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家道文化，打造智慧家庭
XUE MO CULTURE
选自《中华文明》第1期
主编：雪漠
太史公的“项羽情结”
马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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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师司马迁，他着《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觉得三者他都做到了。
历代的史学家向来以“直书”“春秋笔法”作为着史的一大标准。可是春秋笔法和秉笔直书很难统一，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的，我们应该“罪”他，他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伦理原则，一字褒贬的敍述方法，让历史事件晦涩模糊，真伪难辨。北宋最有革新精神的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真是慧眼独具。而他的同事欧阳修写了一部《新五代史》，却用所谓的“春秋笔法”，我们现在看来，这部书的精彩恰恰在于他的敍事部份，至于“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加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这种“一字褒贬”的风格，以及他“呜呼”开头的传记评论，似乎显得无比迂腐。为什么春秋笔法该“罪”呢？因为往往会歪曲事实，以史官的主观判断或最高统治者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是非曲直，为正统、正朔，涂脂抹粉。最后历史事实往往变成了“成王败寇”的一朝之言，着史的起点变得很低劣了。《史记》之后，恐怕很少有哪部史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或者有，但是没有司马迁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项羽本纪》便是这四者的绝佳体现。以班固，刘知几为代表的著名史学家、史学评论家，诟病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似乎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只应该记录得“正朔”的帝王。而这恰恰是他们在史识上比不了司马迁的地方。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表明自己不为一家一姓正名份，谈正统，如《春秋》一般。任何史学家总免不了要有自己的思想渊源，或意识形态，司马迁不尊《春秋》，便是不尊儒家的史学价值观，那他尊哪家？在谈到自己的家学渊源时，他引用了父亲司马谈对各家学说的评价：“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他借父亲司马谈之口，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唯有对道家没有微词，其他各家都有批评，尤其对儒家强调再三。而当时汉武帝正喊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口号。《史记》列传中，把《仲尼弟子列传》排在第七，韩非都在前面，司马迁的用心值得深思。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在班固看来，司马迁偏离主流价值观，这是司马迁思想中的弊病。历来都认为司马家族尊道家，我们暂且不作归类。《史记·伯夷列传》中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不难看出，他对天道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作为个人也许是他的悲哀，再加上受到“宫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可想而知，用他的话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心灵处在矛盾的流浪中，精神处在矛盾的纠葛中。但是作为史学家，不以任何一家为意识形态的归属，也许是一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表现，注定是一流的史学家。如果说司马迁偏向于道家，也许更多的原因是对汉武帝“外儒内法”“杂霸王道”等一系列专制思想的一种内心深处的抵触，但不能说他信奉道家。
我们常说黄河流域造就什么文明，长江流域造就什么文明，或者北方属于什么文化，南方属于什么文化（文明和文化至今没有标准的定义区别，我觉得区别在于明和化，变成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可以称为文化，所以无法对古代的文明或文化明确区分。）这是用地域划分文化界限的方式，作为文明的起源有它的道理，但是在文明的冲突中，难免会有彼此的融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种文明的存在，有赖于即使在无数的外来文明侵略，或者交流中，它的核心永远不受动摇，尽管不能硬性划分某地域属于什么文明，但也不能忽略文明的界限，多种文明的交融总有主次之分，中华文明是否有绝对共同的源头，很难考证，但是在商周之际，产生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撞，却有很多依据。在周朝，以荆楚，宋，齐为代表的殷商文化继承者，总是和主流周鲁文化，发生冲突。荆楚文化自商朝以来就是半独立的状态，但后来完全受到殷商文化的熏陶，到了周朝，文化更加独立，《史记·楚世家》写到楚君熊渠对周天子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谥”，明目张胆地分庭抗礼。宋本来就是殷商故地，完全是受殷商文化熏染，齐文化是在晚周才成熟起来的，《管子》一书便是齐文化的集大成，本书的思想核心是以道家为核心的殷商文化。楚宋文化的代表是老庄道家，屈原辞赋，齐文化的代表是管仲，黄老道家，这两种文化的核心是殷商文化；周文化以周公孔子为代表，也是西周的官方文化，到了东周便是儒家文化，孟子大量吸收了齐文化，跟正宗的孔子思想有区别。东周诸侯国名义上仍然尊周天子，所以儒家文化一直是“显学”，即官方思想，秦朝虽用法家的苛刻统治，但是大一统的思想，各种典章制度，仍然继承了周朝。秦朝末年，各诸侯国后裔群起复兴家国，以楚国的反抗势力最为强大，因为楚文化的思想最难接受秦朝的专制思想。汉初，民心未稳，经济凋敝，六国后裔，尤其楚、齐文化还有很大的民间影响力，在这各种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奉行“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对待匈奴族的百般挑衅，无力反击，只能忍辱负重。经文、景两帝经营，汉武帝时，国力变得雄厚，加之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他便一眼看中儒家思想中的的大一统和独裁部份，便别有用心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的是统一民心，征服匈奴，开疆扩土，这跟秦始皇采纳李斯“焚书坑儒”的做法，貌似相反，实则一脉相承，只是嬴政没有做到的，刘彻做到了。这种专制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上，确实有有利的一面，但在文化上，却是个极大的摧残。司马迁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变革大事件。以他的文化敏感度，定然产生巨大的忧患意识，《史记》便是他苦心孤诣保留百家思想渊源的“传世”之作。
任何与主流文化不统一的思想，永远是被同化的对象。荆楚、宋、齐，便是周、秦、汉统治者的主要同化对象。孔子鄙视管仲不知礼，一旦执政，先杀少正卯，少正卯是齐鲁文化的一位大家。中原诸国普遍认为“齐人多诈”，大概是齐国文化对周鲁礼乐不够重视，崇尚实利，从《史记·齐太公世家》便能看出一二。那么楚、宋呢？自然也是被嘲讽调侃的对象，尤其在寓言中，楚国人，宋国人都是荒唐的非主流代言人。孟子的寓言“揠苗助长”，讲的就是宋国人，韩非的寓言“守株待兔”讲的也是宋国人。《吕氏春秋》中“刻舟求剑”的那个人就是楚国的，汉代刘向讲的寓言“叶公好龙”的叶公也是楚国人。汉朝人王逸在注解屈原作品时，也无意中透露出主流文化对楚国人的偏见，如：“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妬而折之。”（《离骚》），注曰：“言楚国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我正直，必欲折挫，而败毁之也。”“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怀沙》），注曰：“楚俗狭陋，莫照我之善意也。”屈原所说的党人，是楚国朝廷结党营私的小人，绝不是笼统指楚国人，屈原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楚国人，他的所有作品，无一不表达对楚国风俗、楚文化的爱恋之心。
也许楚宋之人的行为，确实比较浪漫，放诞，甚至荒唐，很有“狄奥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从屈原、庄子的作品就能看出它的奔放，不拘。这跟儒家“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规中矩的思想完全不同。项羽虽是一介武夫，也很能代表受荆楚文化熏染的个人行为的某些方面，司马迁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浓墨渲染，好像尼采塑造超人一样，托尔斯泰塑造“哈吉穆拉特”一样，使其精神载体、文化内涵远高于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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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本纪》集周、秦、汉历史撰述手法之大成，文笔纵横捭阖，事件跌宕起伏，人物立体多元，但性格精神又一以贯之，毫无违和感，几尽短篇小说之能事，几乎开了整个中国小说人物塑造、事件编排、氛围营造之先河。所有人物都围绕项羽展开，或者正衬项羽，或者反衬项羽，但出场的无论哪个历史人物，跟项羽一比马上黯淡无光，甚至低劣之极。钱钟书《管锥编》中说：“《项羽本纪》仅曰：“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至其性情气质，都未直敍，当从范增等语中得之。“言语呕呕”与“喑呜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二既具在羽之一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在纪传体史书中，因为受为单人立传的限制，一件历史事件，往往需要分配到多人传记中，所以详略主次不能均匀，所以要全面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需要多部传记一起参照，这既是纪传体迷人的地方，也是不足的地方，编年体史书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对历史人物的饱满度描写，却又远不如纪传体。钱氏所列举项羽性格行为矛盾的一面，都出自他人之口对项羽的评价，钱先生以明锐的鉴识眼光，看到司马迁对项羽性格行为的立体矛盾统一塑造，但是忽视了通过对项羽的评价，也反衬出其他人性格。尤其从项羽一方反水过去的陈平、韩信等人，还有先友后敌的刘邦对项羽的评价，更能看出这一点。
陈平对刘邦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陈平一向以使诈谋立功，他最担心的是刘邦对他的怀疑，不信任，所以在评价项羽时，刻意提到项羽不能信人。韩信对刘邦说：“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韩信用兵如神，但为人反复无常，一直心存野心，投靠刘邦后，很快封为大将军，他在灭掉齐国之后，“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所以他评价项羽最在乎是否封爵封王，而从《项羽本纪》来看，项羽最大的失误就是封王太多，没封到的人怨沸腾，封到的越来越不服管束，导致人心涣散，互相攻击，搞得项羽东征西讨，疲于奔波。而刘邦恰恰最吝啬封王封候，否则怎么会逼到韩信讨要封，得天下后把封的侯王们，不是一个个都消灭了吗。再看看刘邦对项羽失败原因的评价：“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最为自鸣得意的地方是自己无能，却会用人。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很多人以为这是刘邦的自谦，其实是他的自夸，好像一个暴发户开了个大公司，雇了一群高学历人才，然后说：“我小学都没毕业，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些高学历的家伙，还不照样给我打工！”刘邦可能就是这种心理，而听他话的人，以为是在夸大臣们，这是刘邦的帝王术，意思是本事再大也逃不出他的手掌。我猜测施耐庵深明此道，便在《水浒传》中塑造加工了宋江这个历史角色。刘邦在很多场合都展示出他的无赖、泼皮本色，被项羽打得丢盔弃甲时，一路逃跑，“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藤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推下车三次，可谓无毒不丈夫。也就是这次逃跑中，丢下了老父亲和妻子，被项羽活捉了，“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具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也许做皇帝就要有刘邦这种特质，项羽怎么斗得过他？无奈之下，“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的幼稚可爱，令刘邦忍俊不禁，他说项羽不能用范增，却忘了项羽一直尊范增为“亚父”，陈平使了离间计，项羽才疏远了范增，“稍夺之权”，可是范增却大怒。刘邦说自己会用人，可用完总是卸磨杀驴，刘邦临死前，连从一开始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樊哙都囚禁起来，准备斩首。刘邦所说的不能用范增，应该指的是在“鸿门宴”上没听范增的话杀了他。刘邦君臣上下一心，无所不用其极，使尽权谋之术，而项羽总是我行我素，过于相信自己的勇力，不懂权术，也不屑于用权术。项梁死后，自己最亲的亲人项伯，关键时刻总是胳膊肘往外拐，不是通风报信，就是百般阻拦，项羽却从没怀疑过他，项羽死后，项伯还被封侯，项羽何等可悲。群雄起兵之初，各个首鼠两端，陈婴明哲保身，宋义侥幸投机，而项羽却“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项羽和秦兵做殊死斗的时候“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作壁上观。”项羽身先士卒，将勇所以兵勇。司马迁连用三个“无不”来渲染项羽之神勇，楚兵之奋勇。“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恐怕没有项羽，秦将章酣早都把起义的“群贼”一扫而光了。汉朝的半壁江山，难道不是项羽打下的？
对于夺得天下的汉方君臣来说，项羽的失败可以有无数种原因，因为成功只有一种原因，胜利本身就是原因。而司马迁不这样认为，他用项羽的悲剧，映衬出整个时代的人性。魏晋时期的思想家阮籍，登上楚汉交争地，发千古之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谋”。项羽的失败，跟宋襄公的失败，跟楚怀王的失败，都有着异代同工之处。
“破釜沉舟”的项羽，在“鸿门宴”，一听求饶（刘邦、张良），一见壮士（樊哙），便心慈手软了，宁肯被范增羞辱，也一言不发。结果弄得“四面楚歌”，陷入“垓下之围”中，不得不上演一出“霸王别姬”，“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有神力，有美人，有宝马，有兄弟，有美酒，有歌声，有诗词，有悲伤，有眼泪，有生离死别。这哪是逐鹿中原的霸王，争夺天下的枭雄，分明是水泊梁山的好汉，行走江湖的一代风尘侠客，只是一失足在政坛名利场，而成千古遗恨。
当兵败到乌江岸边时，“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楚人信天，信鬼神，所以项羽信天，认为天要亡他，他情愿一死。司马迁批评项羽：“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的口吻大似恨铁不成钢，他忘了要能觉悟还是项羽吗？要不信天还是“项氏世世为楚将”的楚人中的贵族后代吗？放逐义帝的项羽是该批评，但是杀了小明王的明太祖朱元璋呢？
项羽不肯过江东，却将乌骓宝马赠船工。又“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再将霸王头颅赠故人。终于在“垓下自刎”了，这一幕幕场景，成了悲壮的传奇。虽然屠咸阳是他最大的污点，但是楚国人对秦国的刻骨仇恨，不止他一个吧，“楚虽三户，灭秦必楚”，千军万马，怎么会不屠秦呢！作为一个鲜活的真性情的“人”，在尔虞我诈的时代，项羽注定要失败的。项羽自刎后，“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在我们看来，这是丑陋的一幕，司马迁用这些小人们的封侯，来给项羽以最高的葬礼。司马迁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后来的很多史学评论家，觉得司马迁逻辑不通，难道舜有重瞳子，项羽也是重瞳子，就能断定项羽是大舜的后代？刘邦出生时他妈“梦与神遇”，他爹看见“雷电晦冥”“见蛟龙于其上”，人给人戴绿帽子是耻辱，神啊、龙啊，给人戴绿帽子是荣耀。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得天命，得天命者得神助，然后神道设教，为所欲为。这是《二十五史》开国皇帝的标准出身套路，如教科书一般没有创意，连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们都照搬照用，帝王将相却屡教不改。项羽没有这样的出身，司马迁心里不平衡，觉得项羽“何兴之暴也！”（来的这么突然）没有异相，横空出世。肯定是圣人之后，所以才给项羽一个出身证明。《列子·汤问》中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大约项羽是夸父的化身吧，否则怎么生得这么豪气干云，死得这么大气磅礴。也许只有荆楚文化能造就出这种人！也许只有司马迁才能让我们用这种方式领略荆楚文化的魅力！
END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著名文化学者，甘肃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香巴文化 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和上海中医药 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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