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上，我们漫步走来
——写在《人行道》上的八年
• 张卫东 •
这似乎又是一次“西西弗斯”似的搬运，一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担当与跋涉。虽然，我们曾努力想使它成为兄弟姐妹间朴素而简单的文学聚会，而不仅仅是游戏娱乐般的文字狂欢。至少，这是我们内心潜在的希冀、精神的梦幻。低吟浅唱也好，舞刀弄棒也罢，抑或参禅悟道，品茗聊天，……终归是一路摸索着漫步踱来，并自然、自由地走过了整整八年。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平台上，我们耐心地对诗，对写作，对艺术的那份排遣不去的渴慕与眷顾的情愫。而“漫步走来”正是一种状态，一种隐忍、低调、自由自在、不温不火的状态。
所以，对于《人行道》，一直想为它写点儿什么，作为从始至终的主要亲历者与组织者，虽多少有点儿担心这样的言说会招至“主观”、“臆断”、“妄想”、“自吹”之嫌。但如是之想，如是之说，我又总以为对于一件事无论怎样都应“善始善终”，都应有个交代。《人行道》上，我们一干人等毕竟已曲折艰难地走过了整整八年，一个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时光。对于一个立足成都，立足于我们个人的写作，以“地域性”、“圈子性”为主要关注视野，并适度向外打开，倡导自由、自然、原创、惟作品质量是取，且“整体的无流派呈现”的、以诗为主的民刊而言，要把它作好，肯定不是件轻松的事，而要长期坚持，更显不易。个中的艰辛与苦乐，我想谈谈也无妨，权当我个人的感受。往下，我想说的是，以我渐渐衰减的记忆和孤陋的笔端谈谈《人行道》从发起到现在一个简单的经历和一点儿个人的粗浅认识。
许是生命中与身具来的性情所养成的行为方式使然，一直以来，我就认为《人行道》应办成一个简单，轻松的东西。自然而然，自由自在，自得其乐。而最初，诗兄诗弟诗姐诗妹聚在一起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可谓不谋而合。
记得那是2000年12月某个周末的下午，冬日难得的暖阳懒懒地洒在成都的各个角落，给那个寒冷的冬天，给这座城，也给我寂寞的内心平添一抹暖暖却又淡淡的诗意色彩。卢枣约我到宽巷子喝茶，去时张伦也在。谈笑间，卢枣提到了他在重庆四川美院的校友吴建军（笔名地主）和夫人陈琼（笔名琼娃）及诗人杜力等打算办一个诗歌民刊（刊名暂未定），邀我与张伦参与，并希望我能为刊物的照排、印刷等作点儿工作，毕竟我曾经做过这些事，比较熟。于是便一口应允下来，成为刊物首期的加盟者之一。
约一个月后的某个晚上，在位于成都西玉龙街口原玉带立交桥下一个灯火昏暗的水吧里，卢枣再次约我小叙此事。约莫片刻，他掏出了一张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刊物拟定名称的纸，说：“这是我想到的，你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刊名，想得起来的？”我想了半天，说了几个，好像都不太满意，此事当晚不了了之。大概又过了约半个来月，卢枣见到我兴奋地说：“刊物名字定了，就叫《人行道》，是建军定的，从我那天晚上给你看的那张纸上选的。”
这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2001年3月的一天，首期《人行道》约稿完毕，共收录程烈、杜力、卢枣、吴建军、陈琼、张伦、张卫东、赵烨、何隽、李放等十人诗作及小说，随笔若干。由卢枣挂名编辑作《序》，建军、琼娃负责封面及版式设计，我负责联系照排和下厂印刷。不想，这当中发生了一个小意外。3月，全部稿件在建军处由琼娃于家中电脑上刚处理编排完毕时，电脑病毒爆发了，此前所有工作毁于一旦，无奈，遂又重新约稿、处理、编排，……，这下把建军两口子折腾坏了。因此下厂时间拖到了5月底。记得那是个周6的上午，天气不错。卢枣、建军和我相约于成都九眼桥头，一同前往印刷厂送稿。在与厂方就印刷事宜谈妥后，我们想好好放松一下，遂约了几个朋友来到“川大”西北角校门外一条叫“培根路”的小巷深处某四合院内喝茶、聊天、喝酒至天黑，并期待着刊物出厂的一天。
半个多月后，首期《人行道》终于印出来了（共300册），时令已进盛夏的6月下旬。我们携刊来到“川大”原职工俱乐部茶园，据说是杜力推荐的地方，不错，茶水便宜且地方宽敞。那天好象来了很多朋友（或有些当时不是朋友但后来成了朋友的）。伴着火热的气温和我们的热情，大家看了刊物后都说“不错”，我们自然也很开心。我们在欢欣交谈中喝茶，饮酒，闹到晚上方才散去，也算搞了个不是首发式的“首发式”吧。
由于首卷《人行道》做得纯粹、简单、自然、朴素，故赢得了最初的好评，正如卢枣在《序》中所说：“《人行道》是我们站着聊天，走着吟唱的一条自然之路，方便之路。”大家来了劲，决心把它办下去，一年一期。2001年底，兄弟伙一番商议，打算让我和当时还在成都的年轻诗弟高岭完成《人行道》第二期，封面仍由建军负责设计（后来一直设计到现在。因为他的设计得到了大家的首肯与认同，且希望长期保持这一风格：朴实，简洁，前卫），版式照第一期。
缘于友情与包容，也缘于众兄弟的热情，在第二期的组稿、约稿中，除第一期人员外，参与者范围有所扩大。张哮、高岭、李兵、蒋骥、胡马、李龙炳、徐飞、林和生、韦源、陈建、赵岚、焦虎三等开始加盟，似乎正如卢枣在该期的后记中所言：“一本开放性诗歌刊物必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那段时期，成都的宽巷子、醉梅轩、万福桥“水晶茶房”、“三·一书店”、书院街“记者之家”、川大校园、培根路、狮子山等处，成了我等时常出没、闪现、聚会的地方。为此，2002年春节期间，我还约卢枣前往位于青白江龙王乡红树村的诗人李龙炳家中拜访交流。许是受龙炳火一般激情的诗意感染，我与他彻夜长谈，直至凌晨疲惫不堪昏昏睡去。第二天，我与卢枣在告别他返家的路上途径龙潭寺小憩，禁不住各写了一首纪念性的小诗，我写下了《龙王乡的记忆》，卢枣写下了《龙王乡访李龙炳》，以抒发此行心中的感慨并答谢龙炳的诗，龙炳的酒。
在第二期中，高岭所写的《序》得到了大家普遍认同，认为对“人行道”三字定义准确，说理严密，尤其是他《序》中关于“诗人，行为，道义，一个简单的三位一体的阐释”从现实到“形而上”的高度为《人行道》的存在构筑了一个建设与发展的平台。而由卢枣举荐张伦所写的《后记》却从内容、语言、形式上遭到了个别兄弟的质疑，认为有些文不对题。后来，我和高岭进行了商议，认为就其内容而言作《后记》确有不妥，遂交由卢枣重写附于集子后。而张伦的《后记》则由我与之商议后改名为《我所理解的诗歌，生活和“人行道”》，作为随笔放于集子中，并向他作了解释。
虽发生了如此变故，但在大家的共同参与、支持下，第二期《人行道》还是如期完成了（共印400册）。出刊那天，我们仍然相约在“川大”原职工俱乐部茶园聚会。记得那天来的人更多，满满一院子，有《人行道》的，也有《幸福剧团》的，总之，好不热闹。不知那位还请来了报社媒体的哥们，冲着我们不住地拍照，拍了些什么，至今我也没看到。对了，就在这次聚会上，我有幸通过龙炳结识了后来的好友，为人热情，谦和，乐于助人，勇于承担的青白江诗人胡仁泽。黄昏时分，在培根路旁一小饭店大家余兴未尽地煮酒论诗，来了个热闹的AA制。
为了作好《人行道》第二期编辑，并尽可能摸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将其长期办下去。在第二期的编辑过程中，我曾专门拜访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四川乃至中国民间诗界影响很大的民刊《诗镜》的主要成员诗人哑石，向他讨教办诗歌民刊的要诀。他说：主要是能够坚持办下去。这很难。绝大多数民刊头期还可以，热情很高，办到2、3期就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矛盾办不下去了。什么办刊方向的分歧，文本质量标准的不同，包括经费的筹措，人际矛盾、纠纷等等。无法调和、解决就完了。他还谈到：依他所见，若要坚持，无外两种可能：一是要有个主办者，此人有勇气、有实力、有眼光，且乐于“牺牲”，“独裁”地整，管他别人咋个想、咋个说；二是主要成员相互妥协，大家一团和气，管他写得好孬，只要是兄弟伙的，就都整进去，不在乎刊物的整体质量和方向。而后来，《人行道》一直办到今天，哑石所说的两种可能似乎都在此“兼蓄并容”了。即具体某一期由执行编辑个人决定怎么作，整个“历程”的坚持却基本上是大家相互协商妥协的结果。今天看来，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成功的，既作到了“义字当先”、“友情为重”，又基本坚持了惟文本质量是取，且尽可能保证了刊物文本风格的多样性，即“整体的无流派呈现”。既回应了网上那位“海边卡夫卡”的“泡沫论”责难*，也体现了杜力所谓“杂乱无章”之妙，也即卢枣后来所言的“中庸之道”。
2002年的冬天很快就来到了！那是12月中旬的某个晚上，天比较冷。卢枣、建军、胡马、李兵、高岭、杜力和我相约于成都书院街某处的“记者之家”茶屋，讨论第三期《人行道》出刊一事。本着核心成员“轮流‘坐庄’”的原则，最后决定第三期由李兵、张哮负责组稿和编辑，封面仍由建军设计，我负责照排及下厂印刷。经过他俩一番默契的合作，于2003年4月底出刊（共印500册）。
记得取书那天印刷厂出了点纰漏，厂里的装订机突然坏了，印好的书一时无法装订成册。一看时间，都下午两点了，这下我急了，不住地催促印刷厂赶紧修好机器。和我同去的卢枣却还稳得起，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心里着急却不形于色。那边川大茶园里朋友们早已到达等候多时，这边装订机却一时无法修好。李兵、张哮打过几次电话来催，当时我那个急啊，一边有“分寸”的抱怨厂方没抓紧时间按时“交货”，做事太“水”，一边又苦苦央求他们尽快修好机器先装订个百把十本应急。经过一阵耐等，总算于下午4点左右弄出了一百多本。我和卢枣扑爬跟斗地携书赶往川大，好在路不远，片刻便到了。一进茶园，我赶紧向等在那里的众兄弟及来宾致歉：“哎呀，对不起，让大家久等咯！其实，我也很着急啊！”好在大家表面上似乎并不太介意，自顾喝茶、打牌、聊天，各得其乐，而真正难受的是我自己。一周后，剩下的三百来册书也装订完毕，由卢枣、张哮和我如数取回存于张哮家，并在距他家不远的望江公园喝茶、小坐了一会儿。
因为《人行道》从一开始就秉承写作状态的自然、参与的自由、文本的原创、收录视野的“圈子”化、地域化，并适度向外延伸、惟文本质量是取及“整体的无流派呈现”等基本原则，故从创刊开始，每期参与的作者都有变化。第三期收录了：程烈、陈小蘩、地主、高岭、胡马、胡仁泽、韩甫、李龙炳、李兵、李丹、林和生、卢枣、马兰、史幼波、水印白木（唐海威）、韦源、徐果（徐飞）、张卫东、张哮、法国人李安、陈琼、何隽等人的诗或文，并由李兵作《序》，张哮写《后记》。李兵的《序》以他独特的视角切入文体，有趣的言说妙语连珠，可谓对《人行道》的另类诠释；张哮的《后记》更是新颖、动人，充满恒久的人情味儿。
不知不觉到了2003年秋天。那是十月间某个周末的下午，我约胡马来到了位于成都武成大街的“采风堂大茶房”，谈话间说到了《人行道》第四期的编辑工作，胡马表示他愿意来做，我很高兴。本来第三期就打算请他和李兵做的，只是那时他在报社的工作太忙，太紧张，而且那时因生活的飘泊颠沛及个人问题的压力，状态也不太好，焦虑、郁闷，使他暂无暇也无精力去做，遂改为张哮与李兵合作。这次他主动要求，热情很高，我等自当积极参与和支持。
对于第四期《人行道》的约稿和编辑，胡马是颇花了番心思下了番功夫的。在栏目设置上较前几期也作了点儿变化，设置了“首选诗人”一栏，刊发了2002年5月在广州因保护诗友而死于暴徒乱棍之下的军旅诗人宇龙的诗作，并作了简单文字说明；“在文论·随笔”栏目，特意安排了部分诗人为本期《人行道》的一些文本或作者写了几篇短评。作为一次尝试，胡马最初的想法是单纯的，积极的，仅仅是为了艺术、为了诗歌，为了《人行道》。然而，刊物印成发出后，却引起了圈内部分诗友的质疑和批评，认为有“自吹”或“互吹”之嫌，而且这些文章的水平，总体来看也不太高。听到这些意见，原本就不太主张由太亲近、熟悉自己的诗友为自己写文章的我觉得心里更加忐忑和尴尬，因为这太容易使人误解，总之不太合适。但当时，或许是碍于情面，或许是出于虚荣心，或许……，现在想起来觉得还是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水平有限，也让为我动笔的卢枣挺为难的。特别是他与胡马在该文中部份内容见解上的取舍分歧，加之在问题处理上彼此又比较情绪化，未能有效地沟通，故而造成了我们三人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不快和误会，总之，是我没把事情处理协调好。尽管如此，胡马为本期所作的努力和尝试我认为还是应当为大家所肯定。
刊发在第四期《人行道》上诗作或文论、随笔的作者有：宇龙、白桦、地主、高岭、韩甫、胡马、胡仁泽、黄啸、李兵、李龙炳、林和生、卢枣、刘泽球、马兰、史幼波、水印白木、田一坡、乌蒙、彦龙、张伦、张卫东、张哮、张选虹、南北、陈琼、何隽、陈建、陈亚平、陈子弘、梦亦非。
出刊那天（共印400册），我们还是搞了个小聚会，地点改在了川大新体育馆下的“锦涛阁茶房” 。那时杜力、何隽、高岭已去了北京一年多，其他许多朋友也因这样或那样的缘故各奔东西，因此，那天下午来的人不多，主要是本期的作者，记得有张哮、李兵、胡马、卢枣、陈子弘、吴建军、陈琼、唐海威、李丹、韩甫、林和生，还有从青白江赶来的李龙炳、胡仁泽，以及第一次与我等见面的新都诗人黄啸等。大家欢聚一堂，喝茶，聊天，谈诗，谈《人行道》，谈笑风生。张哮，卢枣还拿着相机，兴趣盎然地为这次聚会拍下了许多珍贵有趣的镜头。黄昏将至，大部分诗友陆续离去，卢枣、建军、琼娃、胡马、李兵、张哮、我等又借余兴相约来到校园某餐厅吃了饭，喝了酒，尔后各自携刊乘夜色散去。
第四期《人行道》出刊后，大概是04年8月的某个周日，卢枣、胡马、李龙炳、胡仁泽和我相约于青白江区城厢镇“彭大将军”公园赏荷，谈诗。其间，龙炳对《人行道》一刊的约稿、编辑及文本取舍提出了“向度”一说（其实，第三期出刊后，他就曾多次与我谈及这一问题），认为：一个严肃诗人在他的写作中应自觉建立起他的写作背景，并凸现出他的精神立场和方向；而一本民刊，特别是诗歌民刊更应表现出它的精神立场和方向，也就是它朝什么方向办，办成什么样子，什么特色，此为“向度”。而落实到刊物中的每一个作者和他的文本，在形式与内在精神上要有一种方向上的趋同或某个地方的交叉、契合点，否则，刊物很难坚持长久。对于龙炳所言，大家各抒己见，进行了认真讨论，缘于对此问题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虽未完全达成一致，但也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在我们后来的办刊过程中，大家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就《人行道》的“向度”而言，诚如我们最初的想法，“尊重每个作者的写作；状态自然，来去自由；文本原创，注重质量；突出‘地域性’‘圈子性’，适度向外延伸（限于财力）；整体的无流派呈现，并与体制写作保持清醒的距离，就是我们的办刊宗旨和方向。”
在后来较长一段时间，龙炳，还有《独立》的创办者凉山普格的周发星都就《人行道》的向度与理论建设与我等进行了多次交谈，或当面讨论，或通电话，或撰文，其热忱与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我也曾就此与卢枣、张哮、胡马、高岭、李兵、杜力、田一坡等通过电话或当面讨论。大家几乎不约而同的一致认为：就目前《人行道》上的写作情况而言，要定一个所谓“向度”是不现实的，而要搞理论就更为时过早了。缺乏文本积淀的根基，硬性搞起来的“向度”与“理论”，除了有“标榜”和“野心”之嫌，更会给人以滑稽可笑之感，甚至会无形地排斥掉一些优秀的文本。而对于众多个人的写作，对于每一首具体的文本而言，这些“向度”和“理论”又有多大的说服力和指导意义呢？对于每个诗人来讲，其写作是自然、自由、自在的，对于刊物也是如此。诚如卢枣、胡马所言：“没有‘向度’，不也是一种向度吗？”
第五期《人行道》胡马建议由张哮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200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成都红石柱街的“东方茶园”，张哮约我喝茶，并再次提及了他的想法：“我做可以，但咋个编，由我一人来定，免得又惹些麻烦。简单、低调一点最好。”我一听，正中下怀，当即表示：“没问题，我全力支持。”因为《人行道》一来就抱着“谁编辑，谁决策，谁负责”的理念，仅是在具体实施中，有过一些不足为道的“书生意气”般的分歧或误会，总的来说，并没有偏离这一点，直到今日，大家对此也是基本认同的。这体现了《人行道》兄弟们宽容、隐忍、豁达的素养和善于协调的能力。
由于张哮的低调、仗义和与人为善，第五期上的诗人较多，每个人的文本量也较大。在保证刊物基本质量和水准的前提下，几乎被约之人的来稿全部照录（这在约稿时就考虑到了），正如他在本期《人行道》序言中所说：“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人首先是自由的，这也和刊物的初衷：自由、平等、自然、原创、不分流派、突出地域性相吻合。其次，诗人们可以把各自不同的文字在此表达、呈现出来，在‘人行道’这个自由的一方净土上，让汉字的香泽越飘越远。在阴柔温润的古城，你会碰见‘人行道’的人，也许有一天也会不经意地走在上面，成为你广大内心的一种延伸。”本期《人行道》上有以下人员的诗作或文章被编入，诗歌：白桦、陈小蘩、陈子弘、高岭、胡马、胡仁泽、黄啸、李龙炳、林和生、刘泽球、卢枣、马兰、琼娃、宋炜、易杉、张卫东、张哮、赵卫峰；小说：卢枣、朱诺；文论·随笔：陈子弘、高岭、龚盖雄、李兵、罗闻、史幼波、宋炜、田一坡；访谈录一篇。
第五期封面仍由建军设计（图形有所增大），照排和印刷依旧由我负责，卢枣选的黑色皮纹封面纸，文字图案印金，装订有了改善，由钉装改为胶装，大32开，400个页码，厚重而大气（共印450册），总之，一切都很顺利、满意。05年4月初，我与张哮如期从印刷厂取回了印好的《人行道》第五期。这一次，出于种种缘故，我们没有搞聚会，然而不同的是，本期刊物发放、寄出后，却第一次在圈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好评，当然，索书的人也自然多了起来。为此，张哮着实忙了好一阵子，破费了不少“银子”。不久，内江《存在诗刊》的陶春，谢银恩，绵阳《终点》的白鹤林，贵州《诗歌杂志》的赵卫峰，大凉山《独立》的发星，《诗歌月刊》的阿翔，还有成都《星星诗刊》都先后与我们有了联系，或面谈，或打电话，或撰文、发作品专栏等。我们感谢诗界朋友的鼓励、批评和参与。我知道，没有众兄弟的共同努力、支持，没有一批优秀诗人的鼓励或加盟（哪怕仅仅是精神上的），要作好它并坚持到现在，不可能，不成！
其实，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缘于生存的重压，《人行道》上的许多诗人、兄弟都似乎活得窘迫而艰难。但出于内心自然与自在的生命律动，出于对诗写的那么一种自由的激情与希冀，出于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诗的尊严，他们仍然写着，以诗的言说，叩问并抚慰着与己相触的世界和内心的疼痛——痛并快乐地写着。而《人行道》上的聚会，正如我前文所述，并非仅仅是一次诗人的狂欢与游戏。隐忍、低调、自然、简单、自由、自在，方是我们在苍凉、孤独、寂静、清贫的生存境遇与诗写境况中直面人生、社会、自然的勇气与共识，并始终与体制写作保持着清醒的距离和摒弃一切拙劣的炒作和低俗的作秀。
然《人行道》走到这一步，回顾以往，我已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疲惫和厌倦。在写本期《后记》时，我就隐约含蓄地表述了这一点，当时我想：凡事总有个结束吧？况且，写作与办刊，熟轻熟重？谁为谁而存在？确实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我也知道，就《人行道》而言，我停得下来吗？众兄弟们后来在我面前每每谈及此事，无论怎样表白，但透过他们的眼神和语气，我知道，大家是不想它停下来的，至少当时还不想。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家还在写，只是缘于生存与写作的多重因素，更为“隐忍”和“低调”罢了。
转眼到了2006年初春。也是在“采风堂大茶房”，我约胡马喝茶。谈话间向他表达了我对《人行道》的疲惫倦怠之意（在此前后，我也曾向卢枣、张哮等表达过类似想法）。我说，“若想继续办下去，希望能有其他人来主持、接手，主要是联系照排、校对、下厂和筹措经费等琐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最好是年轻人”。并说：“如果有年轻朋友愿意接手，我绝无异议，仍然支持”。胡马听后，沉吟了片刻，对我说：“要是你不想做了，恐怕也没有其他人来做了，特别是这些繁杂的事情。《人行道》可能就真的结束了。”我说：“结束就结束吧，反正我是不想做了，太累了”。胡马说：“搞了这么多年，就这样停了，多少还是有些遗憾。”我两手一摊，表示很无奈。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相见复又谈及此事，胡马还是这番话。我就说：“如果不想让它停下来，你再来做一期怎么样？”胡马想了想说：“好嘛，但你要帮我哟。”我说：“你愿意做，我当然支持。”心里想：看来我暂时是离不开，也放不下这件事了。于是，我们开始了第六期《人行道》的筹划，约稿。
稿件全部约上来后，已是2006年7月底。胡马将全部来稿反复阅读后，产生了新的想法，决定就这些作者不同的写作背景和文本中不同的主题、内容、表达形式以及精神特质与审美趣向上的差异，按他个人的理解和阅读经验作一次“分类”与“归类”的栏目划分。经过与我讨论、商议后，最后在诗歌卷划分了六个栏目。即：（1）黑暗镜像，录有陈小蘩、马兰、阿紫、白桦、陈瑞生、田一坡等人的诗作；（2）河流与归途，录有高岭、李龙炳、张卫东、刘泽球、李丹等人的诗作；（3）时间的隐喻，录有胡仁泽、黄啸、张哮、卢枣等人的诗作；（4）在叙述中拯救，录有宋炜、易杉、韩甫等人的诗作；（5）否定的火焰，录有朱杰、史幼波、陶春、谢银恩等人的诗作；（6）词语，最小的可能，录有李兵、哑石、林和生、彦龙、杜力等人的诗作。在文论·随笔卷收录了陈小蘩、张卫东、赵卫峰的文章；另有一篇谈话录。栏目划定并编辑完毕后，胡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为本期《人行道》酝酿了一篇名为《寻找那个隐秘的词汇》的代序，在文中就以上栏目的划分作了必要的说明。
本期《人行道》仍由建军设计封面，我负责联系照排和下厂印刷。
下厂那天已是2006年的暮秋，乌云低垂，空气中已有浓重的寒意。我和胡马同去。回来的路上，没有更多的言语，却有几分莫名地“悲壮”神情在这秋末初冬的时令。这期《人行道》从文本处理到编辑，作了一次较大的尝试，好与不好，还待他人评说。而这些年来，我们众兄弟为《人行道》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所作的坚守也似乎赋予了这种情感色彩。
一个月后，刊物印好了（共印450册），张哮，胡马和我将其取回存于张哮的“竹风堂”家中。这次仍然没搞大的聚会，似乎大家更喜欢那种“淡定自若”的低调感觉。只是两周后，李兵、胡马、李龙炳、胡仁泽和我等才以此为由在张哮的“竹风堂”喝茶、小聚了一次（那天，卢枣因家中有事没来）。虽然其间，龙炳就《人行道》办刊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如何坚持下去等等，以他个人的见解提到了设置主编与编委一事，希望大家以此将责任和义务担起来。经大家当堂一阵讨论和下来个别交流，权衡利弊后，还是作罢了，仅从有利操作的一面考虑，在内部框定了几个核心成员。其实，这些年来，《人行道》本就是由这几个兄弟轮流担当走过的。
转眼又是春暖花开，2007年的春天来到了。走在3月的沙河边，万木吐绿，暖风拂面。望着身旁潺潺的一河春水，我忽然觉得自己对《人行道》的那份眷顾真的难以释怀了……。
然而这一年，在成都的诗兄诗弟们却缘于生活的多重压力与变数，一时都无法抽身来做这件事了。而《人行道》走到今天，我又不想让它停一年，怎么办？我想到了北京的高岭和杜力。一晃4个年头过去了！平时，我们只有通过电话或电邮相互问候和进行交流。然尽管相距天涯之遥，大家对诗，对写作，对艺术的那份赤子之情仍在燃烧。由是，我想起杜力在2003年即将离蓉赴京的那个岁末，在成都锦江剧场旁的茶房伴着沉沉醉意对我和卢枣说得那番语重心长的话：“以后《人行道》就主要靠你们在成都的几个朋友了，希望它能长期坚持，办成21世纪中国的《今天》。……很不容易啊，即使我们到了北京，有什么需要的，说就是了，我们会尽力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话，体现了他和高岭对诗的认真和严谨，对《人行道》兄弟般的友情与仗义。我虽不敢企望《人行道》能办成21世纪中国的《今天》，但杜力一番真切的言语却深深打动了我。每当有的兄弟为《人行道》沮丧、泄气时，我就爱半开玩笑的用杜力这句话来相互劝勉、鼓励。冥冥之中，我觉得似乎有时就是他的这句话支撑我在《人行道》上走到了今天。这些年，他和高岭也一直在关心、支持并参与着《人行道》的工作。而此刻，我也想《人行道》本就是大家的，由兄弟们轮流“坐庄”，只是先前觉得他俩现居北京，做起来，特别是照排、校对、印刷、邮寄等具体工作操作起来确实有些麻烦，而且据说那边所有的费用都比这边高得多。但现在为了《人行道》能持续办下去，我也只能如此搅扰他俩了。
3月初，我与高岭通了电话，说明了这层意思：第七期《人行道》希望由他和杜力来做。约半个月后，高岭给我回电，说与杜力商量后认为可以，他来做，杜力协助，并在后来的电邮中建议约一部分北京及其他省份诗友的稿子，以达到《人行道》文本在地理分布上的均衡。我说：行，一切尊重他们的决定。不久，高岭、杜力拟定了作者名单：舶良指玄、哑石、王炜、杜涯、张杰、高小涛、杨典、韦源、曾令勇、李丹、陈勇、马雁、渣巴、魏尚河、陈子弘、白鹤林、田一坡、水印白木、韩甫、谭仪毅、徐果、林和生、刘泽球、李龙炳、高岭、李兵、胡马、卢枣、张哮、张卫东。而这期的封面由于建军太忙，无暇顾及，遂交由其夫人陈琼设计，风格、形式照旧。
一切都比想象的顺利。9月，第七期《人行道》出炉了（共印400册）。全部费用由我和高岭筹措。先由高岭和杜力在北京将刊物编辑好后电邮给我，再由我在成都联系照排和印刷。刊物印好后我再分批挂号邮寄给高岭。这期《人行道》除了作者群有了些变化外，形式上也有了不少改变。首先，改《序》为一段精彩的短话（高岭撰写）；其次，改作者作品目录为作者目录；第三，版式上取消了每页的书眉；第四，改正文楷体为宋体；第五，取消了“文论·随笔”部分，杜力认为：这样显得刊物更纯粹。刊物发出后，部分诗友戏称：有点像《人行道》的《幸福剧团》版。但同时也认为，由于本期收入了不少优秀诗人的文本，使刊物整体质量有了显著提升。
第七期《人行道》出刊后，几个兄弟突然产生了想聚一聚的想法。于是，我和胡马、卢枣、张哮、李兵、胡仁泽、李龙炳等商议，策划了《人行道》诞生以来首次“新年诗歌朗诵会”，并于2008年元月12日在成都“时间简史大书房”举行。这个地点是由卢枣多年好友，该书店老板何芳女士提供的。朗诵会由胡马主持。那天虽然天气很冷，空中还飘着雨加雪，在成都的许多《人行道》兄弟和部分外地诗友还是纷纷赶来了。大家济济一堂，互致新年的问候，认真地朗诵了自己或他人的诗作。陈子弘、张哮为本次朗诵会拍下了不少珍贵的镜头。……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在四川汶川地区，一场山崩地裂楼倒屋塌桥毁路断的里氏8·0级特大地震发生了。多少人瞬间家毁人亡，无数人从肉体到灵魂在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前受到了强烈刺激和震撼。震况是惨烈的，然它并没有震碎我们对诗的梦想和热情，因为，“我们还活着，还诗意的活着，还在写诗……”。地震发生两周后的一个下午，我和李兵在位于成都棕树村附近的四川航空技术学院校园内一条长椅上商定了《人行道》第八期的约稿、编辑等事宜。由李兵和我负责约稿、编辑，封面仍由陈琼设计，我负责联系照拍和下厂，费用按事先商定的由《人行道》自行解决（今后也打算如此）。
08年3月7日，李兵喜得千金，其女娇小可人，取名李看。这下可忙坏了他。自然，本期刊物的许多具体工作就只有我来做了。为此，李兵虽多有歉意，但我们的合作依然是轻松、愉快、默契的。这次，我们主要在稿件的组织、选取上下了番功夫，约了部分我们认为在成都及周边地区诗写水平与文本质量上确实具有一定实力或语言“天赋”的诗人文本。另外，也按文本质量高下适当选用了一些自然来稿。
第八期《人行道》于2008年9月底顺利出刊（共印400册），收录了如下作者的诗作或文章：诗歌：陈子弘、高岭、韩甫、胡应鹏、蒋蓝、李丹、卢枣、麦岸、凸凹、魏宏昌、徐廷、哑石、朱巧玲、张卫东、张哮；文论·随笔：李兵、卢枣、陈琼、陶春、张卫东、赵卫峰。这里，我特别想提到的是，内江诗人陶春应邀为本期《人行道》撰写的文论《在斑斓时间岩叶的冷风景之上衔枚潜行——关于“人行道” 》，以他独到、诗意的文字笔风，热情不失理性，洒逸不失严谨地为“人行道”上的部分诗歌文本从他个人的审美趣向与辨析角度给予了中肯的解读、评述。
出刊后的“国庆”期间，我、卢枣、张哮、胡马、李兵携夫人王亚及小女看看相约于成都沙河边“半岛春天”会所度假村露天茶园，在芙蓉盛开，绿荫掩映的宁静宜人环境下，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小小聚会。……
时光荏苒，就像身旁这条沙河的流水。不知不觉，《人行道》已走过了漫漫八年。八年，我们经历了许多也感受、思考了许多。这里，就刊物的约稿与组稿一事我是这样认识的：个人化的写作肯定有着个人不同的写作地域与背景、精神向度与文学立场，以及审美标准和价值尺度等；有着对词语不同的悟性、把握和呈现，抑或技艺。但就诗写认识的同一性而言，这些众多的“相同”或“不同”乃至表达形式与技艺上的差异，能说哪一种最有其说服力或文学价值并对他人的写作有所指导和引领呢？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因人而异。我以为，就写作的个人化而言，只要表达是真诚的，对个人来说就是有效的，惟有真诚，方显独特，只有独特，真诚，方显魅力，才是可信的，才会打动人。正如高岭在《人行道》第七期卷首所言：“我们对于世界和自我的观照，是以期找到一个角度，揭示来自生活的经验模式的相对有效性。这并不需要一个评判标准。对于大多数选择了诗歌的人来说，其中有多数偶然的成分，而这偶然之中的必然是最令人神往的。如果说感受与表达之间的差异就是所谓的诗歌技艺，那么在这两者之外定有一种无法掩饰的本质之物，它需要被触摸和超越。也就是说，语言本身具有的美感是它们自身，同时在它们之外。”由是，对于每个认真、严肃的写作者来说，从本质上看，并没什么不同。这也就为我们刊物的约稿、组稿提供了可能的标准与取舍。而《人行道》的整体质量也正是在尊重每个人的写作基础上，随着个人写作不断变化和精进而得以保证和提高的。对我们而言，《人行道》之所以会越来越得到诗界同仁的肯定和认同，在我们坚持的诸种原则中，文本质量的把握显然是重要的一环，把握这一环，并坚决同体制文学保持清醒的距离。当然，要在“整体的无流派呈现”中作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视野和胸襟，一方面取决于我们自身的鉴赏水准。不能说我们已作的很好，但我们会尽力作到。因为，我们“终归还是要靠作品来说话的”。
现在，《人行道》第九期已在积极筹划、约稿中（由卢枣担当本期编辑）。也许还会有第十期，第十一……，当然，也可能在某个时段，在你不经意的某个时候悄然停了下来。总之，一切都将自由自在，顺其自然。但无论怎样，我相信，大家内心对诗，对写作，对艺术的那分热忱真挚的探求，那分拳拳之心是不会泯灭的。
“人行道”上，我们漫步走来。
“人行道”上，我们漫步走过……
“人行道”上的故事还有许多许多。以上我的叙述和认识难免以偏概全，甚至谬误也在所难免。还望其他有兴趣关心它的诗友、兄弟加以补充，修正。
2009.04.25写于成都牛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