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学术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以百家争鸣为标志。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名家、纵横家等在当时各展所长，以图得到各国君主的赏识。最终法家成为各国国君追捧的神兵利器，在纷争的战国时代，发挥了它最大的能量。大秦帝国甚至形成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术氛围，这让我们明白一种思想的盛衰取决于和政治的结合程度。
西汉初期，国家残破不堪，百废待兴，刘邦与诸臣采取了儒家的民本之术和黄老的休养生息之法。历经百年，西汉出现了“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黄老的无为思想已经不能满足统治者要求高度集权的愿望，所以才会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与政治从此结为连理，再也没有分开，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自春秋到西汉，中国的知识分子相对来说还是保有其独立性的。他们有着倔强的性格，能够为了心中的信仰或理念放弃荣华富贵，甚至丢掉性命。司马迁能坚持为李陵申诉，就是出于对心中正义的固守。他不允许臣子蒙受不白之冤，不容忍皇帝犯下滔天大过。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却受了宫刑，成为时人取笑的不识时务者。他著作的《史记》，以春秋笔法，公正、客观地使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书简之上，成为“史家之绝唱”。
东汉时期，统治者特意将忠君爱国的思想灌输到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培养了很多誓死效忠的人。这虽有利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却拆解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为了名利选择了愚忠。这份愚忠在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中，被统治者自己敲碎。知识分子在那时陷入了彷徨之中，最终出现了分流。一部分人重新醒悟，投靠了各个军阀，选择经世致用，希望重新统一天下。另一部分人选择了归隐，将莫谈国事奉为行事的准则，开魏晋时代的玄学之风。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形成，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打开了通往仕途的大门。文人墨客虽然保有那份追求功名的心愿，却不掩饰自己的天性。在大唐盛世，最出名的莫过于诗仙李白。也只有李白才能体现唐朝文化的底蕴和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天性。文人士子无不以报效国家为己任，仗剑走天涯的情怀常常萦绕胸间。
李白虽为文人，却也是仗剑出关、策马奔驰之人。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得到皇帝重用，成为一代名臣贤相。屈原的文风，司马相如的壮举，让这位豪情万丈、多才多艺的才子走上了一条不寻常的路。在唐朝的知识分子中，体现了太多的不安分情愫。没有人甘于平凡，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才学不如人。他们奔放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天真而浪漫的心。
惟其真实，所以光彩。李白得到唐玄宗的青睐，却得不到重用。他的愤愤不平，都发泄在高力士和杨贵妃的身上，最终不免被赐金放还，离开皇宫。他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可以高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却不能掩饰内心的失落。空有报国之志，却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怀才不遇不仅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歌，更是天性与欲望的对决。唐诗中写得最多的莫过于怀才不遇的情怀，虽各有所托，却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愁苦。按照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越是悲剧越有内涵。王国维先生曾将叔本华视为精神的追随，所以有感而评《红楼梦》。
宋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周敦颐、程氏兄弟、陆九渊、朱熹等都在那个时代留下了超乎前代、影响后世的思想巨著。在宋代，文人备受尊崇，出现了像晏殊、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等个性鲜明的词人。他们在仕途上虽各有盛衰，但在宋词的天地里，却各自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人都不屑于在学术上钻营，只是自然地追求着自己心中所向往的天地。
到了明朝，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八股文统治科举的时代，培养出的人才可想而知。整个社会的学术流弊也就更加凸显。
首先，学术被虚伪化。
一种学说或者思想与政治权力结合的瞬间，其虚伪化也就在所难免了。一种治国的指导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固然能帮助这种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播，但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功名利禄的俗气。我们相信，很多研习某种思想的人都对这种思想怀着崇高的信仰，但也不排除很多人利用这种思想进行投机。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已经成为统治思想。国家施政方针，特别是选拔人才就是依据儒家的很多经典来确定的。儒家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是主张修身养性，提高个人的道德、技能、素养，期望能为国家培养出利国利民的人才。但是一旦儒家思想作为了选拔人才的标准，就会被虚伪化。很多人明明不信奉儒学，硬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忠孝节义之人。其实这些人仅仅是将这些作为走入仕途的敲门砖，内心装的却是升官发财、男盗女娼的思想。
在东汉时期，就有故意设计提高声望的读书人。他们标榜孝义，在人前为父母尽孝，为朋友两肋插刀，其实在私底下对父母很不孝顺，对朋友也很不仗义。就是这些没有孝义的人反而被推举为孝廉，成为危害国家安定的蛀虫。不光是儒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盛行，也选择了与政治结合，就不可避免地引来了很多投机者的参与。
在古代常常有隐士，甚至有一隐成名者。东汉末期的曹操、袁绍、诸葛亮都曾隐居过，那只不过是推销自己的一种策略。真正的隐士是从来不会标榜自己的，更不会特意去关注外界的烦事，而是静心修道。
在明代，还有一个最虚伪化的事情，那就是宦官的专权。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宦官弄权的时代，分别是东汉中后期、唐朝中后期、明朝。在明朝，宦官最为猖獗，人数也最为庞大。因为身为太监有很多利益可图，有些人不惜自阉，上赶着入宫当太监。这种投机的行为越来越猖獗，引起了朝廷的关注。朝廷不得不制定法律，明文规定不得私自阉割进宫为太监。
学术思想上的虚伪化，会牵连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科举一个方面。一旦统治思想出现了虚伪化，整个社会将变得腐朽不堪。
其次，学术被知识化。
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没有止境的，一旦无法突破，就需要新的理论或者思路来突破瓶颈。在一种思想或学说被奉上神坛之后，为了便于推广或者影响他人，不得不将其知识化。也就是说，本来很鲜活很有张力的学问，要被编排成教科书，然后传授给别人。当一种学问没有了争论，只是一味地被复制，那这种学问也就走到了尽头。
在西汉，经书往往被著名的学者进行深入的解说，变成影响广泛的经学。那种一问一答的师生对话，从一句简单的话语中，居然能放射出难以想象的知识量。经书由开始的五经到最后演变为十三经，丰富了儒家的经典。当这些所谓的经典遇到瓶颈之后，就会被后世的学者知识化，成为死知识。
先秦时期之所以很多经典都是活的，而且具有很大的延展性，是因为有很多愿意践行经典的人。只有放弃了功利，完全为了心中的信仰去践行的人，才会将这种学说发扬光大。不幸的是，当儒学成为官方考察人才的标准，很多人就完全照着考试标准来学习，而并非真正地去理解其中的深意。
就像中国人学习外语一样，面对考试能拿高分，但真正运用起来却不能得心应手。有很多外国人熟悉本国的语言，到中国来参加他们本国的语言考试，却连及格都做不到。这就是将学术知识化的弊端，让学术脱离了现实。缺乏实践的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缺乏实践的人生是苍白无力的。
很多人能将仁义道德的名言警句背得熟练，却做不到；很多人能读着圣贤之书做了官，却做着猪狗不如的丑事；很多人以一个善人的面孔示人，背地里却做着迫害百姓、吸食人血的勾当。表里不一的事情，就是说与做的分离，正是学术知识化在具体生活中的体现。
最后，学术被分解化。
很多学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分为很多流派。虽然说流派的产生会让一种学说更加具有活力，却不可避免地曲解了学说本来的目的和意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创立学说的目的就是解决实际问题，最终让国家安定、百姓乐业。一种学说如果不能起到它的作用，沦为空谈，就将失去生命力。
流派的产生就是在某些经典著作的解说上产生了分歧，从而将学术分解化。当我们想到感情的时候，我们会分出爱情、友情、亲情、同情等等，但我们是否想到在特定的时代，感情只代表我们所分出的其中一种感情。以后世的眼光来理解前人的话语，无疑是一种臆断、一种对学术的分解。
就像我们对新闻的采集一样，为了表达某种理念，不得不对所采集的资料进行取舍。也就是说我们最终得到的信息不是完全的，仅仅是在被迫地接受某种理念而已。在明代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官方的教材进行研读。而这些所谓的官方教材是经过统治者重新修订的，起码在解说或诠释方面做了手脚。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已经被潜移默化地诱导了。
本来能表达正义的句子或者例子，在某些人的扭曲下，也许会变成一个反面的教材。例如今天的娱乐八卦，绝大多数娱乐八卦的新闻都是被截取的，没有事情的全部，只是表现出最有争议、最有噱头的一点。存有目的的解说，都是存有私心和阴谋的。在明代，学术被分解化在所难免，很多人认识到了，却从来没有人站出来大吼一声，或者身体力行地去改变这种风气。
王阳明不仅看到了明朝的学术弊端，而且还积极地克服这种弊端。他对战国时期的孟子，南宋的陆九渊、朱熹等人的学说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对他们的学说进行了批判的吸收。孟子、陆九渊、朱熹都是儒学的圣人，是王阳明的榜样，也是王阳明需要超越的对象。
在理智的路上，没有榜样是无法想象的。创造的前提就是模仿，有了模仿的对象，才会有创造的火花。孟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将人生的寄托放在修身养性上。性善论的提法更是将仁义道德纳入到人性之中，为心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心外求理、心外求善是孟子的主张，却不被王阳明所接受。王阳明创立了自己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理论，讲求合一性，反对不同步。
对宋代的两位大儒陆九渊、朱熹，王阳明更是进行了特别的模仿。在对比研究的过程中，王阳明更加推崇陆九渊，也许是对朱熹的儒学独霸明朝的一种叛逆。陆学和朱学争论了多年，最终朱学获胜，成为官方备受推崇的经典教材。可是朱熹的学说虽然胜利了，却不能压制住陆九渊学说的传播。在思想领域里，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有理念和思路的异同；也没有所谓的高低，只有受众和研究的多少。
王阳明主要是发扬了陆九渊的心学，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学说。他这种求异的个性，让他在学术界成为异类。但是他很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心中的圣贤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绝对是一个另类。若想成为绝无仅有的圣贤，首先得从思想和行为上做到前无古人，否则将无法超越前人。
除了对儒家圣贤进行模仿和研究，王阳明还对道学和佛学进行了参悟。在儒学独霸的世界中，有道学、佛学两股强劲的对手在竞争。曾几何时，佛学、道学也显赫一时，但最终还是在儒学面前败下阵来。宋学将三种学说进行了糅合，从而在思想史上又出现了一次高峰。为了找到明朝学术弊端的根源或症结，王阳明必须要对这个源头进行探寻和梳理，否则将永远迷失，达不到圣贤的化境。
在儒学研究上受挫后，王阳明或寄情于辞章或沉迷于佛老，似乎有所得。有所感悟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唾弃某种东西的时候。其实，“拿得起，放得下”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