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伐纣与商战于牧野。为了激励军心士气，姬发于阵前誓师，这就是著名的“牧誓”。而且在这篇誓词中，姬发还发明了一个对女性朋友来说有点不友好的成语，那就是“牝鸡司晨”：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尚书·周书·牧誓》）
姬发把商纣王暴政害民、亲小人远贤能的理由归结为“惟妇言是用”，也就是让一代“妖后”妲己背了黑锅。所谓牝鸡司晨就是母鸡打鸣、代替公鸡报晓，被用来比喻女人一脚踹飞了男人，夺取了大权——在男权社会中，这种事情自然被“正人君子”们视为大逆不道。他们还赌咒发誓的吓唬后人说一旦出现了这种不幸的局面，那些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们一定会把事情搞砸、把国计民生弄得一团糟。所以牝鸡司晨也通常被认为是凶祸之兆。
事实上女人上位这种事情，在我国历史上并不罕见。比如两汉的吕雉、王政君、邓绥、梁妠，东晋的庾文君、褚蒜子，北魏的冯太后、灵太后等都曾以女子之身临朝称制，将天下的万千男人踩在脚下。一代女帝武则天就更不用提了，成了后来无数“正人君子”口诛笔伐和愤怒声讨，并反复告诫后来者高度警惕的对象。不过，随着士大夫基层的崛起和儒家思想的愈发保守僵化，对女人看得越来越严实，这种牝鸡司晨的现象也随着越来越少见。直到晚清又冒出个慈禧太后“雌起”了一把，其实是件挺偶然的事。
尽管有无数被男人所把持的主流舆论对女人主政竭尽诋毁之能事，但实事求是的讲，这些会打鸣的“牝鸡”其实干得并不坏——既没比那些雄主明君们干得更好，也不见得比那些昏君庸主更糟糕。哪怕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即便找个男人把她换掉，“我大清”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
事实上在隋唐和晚清之间，还有个朝代的女人们也颇能折腾，那就是宋朝。不过相比汉唐宫廷里的那些“大女主”，两宋的后妃们更有“小家碧玉”的气质，大多对取代男人、承担打鸣这一重任的兴趣缺缺，反倒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老公、儿子和情敌身上。
所以自大的士大夫们对宋朝的后妃印象不错，史书中也颇多赞赏之词。殊不知皇家无小事，即便是狗屁倒灶的争风吃醋，也可能会对王朝的命运产生微妙的影响。
身为皇室一员就难免与政治发生联系，但野心勃勃的刘娥却是两宋后妃中的一个异类。
宋太祖赵匡胤一生册立过三位皇后：发妻贺氏为他生下了3子2女，却早早因病去世，后来被追谥为孝惠皇后；此后赵匡胤迎娶王氏，并在称帝后册立其为大宋朝第一个皇后。不过王氏的皇后也就当了3年又不幸病逝，不愿意当鳏夫的赵大又册立忠武节度使宋偓的长女宋氏为后。
这回赵大终于没熬过自己的媳妇先挂掉了。不过他的死因却疑点重重，像《宋史纪事本末》、《续湘山野录》等史书都一口咬定是赵二为谋夺大位而手足相残，搞了一出“斧声烛影”；而当上皇帝改叫赵炅的赵二则以“金匮之盟”为自己的继位合法性辩护。在这种情况下，赵大的遗孀宋皇后在慌乱中的一番举动，似乎揭开了部分历史的真相。
当宋皇后发现老公咽气以后，马上让宦官王继恩召秦王赵德芳入宫。结果王继恩吃里扒外，没找秦王反倒把晋王（赵光义）给找来了：
“宋后闻继隆（此处为笔误，应为继恩）至，曰：‘德芳来耶？’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涑水纪闻·卷一》北宋·司马光）
作为一个年仅24岁又无权无势的年轻寡妇，宋皇后并非富有野心亦有大略的女人，史书上也说她“性柔顺好礼”（《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列传第一》），显然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自作主张。那么她在第一时间召赵德芳入宫，这显然应该是赵大生前有所交代，继位之人应是秦王而非晋王。
尤其是宋皇后骤见赵二到来，非但愕然失色，竟然恐惧到以母子身家性命相求，更是确定无疑的说明了两件事——其一，宋皇后显然对所谓的金匮之盟一无所知（奇怪的是王继恩对此倒是一清二楚）；其二，赵大死后，赵二的势力已无人能制，连宋皇后都有自身难保的恐惧，还有啥是他不敢干的？
也正是因为宋皇后的表现，让后世对赵二在继统过程中的合法性提出了更多的质疑。
如果说宋皇后只是间接揭开了历史真相的一角，那么章献明肃皇后刘娥则险些改变了宋朝的历史（参见差点成为武则天第二的刘娥，为什么会功亏一篑？）。
刘娥的出身很卑贱，不但曾沦落成歌女，还嫁过人，而且嫁的还是个人渣——他的丈夫龚美因为穷困潦倒，就打算把老婆卖掉换俩钱花，没想到刘娥因祸得福从此走上人生巅峰。为啥？因为买刘娥的那个人叫赵元休，后来又改了个名叫赵恒，所以也可以称他为宋真宗……
赵恒是个好老公，但却不是个好皇帝。在内他任用奸佞，对外被辽国揍得鼻青脸肿，最后被迫签下一纸《澶渊之盟》，简直丢光了太祖太宗的脸，被称为国耻。
赵恒诸事不顺，就开始自我欺骗。他不但伪造天书，还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结果不但将大宋朝的数代积蓄挥霍一空，还落得个“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宋史·卷八·本纪第八》）的骂名。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干脆半疯了，根本没法继续掌控庞大的江山。
皇帝这份工作可没法病休或辞职，只能干到死——自然死亡或被人弄死。所以在无法亲自掌权的情况下，赵恒只能找个可以信任的代理人。在老妈挂掉、惟一的儿子（即宋仁宗赵祯）还在吃奶的情况下，他只能信任皇后刘娥。
这种情况与唐高宗李治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因此也让刘娥滋生了成为武则天第二的野心。尤其是在赵祯驾崩以后，刘娥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年仅12岁的赵祯完全成了傀儡。
于是刘娥开始了在试图成为第二女帝的边缘疯狂试探——她先是穿上了皇帝专属的衮服受“应元崇德仁寿慈圣皇太后”的尊号，又穿着衮服跑去太庙祭祀，再打算立刘氏七庙，最后干脆图穷匕见的找来几个小官献上《武后临朝图》，赤裸裸的上演了一出“劝进”的把戏。
可惜刘娥表演得很卖力，捧场的却寥寥无几。毕竟大宋朝可没大唐朝那么开放和宽容，一脸正人君子像的士大夫们哪能容忍武氏旧事再度上演？再加上刘娥娘家的势力太弱（逼得她被迫让人渣前夫龚美改叫刘美，冒充她哥），最后她只能功亏一篑，面对咄咄逼人的士大夫郁闷的认怂：“吾不作此负祖宗事。”（《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列传第一》）
刘娥虽然没成为武氏第二，但其实对宋朝此后的历史还是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造成了两宋君臣关系的巨大变化——宋朝给人留下的印象之一就是皇权孱弱，“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结果被一帮缺心眼的儒生搞得被一大堆蛮夷轮流欺负。其实这种情况在刘娥之前根本不存在，赵大、赵二在朝时虽然也老打败仗，但北宋在总体上保持着对辽国的战略进攻态势。同时，赵大、赵二对士大夫也毫不手软，根本没有什么“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避暑漫抄》·陆游）之类的顾忌（赵大杀了80多个，赵二也杀了10多个），即便是人怂心虚的赵恒也是看谁不顺眼就一脚踹到天涯海角，从来没见哪个士大夫敢跳出来叫嚣。
但是在阻止刘娥篡位称帝的过程中，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官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像寇党的代表人物寇准、李迪、杨亿、周怀正等人为了阻止刘娥掌权差点发动了一场政变（因为寇准大嘴巴导致事泄），在刘娥以武氏第二自居时，屡屡被鲁宗道、晏殊、薛奎等忠臣怼得鼻青脸肿。就连人品不咋地、给刘娥当过狗腿子的的丁谓、曹利用都跟她做对，才导致众叛亲离的刘娥最终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从此士大夫们以扶危定倾、拯救宋室的功臣自居，动不动就拿这桩破事要挟皇帝：
“富弼上疏曰：昔庄献（刘娥）临朝，陛下受制，事体太弱，而庄献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葢赖一二忠臣救护之，使庄献不得纵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实忠臣之力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三·明道二年》）
再加上宋仁宗赵祯性情懦弱，竟被士大夫拿捏得死死的。这才有了“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葩的君臣关系现世大宋朝。
参政却不揽权，才是北宋后妃的主流。
其实刘娥是两宋后妃中的一个异类——除她之外，尽管在宋朝临朝称制的太后数量不少，但她们很少主动参与到政事和权力斗争中来。
比如慈圣光献皇后曹氏。因为赵祯无后，所以不得不立宗子赵宗实为继承人。嘉祐八年（1063年）赵祯驾崩后，已改名赵曙的赵宗实即位，是为宋英宗。
对于这个跟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儿子”，哪怕因为濮议事件闹得两宫失和，但曹氏的态度始终是克制而又收敛的。在赵曙即位后不久就生了重病，不得不请曹太后垂帘听政时，她的表现就既有分寸又恰到好处：
“帝感疾，请（曹氏）权同处分军国事，御内东门小殿听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决者，则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一一能纪纲要。检柅曹氏及左右臣仆，毫分不以假借，宫省肃然。”（《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列传第一》）
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赵曙的病情有所好转，曹太后立即撤帘还政。这就弄得本来还心有疑虑的赵曙非常不好意思，磨唧了好几个月才羞羞答答的宣布亲政。
曹太后之后，北宋下一个临朝称制的就是她的外甥女、也是赵曙的皇后高滔滔。
中国历史上的“妒后”不在少数，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隋文帝杨坚的老婆独孤伽罗——在后者的雌威之下，老杨哪怕贵为天子在后宫也只能孤守独孤一人，还得发誓“无异生之子”。后来老杨坚偷偷跟尉迟迥的孙女出了把轨，结果独孤伽罗回手就把那个姓尉迟的狐狸精给宰了，气得杨坚离家出走（结果还迷路了），最后还是不得不一边慨叹着“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一边回家跪搓衣板。
高滔滔的个性与独孤伽罗相差无几，以至于赵曙在即位皇帝后除了皇后外没有任何妃嫔，其4子4女皆为高滔滔所出。这下子连曹太后这个当姨妈的都看不下去了，就劝她不要把老公看得那么紧，免得失了“圣眷”。结果高滔滔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怼了回去：
“奏知娘娘，新妇嫁十三团练（赵曙排行十三，即位前曾任岳州团练使）尔，别本‘新妇’下竝（同“并”）有‘始得’二字。即不曾嫁他官家。”（《铁围山丛谈·卷一》北宋·蔡絛）
不过后来赵曙病入膏肓，为了给他冲喜，高滔滔还是听从了曹太后的建议，给老公选了3个妃嫔——不过以赵曙当时的状态，估计就是有心尝鲜也无力临幸。所以事实上高滔滔还是赵曙一生惟一的女人。
这样一个几乎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老公身上的女人，很难想象她会有什么政治理想。所以在她连续失去老公、儿子（宋神宗赵顼），又因为继位的孙子赵煦年幼不得不临朝称制时，高滔滔尽管也掀起了一场影响北宋国运的政治斗争，但却很难让人与野心和权欲联系起来。
因为哪怕是个一心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难免也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比如高滔滔就死活看不上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认为这样做违背了“祖制”。所以这个无论是婚姻观还是政治观都很保守的太后任用了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宰相，将王安石的新政统统废除。
事实上除了反对新法遭人诟病以外，高滔滔几乎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尽管她大权在握却极其克制，严厉压制娘家人趁机揽权的行为，执政期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被誉为“女中尧舜”（《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列传第一》）。
轮到高滔滔的儿媳妇、宋神宗赵顼的皇后向氏不得不当家作主时，她的想法和做法跟婆婆几乎一毛一样。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哲宗赵煦猝然驾崩，而且还无子。这样一来，由谁来接班成为北宋的第八任皇帝就成了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
既然赵煦没儿子，那么新皇帝只好从他的兄弟中选，主要的候选人有以下几位——若以年长论，申王赵佖最应该当选，不过他却是个盲人；若是“立子以贵”，那么赵煦的同母弟、简王赵似最合适，不过他还未成年；在神宗赵顼的另外3个儿子中，若按“子以母贵”论，莘王赵俣和睦王赵偲都比后来成为宋徽宗的端王赵佶更合适，因为他俩都是林贤妃所出，地位远高于赵佶的生母陈美人。
最后赵佶能神奇的淘汰所有强大的对手顺利登基，不得不说是向太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啥？因为向太后跟她婆婆高滔滔一样死活看不上新党，尤其是跟患有直男癌晚期的新党领袖章惇八字不合。所以当老章推举赵似和赵佖，并坚定的认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于下”（《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的时候，向太后为反对而反对，就非得让赵佶上——女人要是不讲理了，谁能治得了？
话说老章要是多个心眼，上来就举荐赵佶，那最后坐上皇位的还不知道是谁呢。
向太后其实对政治和权力也是毫无兴趣。赵佶登基后请“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她却“以长君辞”（《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二》），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不过她这唯一的一次任性和插手政事，却直接导致了北宋亡国的结局。
南宋的太后们也同样对参与政治缺乏热情，但同样能改写历史。
其实论起后妃临朝称制的频次，两宋仅次于两汉高居史上第二。除了前边提到的几位，还有昭慈圣献孟皇后、宪圣慈烈吴皇后（吴瑜）、恭仁圣烈杨皇后（杨桂枝）、谢皇后（谢道清）共8个女人曾在大宋朝当家作主过。
相比两汉频繁出现的太后擅权、外戚乱政，两宋除了刘娥以外，剩下的基本上对政治和权力都没啥兴趣，临朝称制大多是被动乃至被迫之举。一旦新帝登基并有能力执政，她们都会主动的让渡手中的权力，从来不用别人撵。
像昭慈圣献皇后孟氏，本是宋哲宗赵煦的首任皇后。可是因为赵煦不喜欢她又莫名其妙的卷入新旧党之争（跟孟氏的政治观点无关，主要是因为新党领袖章惇支持赵煦废后，所以孟氏被旧党当成自己人），所以她入宫后两度封后又两度被废，在冷宫中度过了近30年的时间。
别说像孟皇后这样出身官宦世家的贵女，即便是普通人经历过这样的遭遇都难免会发生心理上的变化，比如产生仇恨或报复之类的负面情绪。但孟皇后却没有——当靖康之变后，被女真人立为楚帝的张邦昌迎她入宫时，孟皇后没有因为整个大宋朝都曾对她充满了恶意和苛待而拒绝承担起这份责任，她立刻宣布垂帘听政，并下诏立北宋皇室男丁中惟一的漏网之鱼、康王赵构为帝。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帝位，是为宋高宗。随即孟太后撤帘不再听政，被尊为隆佑太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南宋爆发苗刘兵变、赵构被迫退位，在这危急时刻孟太后二度垂帘听政安抚局面。在兵变平息后，她再度撤帘，从此不再涉及政事。
赵构的皇后吴瑜经历高、孝、光、宁四朝，在后位（含太后）长达五十五年，是历史上在后位最长的皇后之一。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呆的时间太长，所以她也曾遇到过不得不临朝称制的局面，虽然时间极为短暂。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宋孝宗赵昚去世，因宋光宗赵惇“疾未平不能执丧”，所以大臣们恳请已经81岁高龄的吴瑜“垂帘主丧事”。虽然吴瑜根本不愿意掺和这些破事，但架不住臣子们的三求五请，最后才答应“梓宫前垂帘”（皆引自《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二》），代行祭尊礼。不过在仪式完毕并宣读了赵惇的手诏、立皇子赵扩为帝后，立即宣布撤帘还政，好像多待一刻都得遭多大罪似的。
紧随其后登上南宋政治舞台的就是宋宁宗赵扩的皇后杨桂枝。在这位杨皇后临朝称制之前，她的表现很让人怀疑大宋朝又出了个刘娥第二，证据就是杨桂枝联合史弥远暗杀了主战派权臣韩侂胄，同时又大力怂恿赵扩册立养子赵询为太子。
杨桂枝看似野心勃勃、大肆插手政事，其实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她之所以参与铲除韩侂胄，其实跟朝中的主战与主和之争毫无关系，而是因为韩侂胄看杨桂枝不顺眼，阻止赵扩立她为皇后：
“恭淑皇后崩，中宫未有所属，贵妃（杨桂枝）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见妃任权术，而曹美人性柔顺，劝帝立曹。而贵妃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帝竟立之。”（《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二》）
而杨桂枝之所以支持立赵询为太子，主要是因为后者大力支持她反韩，所以才投桃报李。
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赵扩驾崩后，杨桂枝便按照老公生前的安排，准备立养子赵竑为帝（赵询在此前挂掉了）。但权相史弥远与赵竑不和，便想改立宗室子赵昀，但杨桂枝以“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为由坚决反对。为了说服杨桂枝，史弥远一夜间派人往返七次反复劝说、哀求，都毫无效果。最后不得不以娘家人的安危相威胁，“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苟不立之，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唯类矣”（此段引用皆同上），这才迫使杨桂枝接受改立赵昀，是为宋理宗。
赵昀登基后，请杨桂枝垂帘听政，但仅8个月后心灰意懒的后者就主动提出撤帘。哪怕赵昀两次出面恳求，杨桂枝也没有答应。
由此可见杨桂枝虽然有私心，但却并无野心。但赵昀毕竟是经她之手上位的，这位宋理宗也缺乏治国之才——正是因为赵昀的冒进导致宋蒙之战提前爆发，而在他的晚年又荒淫误国，导致国势急衰，埋下了南宋亡国的伏笔。
当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宋度宗赵禥死后，继位的宋恭帝赵㬎年仅4岁，赵昀的皇后谢道清不得不以太皇太后的身份站了出来——她也是两宋最后一位临朝称制的太后。
为啥？因为大宋朝已经无药可救。两年后，临安被围，谢道清带着赵㬎一起成了蒙古人的俘虏。
我粗略的统计了一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上共有26位太后曾经临朝称制过，其中大多数集中在两汉和两宋。相比两汉的“同行”，这些两宋的太后们显然更传统也更规矩，登上政治舞台大多是受形势所迫（主要得怪宋朝的皇帝生儿子实在太费劲），垂个帘一般都垂得不情不愿的。
但也正是因为缺乏权欲，导致她们大多对政治事务陌生且生疏，犯下过许多看起来很低级的错误。
但这又能怨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