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西方等近代化工业国家对市场世界市场的变化异常敏锐，加速发展的工业化又急需大量资本的积累。
通过中英的鸦片战争，“天朝”百病缠身，千疮百孔的真面目已暴露。看到英国与清朝签订的《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五口通商条约，意识到清朝是一块肥肉，它们不应放弃。
在中英战鸦片战争期间，美国曾派加尼司令来华，任务有两个：一、战时护侨。而实际上当时美国战舰的装备优于清朝的装备，没有必要护侨，美借此刺探情报。
二、禁止美船走私鸦片。而实际上，美国的商人大肆贩卖鸦片，颇有取代英国之势。
鸦片战争一结束，加尼一面致函两广总祁埙，要求也要“一体均沾”最惠国待遇，一面启程回国向首相报告。
而此时，美国的商船已经等不及了，他们驾船北上，开往宁波，在当时清朝上下引起了一阵恐慌。
与此同时，伊布里、耆英他们感到南京条约后，清朝已守不住“天朝”旧制，“一视同仁”是他们处理战后中外关系的原则。
美国泰勒总统派议员顾盛做全权委员，他对此次交涉有两点要求，第一，要求最惠国待遇，授权缔约证书（硬任务）；第二，进京觐见大清皇帝（软指标）。
为了表示“友好”，他带来了总统的礼物：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蒸汽挖掘机模型；关于构筑要塞、造船、海陆军战术、地质、化学的书籍以及《美国百科全书》；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这自然是为了显示美国在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但就客观而言，正是战败的中国急需之物。可清朝官员却将视为“奇技淫巧”，耆英后来谢绝了。
就这两点任务而言：签约和进京。清朝上下最担心的是进京，因而，处理所有事情都是以此为前提。
就国际惯例而言，一国元首派代表觐见他国元首，这是一件不能再平常的事情。但在“天朝”则不然，大皇帝本是“君临万国”的天下共主，不应当去接待一个非为朝贡的使臣，耆英在内心中认定，若让道光帝面对一个不跪不拜的“夷”人，那四裔群“夷”自然不免滋生轻慢之心，就是内地熟读经史、祥知礼仪的士子们，也会对清朝的合法性发生怀疑。
这是清朝最易打击的柔软腹部。
道光帝给耆英的谕旨中，强调了阻止美使进京，未提缔约一事，只是含混地称：“务当筹画尽善，始终无弊，不至别生枝节。”
于是，耆英以“立约”换“进京”，双方皆大欢喜。
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享受与英国“一体均沾”同等待遇，除此之外还有“修约”一项，规定条约不得单方擅自更改，种下十二年后，咸丰年间英、法、美联合要求修约之祸根，成为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理由。
继美而来的是法国。
1841年12月，法国派代表抵澳，目睹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并出席了南京条约签字仪式。
士思利目睹这样的情况，向海军部报告：建议占领台湾岛和海南岛，并要求使用武力。
“今日中国人所敬畏的是大炮，外交照会奏效太慢。”
1844年8月3日，法国代表拉萼尼带着8艘军舰，其中一半是载炮50门的大舰，志高气扬的来到中国。向大清展示着孔雀的尾巴：英国不是唯一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
拉萼尼也学了美国人，始终在“进京”一事上晃现躲闪，成为要挟耆英的筹码，要挟清政府基督教驰禁。
禁教政策已实施120多年，当时的中国是儒教至尊的国家，当时的基督教除了唯一的上帝外，激烈反对其他偶像崇拜的存在，这在文化观念上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当时的中国是有官、士、绅结合成一体的控制网络，民间又有地下的会党组织；当时的基督教不仅仅是宗教势力，而且同为社会势力和政治势力，当西方的传教士以母国的方式行事时，势必损害其他社会政治集团的利益，由此，在中华大地上酿成了数以百计的教案，最后汇成上世纪的义和团狂飙；西方列强不停的以军舰干涉，八国联军的铁蹄致使中国陷于上世纪最大的灾难。
而他们并没有看到其中的危害。耆英、黄恩彤认定，允许法使进入北京觐见道光帝是最危险的；而他们认定，最安全的弛禁却在半个世纪后，使道光帝的儿媳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在日暮的黄昏，坐着马车仓皇逃出了北京城。
不光是主持条约签订的他们，连道光帝以及审议批准这些条约的军机大臣、各部堂官，都没有认识到这些条约会给中国权益造成何等损害；但是若不是英国战争威逼清朝，清朝自忖难以应付，若不是美、法国开来了战舰并表露出不惜动武的种种威吓，清朝是不会签订这些条约的。因此，今天我们称这些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点都不错。
1844年10月24日，在广州黄浦江江面，法国最新蒸汽动力战舰上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又称《中法黄埔条约》。
从此，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等国均来要求“一体均沾”，享有和英、法、美同样的贸易待遇。至1881年鸦片战争以后40年，清朝已于欧洲其他众多小国签订了几十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历史已经过去，落后就要挨打，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顺应发展的潮流，不能固步自封，盲目自信。
这是清朝给我们的教训，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