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回忆的蹉跎岁月

              刘则平

    我和其他知青不一样，我有两次上山下乡的经历，虽然是 50年前的事，但回想起来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一、不幸中的万幸

    那是1968年下半年，正值文革时期，我母亲（周维珍）在新干城镇小学当老师（副校长、后曾任县政协委员）算是一个小小的走资派，接上级通知，要下放劳动，她身不由己，已是四个未成年孩子的母亲拖儿带女来到当时交通不便的偏远山村——坛丘公社盆峰大队湖边村插队落户。那年，我12岁正上小学，也跟随母亲来到农村生活、劳动和读书。农村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我很快就同村里的孩子打成一片，目睹了农民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困难，学会了砍柴，种菜，放牛，烧木炭等农活，还参加了村里组织的宣传队。有两件事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村里一个小伙伴约我一同烧木炭，我出于好奇，两人一拍即合，从砍柴、装窑、烧窑到看烟等前面各个环节做得有扳有眼，火候到了该封窑，可是时间是在半夜里。半夜正睡得香，好不容易叫起床，拿起柴刀往背后一插，刚出村口脚后跟重重挨了一下，一阵剧痛，一摸鲜血直流，原来是柴刀落在了脚后跟上，为了不错过封窑时机，小伙伴催得紧，我只好一瘸一拐跟着往山上赶。天亮了，我才发现脚后跟肌腱已经断了三分之二，差一点就残废了。第二件事是1969年春季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跟着村里的同学光着脚钻进路旁的小竹林拔竹笋，正拔得起劲，突然左脚大拇指像针扎了一下，我一看脚大拇指出现三个血点，不远处一条绿色的蛇一下窜得无影无踪，脚钻心的痛。我赶紧往大队卫生站跑去，这一跑加速了毒液的扩散，大队的赤脚医生开始紧急救治，先清洗伤口，再用瓷片刮伤口，把断在伤口里的毒牙刮出来。一下一下刮了很久才刮到骨头，沒打麻药我忍过来了。敷上草药后，赤脚医生随便找了一个农村老大爷的烟管，把烟斗放在装有清水的碗里，叫我用这根老烟管吸了一碗洗烟管的水。回家后当天晚上我的脚肿的上下一样粗，连日来经常痛的神志不清。村里像发生了一件大事，朴实友善的乡亲们你来我往上门看望，献计献策，懂一点偏方的还会送上几付草药。邻居住着一位赤脚医生，他更是不请自到，忙里忙外，从不要酬劳，我家人无不为之感动，我请假在家养伤两个多月，每天要换药，药方子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村民还介绍全公社最好的蛇医上门问诊，经过乡亲们的热心救治，我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小命。我母亲下放期间，也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问寒问暖，相处如一家人。1970年母亲调回原单位工作，临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全村老小都到村口送行。

二、知青点的历练

      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响应党的号召，要亲自上山下乡了，很多知青选择了回老家，我老家是荷浦乡，家人却一致力荐我重回坛丘乡盆峰大队，同年11月愿望实现了，我随同另外九名本县的知青分配到盆峰大队乌塘新居知青点插队落户，那年我18岁，血气方刚。知青点，是我独立生活、自食其力、走上社会的起点。这个起点不高，实际是社会的最底层。知青点共有10个知青，8男️2女住在一个大仓库里，仓库用松板隔出五个房间，每个房间两张床，房间天花板盖着稀稀拉拉的晒谷子的旧晒垫，晚上老鼠在天花板上成群结队吱吱叫，有时打架掉下来落到床上或者蚊帐上再接着打架。仓库地势低，后门是水田，雨季里房间大量渗水，脚一踩地面成了水田，简直可以栽禾了，我们用砖头把床脚垫高，晚上像睡在船上一样。刚开始，我们10个知青成立了集体食堂，大家轮流做饭，其他人出工，劳逸结合，其乐融融，可是好景不长，知青点出了害群之马，我们冬天晒的十几斤腊肉准备过完春节食堂里用，却被那个姓姜的知青在春节期间，一人全偷吃掉了，连骨头也没剩，还把大家辛辛苦苦砍的柴，成捆成捆烧来烤火，全烧了个精光。春节后回到知青点一看，大家都傻了眼，食堂里揭不开锅了。继续吃大锅饭恐怕凶多吉少，众人一合计散伙自起炉灶为妙，于是仓库里出现了十个小土砖灶，到了点，炊烟袅袅，这看似浪漫的日子，其实在农忙季节知青们尝尽了苦头。我们跟村里社员一样开工，每天起早贪黑在田里干活，累得腰酸背痛收工回家还得赶紧做饭，否则就要饿肚子，有的知青坐在凳子上一边烧火做饭一边却睡着了，一不留神摔了个人仰马翻。村里一个月只杀一头猪，知青每人只能买半斤肉，平日里只能吃些干菜、咸菜甚至白饭居多。农闲时想回县城探亲，车票难买，男知青个个都是飞车能手，练就了爬拖拉机的硬功夫，拖拉机拉货进城车速慢，但返回时空车车速快，而且司机故意走S型，有的司机在车厢上装了锋利的铁片，我曾碰到过一次，手掌上扎了很深的口子，现在还留下了清晰可见的伤巴。在知青点出工，干一天记7.4分，我们干活出勤率高很卖力，想给贫下中农一个好的印象，也想缩小工分差距。甚至年底社员进山搞副业这项最苦的活，我和几个男知青也去了。所谓搞副业，就是到海原、木原深山老林里砍毛竹、砍大树卖钱。我们也不甘示弱，说砍就砍，说扛就扛，累得腰酸背痛，晚上想喝几口酒解乏，却醉的一塌糊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用知青点赚工分换来的钱，买了一台七管二波段半导体收音机，还买了“的确卡”、“的确良”布料做衣服。知青点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最多吹吹口琴拉个二胡，传阅借来的小说，比如巜艳阳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冬天围在火堆旁跟社员互相讲讲笑话，吹吹牛，村里的小伙子、姑娘们也会到知青点来玩，但知青们内心有别样的归宿，都没有找当地人成家，怀揣着各自的梦想。

三、汗洒青山绿水

    1975年大队林场缺人，向各村要人，我没有思前想后就毛遂自荐，知青点去了两个人。大队林场坐落在盆山脚下，那儿山青水秀，场部就是一间民房，有大大小小六间房间，紧邻场部有个榨油作坊，归林场管理使用。林场后门有一条水溪，清清的泉水来自几百米处的水库。在知青点时，我曾派到这个水库上整修溢洪道，在一次开山放炮的作业中，我自告奋勇当点炮手，没有经验，心情忐忑，用烟头点着了导火索，但因阳光刺眼，我以为没点着，反复在那点，只到快爆炸前几秒冒出了青烟，我才连滚带爬往回撤，途中摔了一跤，屁股落地，腰椎碰到了石头。一声巨响后，一摸脑袋还在，差点成了烈士，顿时冒出了一身冷汗，腰也疼得厉害，好在经常劳动锻炼，至今没有留下后遗症。林场的场长是一个干瘦的半老头，性格内向脾气固执。据说以前是脱产干部，后清退回乡了，下面的员工来自大队各自然村，基本上是硬派来的，形形色色，参差不齐，有老头、棒脚、腊利、托气二百五、光棍罗汉、“黑五类”的后代等，现在加上两个知青有十几号人。开弓没有回头箭，既来之则安之，繁重的体力劳动变个形式重新开始，这里没有农闲，天天是农忙，大队有成片成片的杉树林，茶树林，桐木林、栎木林等着林场的员工去修山，恐怕大家一辈子也干不完。每天的劳动工具是一把锄头、一把柴刀，出工前大家就在小溪旁的石头上把锄头、柴刀磨的雪亮。场长会手把手教我们修山的技巧，每一天，他叫出工收工的时间像闹钟一样准，谁也别想偷懒，即使下雨天你也别想坐享其成，有室内的活等着干。比如剥茶籽、剥桐籽、榨油等等。榨油时我们赤膊上阵，牵“黄念须”最刺激，有一根碗口粗的很长的红木撞击棒，由六到八个壮汉，齐心协力一拉一推，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前面牵“黄念须”的两个人要控制方向，弄不好会扎到手，很危险。在林场干了一年多，每天是机械性的挖山、修山、砍树，劳动量很大，饭量像锯匠，体魄健壮起来，浑身长起了腱子肉，爬山像猴子，对大山有不一样的情怀。与场里员工也混熟了，从过去的鄙视，发展到互敬互让，比如有一次修山，我不小心用锄头伤到了一名员工的脚，鲜血直流，他虽然责怪我，但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我尽己所能主动赔付了合理的医药费，他也从未趁机漫天要价。

四、知识改变命运

    1976年9月，大队小学缺老师，我的高中文凭在那年发挥了作用，被选调到盆峰小学当民办教师，工资每月¥24元。上山下乡之前我曾当过代课老师，教书是我得心应手的事。无论是在知青点还是林场，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现在放下锄头拿起教鞭，顿感这是世间最舒适的工作。大队小学有小学部和初中部，我任教三门主科，小学四年级语文、初三化学、初三物理，还担任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课时多、作业批改量大、辅导任务重，这些困难，比起知青点的日晒雨淋，比起林场日复一日的劳作太小意思了。那时的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从不计较工资的高低，接受工作任务二话不说，一心一意做好党的教育事业。当赤脚老师期间，我这不到半桶水的“万金油”老师。对知识的欲望程度也在与时俱进。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知青盼来了出头之日，我一边教书一边把快发霉的中学课本翻出来复习，谁知第一年高考以失败告终，我太羡慕那些中榜的知青了，他们能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了。好在来年可以重考，我分析了高考失败的原因，考卷上的知识点是文革期间中学课本上没有的，为了弥补知识盲点，我把老三届的中学课本找来复习，白天忙公事，晚上经常熬夜看书，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作座右铭。1978年，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吉水师范数理班。告别了盆峰大队这个两度下放的第二故乡，前面的路依然曲折漫长，我带着从第二故乡磨练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带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望，踏上了人生的新征程。

作者    刘则平    写于2019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