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20日，我从中专学校毕业，没有回到我的家乡，而是留在了这里。
1984年8月份，我到荣军农场组织部报到，组织部刘部长看我的报到证，我是农学专业毕业的中专生，就问我想去哪个单位？
我的对口单位是荣军农场三连的科研站，到那里去当实验员；还有就是去中学当老师，既有普通高中，还有职业高中，正好还有农学专业。
真心来讲，我不喜欢搞自己的本专业，另外，我离家好几百里地，要是当老师的话，一年能有接近三个月的寒暑假。
我就和组织部刘部长说：“那我就去中学当老师。”
我拿着组织部开的介绍信，来到农场中学，和我一起去的有我同班的明霞，还有赵光农技校毕业的喜梅。
教务处张主任把我们领到了专业组，我上届的淑荣、凤英、小季都和我们在一个年级组，我们专业组的组长是八一农大毕业的孙大姐。
当年，除了孙大姐已经成家，年龄比我们大了几岁外，我们几个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年龄。
我们的宿舍就在西楼的三楼，凤英家是在场部住，她不住宿；淑荣家在连队，她平时也住在宿舍，周末回家；明霞家在另外一个农场，她有时也是周末回家。喜梅家有点远，她回家的次数相对少了一些。
这样一来，每到周末的时候，宿舍里剩下的人就少了，我们感觉非常寂寞，就想着法子“作妖”。
有时候，我们在操场上玩玩排球，或者投投篮球，看看书，想方设法消磨周末那寂寞的时光。
孙大姐作为我们的组长，她娘家是宝泉岭管局的，她深知我们身在异乡的感受。有时候，她就在家里做一些好吃的，给我们送过来，哪怕是一盆大碴粥，一碗肉丝炒咸菜，我们都吃的津津有味。
若赶上过端午节、中秋节的时候，孙大姐还把我们请到她家里去吃饭。
她不仅做一手的好菜，而且家里被她收拾的一尘不染。她还会裁剪衣服，我们买来好看的花布，孙大姐就给我们做花衬衣、花半袖，她还会做西服，有一年还给我做了一件黑西服和一条裹腿裙。
在我们这一个组里，就小季老师一个男的，他长的挺魁梧，但性格有点“娘”，说话也是慢声拉语的，我们没事的时候，就经常拿他调侃，他让我们这些疯丫头给折磨的够呛。
本来周五晚上说好的，第二天我们要打扑克的，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多，他还不起床，我和喜梅、明霞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开他们宿舍的门，就冲进去。
进去一看，他还蒙着被子在睡觉，明霞指挥我们三人站成一排，嘴里喊着：季**的遗体告别仪式开始，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小季老师腾的掀开被子，一下子就坐起来。
我们三个哈哈大笑，问他：“你咋还诈尸了呢？”
小季老师也不生气，赶紧出去洗漱，然后，下楼到办公室陪我们三个打扑克。
在办公室里，我们经常把他的书或他的水杯藏起来。他想去上课，却找不到教科书，把他急得团团转。
还有一次，明霞在他的椅垫下面放了两个图钉，他下课回来一屁股坐上去，然后，“嗷”的一声蹦起来，红着脸问：“你们几个谁干的？”
我们几个装作啥也不知道的样子，还虚情假意的人问他咋回事？让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在专业组那一年的时间，小季老师总是寡不敌众。但他自己说：“好男不和女斗。”我们几个女生是心知肚明的。
让他感到幸运的是，我们只在一起办公一年。
第二个学年，我和喜梅、明霞、淑荣改教数学，凤英改教化学，小季老师改教物理，孙大姐改教生物。我们不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了，小季老师也脱离了“苦海”。
上面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要分开时的留影纪念。
三十多年过去了，想起当年的一切，好像就发生在昨天。现在我们想聚在一起照张相都不容易了，因为他们后来去了其它地方，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微信联系。
孙大姐现在河北保定，小季在齐齐哈尔，淑荣在大连，明霞在山东寿光，喜梅在浙江杭州，只有我和凤英扎根在块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