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09

(读思录之一)         

漫话康有为

李道尧

我们这些在“舆论一律”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所谓“读书人”，从讲坛上得到的康有为印象是：他乃鸦片战争之后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少数先进中国人之一，然起大体为作却是先导“变法”，继趋“保皇”，卒成“革命”之反动。至于这印象是否与康氏实际切当，当时的我们是无从也无能了然的。近来有暇得读康氏的一些诗文资料，虽乃不免丹凤一羽，却使我顿生“一代伟人”之叹，颇觉先前的毫无理由地瞧不起他真是可笑而复可悲。这情形很类似当年章士钊之于康有为：1926年，已届垂暮的康有为因事抵天津，素与康氏对立而以“革命”享名的章士钊闻讯往访，晤谈之下，为之神移，退而语人曰：“二十年前，闻之服南海者曰：‘天下之丑诋南海者，其人直未尝见之耳，见之，未有不易侮为敬者也。’吾尝举其语以为笑，而今见之，乃信异人。”章士钊不愧是人中龙凤，他能立悔其未知对手而先存轻蔑之弊。反观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思想学术界惯有的不去深知对象却又敢于严辞“批判”之恶习，岂不叫人汗不敢出？解放思想也罢，实事求是也罢，恐怕还得先从知道对手开始。

面对康有为如山如海的学行思想，我非专家，无能置喙，仅以所可感知者而言，其最震撼于心的，是他那自矜自重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他坚守信念至死不渝的执着精神。

闻一多在论及郭沫若《女神》时认为：郭氏之爱中国，仅仅因为中国是他的“父母之邦”，他并不爱中国的文化，所有才有“凤凰涅磐”似的情怀表述，而闻一多自己的爱中国，不仅因为它是“父母之邦”，还因为它有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基于此，闻一多后来在《忆菊》中表述出来的爱国情怀就是：“我爱我如花的祖国，我爱我祖国的花。”闻一多评判郭沫若爱国主义思想的说法是否妥当，姑置不论。但我想，爱国家似应与爱它的文化相统一，倘离了爱文化，爱国主义就会成为一具空壳。

康有为的爱国主义是属于闻一多一流的，他的爱中国是基于爱中国的文化，而且这种爱并非是盲目的、空洞的、情绪化的，它是经过康氏之文化比较研究和理解思考后的产物，因而当它表诸诗文时，就显得具体、生动而又坚实，能夺人魂魄、旺人精神。他于流亡海外时所作的《爱国歌》，即以洋洋近千言的篇幅，将中国的山川地貌、水陆物产、衣食器用、文明传统、哲学思想等等，一一与西方各国作比较，尔后宣称中国乃“大地第一”，欧美诸邦“皆莫我侔”，为此他深感“我何幸生此第一大国兮，神气旺长。”正因如此，他的国外考察总是以中国文化作为基准去衡量欧美的一切，认为其政俗大道、风物人情皆不如中国而议论常轻之，读康有为的诗文，触目可见者是：论中国即誉不容口，谈西方则轻蔑有加。于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就带有浓厚的自矜自重色彩。论者或可以说他“夜郎自大”、说他见识有局限、议论欠深刻，但绝不会认为他有媚骨、决不会否定他的怀国之殷、谋国之切、报国之诚。这就是爱国者康有为！以他为鉴，或可使今天那些常常被“洋风”吹弯腰的人们增加一些钙质。

与一般爱国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康有为的爱国主义思想还带着很强的行动性、进取性，换言之，他的爱国家，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表现在诗文里，更大的程度倒是体现在行为上。毕其一生，他都在以“国士”胸怀、现代眼光以及时代先驱的姿态，积极探索救国方略并义无返顾地将其付诸行动。还在家乡求学时，康氏就有慨于时局艰危而立志谋国，自负欲为帝王师、言天下大计，因之他治国学“以经世救民为归”，“以躬行为宗”，与此同时又大量购读西学译书，且遍考国情时政，以期鉴别验证。中学西学毕举的结果，无疑大大开阔了康氏眼界。乃至“戊戌变法”失败，他亡命欧美十三国达十六年之久，期间自称“以考察政治为专业”，目的在“揽万国之华英，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之而不误于医。”如此历练，使康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所处之时代而具有了现代眼光，所以他才有可能说出这样的至今都不能谓之过时的体验：“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至为人恐吓而自退处于野蛮也。”

对于康氏当年所提出的救国政治主张，今天的人们尽可以去评判它、鉴别它、直至抛弃它。但就康氏自己而言，无论是初期的“变法改制”，还是后来的“君主立宪”，抑或晚年的“虚君共和”，都是他融通中西文明、互证而两较之的产物，因而带有很大的自觉性。因为自觉所以自信，晚年时分的康有为于是有了如此举动：他将自己论述中国不宜实行西方议会制度的《共和平议》四卷数十篇文章公诸于世，声称：“吾今悬此论于国门，甚望国人补我不逮，加以诘难，有能证据坚确，破吾论文一篇者，酬以千圆。”

自觉自信带来的必然是对信念的坚守，自然这要付出代价。康有为流亡海外途经耶路撒冷时，写有长诗一首，其中描绘了他因主张“变法”救国而遭遇的惨况：胞弟被屠，祖坟被掘，自己也“十死亡海外，馋侮百险煎。”尽管他“缠身万苦难”，但仍表示：“地狱我甘入，为救生民艰。”的确，自有清以来，中国还没有哪个知识分子能像康氏那样，为坚守自己的信念而弃捐身家、九死无悔、屡挫不衰，虽摈不容于世而无所居于人者。如此之襟怀、精神，能不令人无之所谓“知识分子”触目惊心？

康有为虽然喜欢参与和谈论政治，但他于中国政治并不在行，可谓有心谋国却操作乏术。这是因为，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他晚年对造访的章士钊说：“士君子为国惜才，以诚接物，其道应尔。”这几句带有终前自考意味的话中就透出了他的书生本色。所以尽管谈论起自己的主张来，他口若悬河、波澜极壮、首尾条贯、征服力很强。但在推行其主张时却总是上政客们的当。戊戌变法之际，他轻信荣禄而被其算计，虽事后也意识到“荣禄老辣，我非其敌也”，却似乎没有记取教训，二十年后，他又照样轻信段祺瑞、徐世昌之流，以为他们真的能信守“盟约”，帮助自己实现“虚君共和”的理想，结果又被出卖而集谤负罪逃走。所以从政治上考察，康有为虽然堪称“国士”，也有志谋国，却终生都是一个失败者，而作为一位有个性、有操守、有识见的知识分子，他的学行思想恐怕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