
有时候在想重读初三，重读高三，还不如重读一年级快乐而扎实。（如今可不让重读了）
二年级
绝大部分人能顺利升入二年级，少数人被留级，留级在那个年代是件耻辱的事情。
二年级的班主任是刚老师，村二组的，是我们班郑彦兵的爷爷。他教过我们很多同学的父亲，当然也教过我爸。刚老师有50多岁，脸拉得很长，跟赵本山出名时的长像有相似之处。眼睛一只失明，双手只有两个指团儿，听父辈说是被鞭炮炸掉的。尽管这是一位肢体不健全的老师，但他的人格思想无疑是健全的。无论是粉笔字、钢笔字还是毛笔字，都漂亮得无懈可击，曾经去他寝室里抱作业本，看到一幅用毛笔作的画，雄鹰展翅翱翔，在我幼小的心灵引起了不小的震憾。
一个不折不扣的乡村教师，他的教学思维却是别拘一格。我们上过的每一篇课文都要求一字不拉地背诵，放学之前在他那里过关，过关了他就在课文的最后划上红勾，写上“已背”二字，这是我们一天最大的成就，于无形之中累计着词语与句子的概念。挥舞着教鞭的手，就像一个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镇定自若在自信忘我地指挥着一场演出。二年级每个“基础训练”都有看图作文，在不知作文如何下笔时，他把我们带到学校的至高点——教学楼的顶层，观看高处之下的景色，观看我们平常角度看不到的家乡，指导我们如何写。
而后又把我们带到沮漳河畔，大家漫步在梨花锦簇的田间小路上，兴致勃勃。他让大家坐在春草蓬勃的堤岸上讲故事唱歌，锻炼胆量。
把室内教育改在室外，改在楼顶，改在野外，那是需要勇气与担当的。
我语文成绩一向不错，刚老师对每次考试成绩有进步的人都会进行嘉奖。进步大的甚至会做出一次性奖励十个练习本的承诺，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有次语文只得了70多分，第二次考到90多分，只得到了一本练习本。而石花丽同学也考了90多分，但因前次考试不及格，得了十本练习本。我当时站在台上，心里却在打小算盘：下一次我也考不及格吧，下下次再考高分。刚老师一眼洞穿了我的心思，说如果下次考试下降二十分的话，将会被罚十本练习本，我只好打消了那个如意算盘。
我们平时很少买作业本，除了老师奖的，就买村办企业在小学里廉价出售的账页纸。“记账凭证” 、“费用粘贴单”这种窄点的就是一毛钱一本，“库存商品明细表”、“资产负债表”这种宽大的就二毛钱一本，家庭作业都是在账页纸上面写的，正面写完再写反面，很工整也很认真。钢笔九毛钱一支，像个玉米苞儿，笔盖是绿色的叶子，笔杆是金黄的玉米，挺好写。
最最懊恼的是我在刚老师手上闯了一次大祸，很多年来我一直耿耿于怀，也一直不愿去回忆。那天课外活动，小微把自行车骑到学校，我们都才学会骑车，就在操场上骑着玩。二八式的大自行车，我只能把右腿从三角架下面叉过去，来回踏个半圈。后来觉得不过瘾，石琼就在车后推，她是班上的“飞毛腿”，推得快，车也跑得快。
突然学前班一个女孩儿朝这边猛跑过来，我朝着前面喊小心，又朝着后面喊别推了，可是谁也没有听到或许听到了出于惯性谁也没停下来，女孩儿倒在了车下，鼻子里开始冒血。我吓慌了，忙把女孩儿扶起来，让她仰着脖子，血染红我的手，我像杀了人样的恐怖，我大叫：快去叫老师，快去啊。
等芳老师处理完这一切，我仍然是傻傻呆呆的。我翻来覆去想，我要不要去告诉刚老师，我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可我心里还是怕，怕批评，怕叫父母来学校。恐惧像恶梦一样缠着我，之后那个被撞女孩的妈妈找过我，狠狠数落了我。如果她打我一顿，或者也用车撞我一次，我心里也不会如此忐忑不安，在我心里惟一祈祷的是千万别告诉老师，更不要告诉我父母。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瞒天过海了。那个傍晚，刚老师把全班同学召集起来，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小微、石琼都写了检讨并且在班上读出来，刚老师说小微是祸根，我与石琼是祸苗，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深深扎进了我的心脏，疼痛不已，却怎么也拔不出来。我也一直记得那个被我撞的女孩，她叫陈肖肖，现在也该38岁了吧。
六一儿童节时，全校师生坐在操场上看文艺节目。同学们都心猿意马，惦记着那十颗糖。文艺节目到尾声时，老师抱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是花花绿绿的水果糖。每人十颗，有的人发到手就忙着剥糖纸，我喜欢把糖分成四份，父亲两颗，母亲两颗，我和妹妹各三颗。其实回家后父母的那份他们没动，还是留给了我和妹妹。
临近元旦，刚老师把班上同学分成几组，对村里书记、敬老院等一些人进行拜年活动。每个同学捐一角钱，刚老师集中买回一堆贺年卡、明星片、张贴画什么的。然后在元旦这天，大家兵分几路。我们一路直奔八组瑶书记家。瑶书记不在家，只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请我们进屋喝茶，我们把画送了，说几句新年好之类的话，就赶紧回学校。走到村中心十字路口时碰到了落荒而逃的郑东他们。郑东是队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后面“摸子”一手拿着锅铲，一手挥着洗锅的刷子，穷追猛赶，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摸子”是敬老院的一位盲人，他经常去学校卖汽球，有的心眼儿不正的学生会拿着白纸当钱糊弄他，他摸得出真假，摸到假的他会骂人，还会打人。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一般都叫他“摸子”。
郑东半天闹不懂自己登门去送祝福，为何无故挨骂，险些跑得快，不然锅铲落脑袋上定会起个大包。后来经分析，才明白“摸子”准以为自己眼睛看不见，偏又给他送个什么画，这不是给和尚送梳子，明摆着欺负人吗？我们在路上笑得肚子都疼了。
三年级
三年级仍然是刚老师的班主任。
我的眼睛就是从三年级开始近视的。这得益于谭子母亲的启发，那天谭子的母亲到教室找老师，要求把谭子的座位调至前面几排，她判断他的眼睛有些近视。近视眼可得戴眼镜，戴眼镜多神气，像人民教师，眼镜是知识分子的典型标识。我近乎幼稚地刻意去近距离看书写字。
原始动机是出于此，而真正造成眼睛近视的直接原因是晚上常趴在床上看书，且一看多半是凌晨。自幼睡眠不好，又怕黑夜，只能靠书打发难捱的夜晚。邻居家的一本《作文周刊》被我从头至尾看了不下于五遍，许多文章我都能倒背如流。后来我就偷看父亲的小说，父亲有两纸箱装的都是小说，放在我床下，从《七剑下天山》到《巴山月》，从《岳小钗》到《今古传奇》，本本恁厚的书我看得津津有味，尽管有些字不是太认识。父亲发现了我的秘密，冷不丁起来查岗，我一听到父亲房里有动静，就敏捷地拉动控制灯泡的绳索，装着熟睡起来，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
父亲曾经狠狠说过一句：你不要自己害了自己。当时我不太能体会心灵的窗户何其重要。现在懂了，但为时晚矣，已经将伤害性波及到下一代。
三年级开始写大字，就是毛笔字。我的依葫芦画瓢能力很强，一开始写，我就能写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刚老师经常拿着我的大字本作为典范，在班上晃荡，看看人家写的，再看看你写的。我得意了好些日子，真以为自己的鸡爪印是书法。我的本子上有很多用红笔勾的连环圈，连环圈勾住的那字就是写的很棒的意思，老师的鼓励对学生而言那是一种强烈催化剂，写大字我就更下功夫了，老师在教室里转来转去，不注意就猛地提起别人手中的毛笔，检验握笔的力度，没握紧笔的自然是抓一手的墨水，煞是好玩。
那年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叫郑冬云。和刚老师是一个队的，用现在的审美标准来看也是气质美女一枚。她第一次上课脸红得跟苹果似的，教我们音乐。她教大家打拍子，中途她让我、艳葵还位两位男生去抬风琴，风琴平时放在办公室里，破旧而沉重，似乎有了许多年的历史，双手在上面敲键，两脚还得一刻不歇地在下面踩水车般地踩着踏板，声音就从下面那个笨重的肚子里发出来了。
平日里被老师叫去帮忙，哪怕是挑大粪、浇菜地都荣幸的了不得，这一点许多家长深有感悟：家长的苦口婆心都是放屁，而老师放的屁都是香的！叫我们去抬风琴，大抵是因为音乐课上对我们讲话实行的小小惩罚。还记得那首歌，是岳飞的《满江红》，郑老师把歌词写在黑板上，然后教大家唱。“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我们有许多的方式来打发课外时间，跳房子和抓石子。房子是在地上划出来的，最佳道具是一种“百雀灵”的香脂盒，用完了，盒子里填满土，特别好使。或是一块磨得非常顺脚的瓦片或一串算盘珠子，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贝。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看电影。村里常是谁考取大学了，谁家做新房子了，就以放露天电影以示祝贺，不过这份快乐怎么都得捱到晚上。学校里要求的就不一样，乡教育组规定的一些教育片子，我们白天也可以看。
全校集合，走到富里寺街上，那里有个老电影院。乡里几个学校的学生都在那儿，去晚了没条椅了，就只能坐木材上，实在挤不了就只有凑合坐地上。看电影不用买票，两毛钱就能买一大荷包葵花籽，个大且饱满，五分钱一杯的桔子水既便宜又解渴。电影院是个容易生事的地方，几个座位或者被不经意挡住视线都会成为男生之间挑衅动手的理由，当然也是此村与彼村之间的较量。
刚老师善于用故事教育我们。看我们喜欢趴在操场上玩，给我们讲一个脑袋长满“草履虫”的故事；有人错别字连二连三，给我们讲“送伞”与“送命”的故事；看我们放学不着急归家，挤到别人教室门口看排练节目，干脆把我们抓回教室，又讲一个“瓜田李下”的故事……这一个个故事记忆犹新。
四年级
四年级时，小学来了一批从当阳师范下来的实习老师，这是教师队伍的正规军。我们班上的实习老师是孟四会和陈坤老师。他们都住在富里寺教育组，每天走半小时到学校。我们第一次使用投影仪上课，看着斑驳的墙上冒出板书和神奇的颜色，都很振奋，下课了围着投影仪不停地打转转。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小学第一次有了校歌。“迎着那明媚的春光，脚踏着三国古战场，我们群丰小学红领巾在先辈文化摇篮里，茁壮成长┅┅”学校才子清主任作词，著名的作曲家徐向东作曲。
新的老师，一批年青又富有知识的老师给学校注入了新活力。他们鼓励学生订报纸和书刊，创建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我订了一份《百家作文指导》，并参加了乒乓球小组。乒乓球小组是个冷门，只有我和庄艳华两个成员。
学校有两个砖头彻的乒乓球台子，庄艳华的哥哥给她用木板做了一副球拍，一下课我们俩就直奔主题，你一下我一下地挑打。奇了怪了，后来其它小组的人都跑到乒乓球组了，人多了我们就玩“点将”。一边一个国王，两军对垒，一方的国王赢了，就优先点球技不错的人为自己的大将，依次是点二将，三将，直到点完所有的人。然后大将跟大将交锋，二将跟二将比划，倘若一方输了，那它就光荣牺牲了，只有等着其它的将把它救活，一方把另一方的人全部歼灭，就是真正的王者。
这下班上形成了一股乒乓热潮，两个台子人满为患。实在等不及的就把新建的主席台均分成三个球桌，中间横着一溜儿的砖头，在柴房里找两块相当的木板就能提高它的使用价值，作乒乓球拍用，有的人用厚实的砖块也能打球。夏天骄阳似火，烤得汗珠子往下淌，也全然不顾，一只腿搁台子上，一腿在下面灵活地掌握球的方向，哪里还有半点女孩子的文雅与矜持。
三、四年级的数学是赵校长教的。赵校长看起来很儒雅的一位先生，即便夏天，也是背心、长衣、长裤、袜子工工整整，连皮鞋每天都是锃亮得可以照出人影子来。有次在他老婆开的小店里，俩人吵架，看见他提着椅子，咬牙切齿了半天，也没砸下来，暗自觉得好笑，想不到赵校长还有这样无奈的一面。
他上课有个习惯，喜欢在教室里转来转去，不定什么时候就一屁股坐在哪个学生的课桌边上，然后抬起一脚搁在对面那张课桌边沿，一手举着书本，一手摸着胡茬。
遇到特别生气的事，就是类似一特简单的问题讲了N加1遍后某些学生还是做不出来时，他就会扯着当事人的耳朵，恨铁不成钢地说着你这个“猪奇维桶”，你“这个猪奇维桶”啊！<猪奇维桶就是苕、笨的意思>，这个时候，我们女生就忍不住在下面窃笑，用书本挡着，怕伤害赵校长的自尊心，更怕火上烧油。有时候我们也学着赵校长训人的语气与表情，任是谁都忍俊不禁的。
赵校长也有他宽容的一面，我数学一次考得极不理想，他并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我。惭愧之余做自我分析，基本上是因为粗心最后结果没有约分而导致大面积扣分。为了让自己牢记惨痛的教训，我在讲义夹封面用钢笔刻下了两个大大的“约分”二字，此后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这年里发生的一件事相信很多人都无法忘记，那是个可怕的谣言，谣言说中国人口太多，为了减少人口总数，外国人将来中国学校打针，男生打脑袋，女生打肚脐眼，一打就可以没有任何痛苦地死掉。谣言传得沸沸扬扬，学校里人心恍惚，都没法安心上课，后来发展到很多家长都不许孩子去学校，已经去学校的学生，家长也跟着到了学校。赵校长和老师为了维持秩序，控制局面，关住了校门，任凭解释得口干舌燥也是无人能听。学校的一截子院墙被围拢的家长推倒了，扯着自家的孩子往家跑。我也跑了，因为我快70岁的奶奶拄着拐杖说什么也要带我回去。
第二天还是照常上课，老师站在台上说昨天跑回家的人都站起来，我数了一下，包括我，有一半的人！多少愚昧可笑的事情，可它在中国的农村确确实实发生了。
四年级在图画课上，我和庄艳灰吵起来了，记不清是为什么，吵得很凶。我一直处于下风，气急之下就把口水吐在他的身上，刚好这一幕被学老师看见了，学老师和庄艳灰是一个队上的，也是我们后来五六年级的数学老师，他笑着说这么一个干净的姑娘怎么这样不文明呐？本来觉得自己做错了，举止太粗俗，偏又被老师瞧见，就羞得一下哭起来，明明是心虚，偏还振振有词：知道您们是一个队里的，就故意包庇他。说完哭得更伤心了，不过我知道我成功了，学老师没有再批评我，只是一脸哭笑不得的无奈。
五年级
五年级，我们被上了紧箍咒。因为一进入那个班级，就感受到老师的不怒而威，气氛的不寒而栗。早耳闻梅老师的名号，带毕业班她是最有经验的，“擂学习”是她最精典的教育手段，我们群丰小学的重点中学升学率之高梅老师功不可没。
学习氛围空前紧张起来，似乎童年走到此便戛然而止了。从早晨进教室上自习时，铃声对我们的时间就没有调节功能了。我们那时候课程安排总是语文半天或者数学半天，偶尔插个思想政治、历史什么的。图画、音乐、体育、手工这样不务正业的课程统统收编利用在主课上。在座位上一坐便是半天，上厕所只有两分钟时间，老师手指头一指，速去速回！
要求背记的东西太多，仅一篇课文要从听写、名词解释、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主要内容、作者简介、历史背景一路背过来，每天都在组长那里过关。班级按照梅老师的划分标准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每组四个成员，一名组长、一名副组长、一名成绩中等的，最后带上一个差生，组与组之间竞争。
月考、期中考、再月考、期末考都遵循着一种比赛规则：组长对组长，副组长对副组长，以此类推，比进步，比差异，比得心里头只剩下比赛，比得只知道分数决定地位、决定前途。郑春雷是我们组的差生，因为什么都得管，有回在路上看见他母亲带着他弟弟，听见他弟弟低声说：妈，这个就是哥的组长。他母亲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怎么虐待她宝贝儿子了，眼神瞪得我心里直发毛。班上十多个组长就像十多条缰绳被梅老师攥在手里，鞭子抽得越紧，马儿跑得越快。
这种教育方式不能完全否认，毕竟一直带小学中的高年级，梅老师有着丰富的教学和应试经验。在语文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每天得写日记，有个本子叫“词语仓库”，每天还要摘录好的句子、词语、段落及歇后语，每星期都得写一篇命题作文或自命题作文，课本里的每首古诗改写成白话文那是不可避免的。所做的这一切，对比的两组长都要交换检查，并写上评语及不足。
老师的强迫行为，后来演变成一种自觉性，不能不说后来很多同学热衷写作并积极写作是梅老师的春风化雨。那时班上的主力是阴盛阳衰，庄艳葵、庄丰芹、庄巧玲、庄娇艳、郑丹丹以及庄微等独领了班级风骚，男生的光芒在女生的层层光环下显得黯然失色。梅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不是又会回到母系时代？
当年我发小艳葵的文章是最最让我佩服、耳目一新的。在物质与精神都极度贫乏的农村，她能写出一些我无法想象、更不能超越的东西，她的思想与捕捉文字的能力已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那应该是一种灵性和智慧，是摧残不了，掠夺不了的。听她读范文，声情并茂，字字珠玑，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榜样。
这时候，我的视力已经相当糟糕，糟糕到与老师平起平坐，对着满满一黑板的粉笔字，我要趴在讲台上，趴在我的凳子上抄完它。是学老师路过我们家，非常严肃地告诉我父亲这个现状。父亲次日带我去当阳市医院检查，这是我第一次去当阳市，我穿着校服和洗得干干净净的布鞋，来回八十多里路，父亲踩着自行车带我。在戴上250度眼镜的同时，年青的医生说了句在父亲听来十分安慰的话：将来是个大学生坯子！大学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还是有着夺目的光环，事实证明那个医生说了句善意的谎言，我这个预言的大学生坯子在烧制的过程中碎了，碎成了一堆泥。
邻村转入两名新同学，任兵兵和任抗抗。初听名字以为他们是同胞手足。其实不然，俩人性格也是判若云泥。任兵兵同学斯文、老实、学习刻苦踏实。而任抗抗人如其名，浑身上来充斥了反判与抗争，粗犷、豪放、定力不足活泼有余。
他的这种性格给我们死气沉沉的生活注入了清新氧气。永远记得他那副样子，甚是好笑。一次大扫除，大家都赶紧打扫卫生，任抗抗却站在讲台上，腰里系着红领巾，左胳肢窝里夹着一把破破的扫帚，右手在扫帚上疯狂地弹拨，原来他在演奏吉它，表情特投入，时而闭眼，时而对观众抛以媚眼。在笑得前俯后仰泪花闪闪时，他却举着“麦克风”在引颈高歌，沙哑的嗓子吼得青筋暴起，那只可爱的“麦克风”居然是一只凳子的残腿。从这一角度讲他是个受欢迎的人，在因学习不努力受到梅老师的批评后，他是唯一敢对着她的背影翻白眼的人。
梅教师批评人不是一般的水准，为了达到预期效果，可以用一节课，也可能是两节课的时间。有回学校组织砍树枝活动，给学校食堂储备柴火。大家都带了斧子与篾刀，郑明与郑兵奎拿着这些农具玩耍打闹，危险之极，结果被梅老师看见，让他们俩拿着各自的刀与斧在课堂上回放当时的动作，且砍且挡，在台上足足表演了一个小时，哭得泪眼婆娑你也得表演完。
还有次让石同学高举着自己的鞋子在教室里当众同学的面，在头顶上不停地拍，也足足拍了一个小时。梅老师这种极度摧残自尊的批评方式让同学们小心翼翼，有犯错误的机会你都不敢去犯错，所以梅老师的儿子不得不对严师兼母亲敬而远之。
五年级度过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几个女生都被选入广播体操比赛，乡里十几个小学都到我们学校来进行文艺汇演。六一节那天早晨，我们去得特别早。元老师，一个男性老师手忙脚乱的给女生画妆。画眉就跟提着毛笔写大字一样，画口红就难受了，古代女性泯得红纸润朱唇，抹到我们嘴巴上的可是按手印的印泥啊，地地道道的化学用品，大家还觉得特美，喜不胜收。
五年级玩的最惬意的一次，是学老师带着大家在操场上角逐一个弹跳力特别好的溜溜球，场面之热闹，最后引发了一场全校师生运动。
六年级
如果说五年级是一场预赛的话，六年级就是一场大决战。
我们耳边连睡觉都是响着向重点中学冲刺，一定要考入乡前百名。
上学的时间一次又一次地提前，有的同学甚至打着火把上学，我们村是平原，大家住得离学校不远，打火把只是驱散黎明前的黑暗。路途稍远的同学中饭都是带在教室里吃，晚上教室里灯熄得越来越晚，小考的密度紧上加紧，不能不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后面黑板的一隅写着倒计时，还有一块写着大家的理想。隔段时间一个人的理想被另一个人擦去，再涂抹上新的理想，每个人的理想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理想都很美好。只有我的理想还是没有脱离农村，我还是想当一个农民，一个依靠现代化机械改写农民命运的的使者。至今能力有限，没有实现。
作业、资料、试卷像海水一样开始淹没我们的身躯。每一年的期末考试卷子梅老师都是如获至宝地收起来，然后刻成蜡纸复印试卷让我们做去年、前年以至十几年前的试卷。
因为每道题都可能有再考的希望，作文更是翻了花样地写。星期天以队为新的团队，组织学习巩固知识。
在六年级唯一的一次活动是野炊，我们自发组织的，在河堤边。我们从家带了许多的菜、肉、香肠和鸡蛋之类的。我主厨，狄金华带的锅是个漏锅，补了，炒两下锅补丁就掉了，鸡蛋尽往下流，急中生智用半边锅炒。一边炒一边责怪狄金华是个铁公鸡，连个好锅都舍不得带。火太小，香肠也没蒸熟，突改烹饪方式切片爆炒，几个菜整出来，我一脸的黑，实在是不堪。
准备享受胜利果实时才发现犯了个多么低级的错误，没带饭碗。不过群丰十组倚河而居，梅老师家就在不远，借碗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庄艳葵与庄晶云同志了。没料到梅老师也来了，大家坐在草地上吃着半生不熟的饭，特香也特拘谨。
梅老师怎能错过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布置作文的机会？一篇《野炊》是逃不掉的。等梅老师一走，我们如鱼得水，撒着欢地玩。我们把油菜田边上的一个粪池用棍子戳些个洞，我们放野火，那些枯草噌地一下熊熊燃烧，映红每个人的小脸。
文课一直是我的强项，我不担心。而数学方面我的资质欠缺，我不是聪明的人，无论我多么用功，做多少题，一直都没有一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轻松感。有本习题资料特别紧张，班上只有二十来本，没有资料的只能抄书再做题，我和庄微就挑灯夜战，战至深夜我们还能在床上天南海北地聊天。学老师对我特别优待，有时给我开小灶，我还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数学成绩总是洄游在中间。
最后几天不知怎么过的，只知道我们班考进乡前百名40多人。这个成绩是喜人的，滚烫的。我居然还在前三的位置，人贵有自知之明，内心里能拈量出自己的份量，一次考试并不是一个人实力的全部体现，考试是带有机遇性的，带有偶然性的。
小学生活像水一样地流走，留下一颗颗带有不同色彩的斑斓石。
沉甸的记忆将打包封存起来，贴上一个叫快乐的封条。
把疲惫的大脑重新进行一下格式化，分区，开始储存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