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150年-野兽派和立体主义

第一篇文章说，1，印象派将艺术从之前的神坛宗教拉向了普通人的生活，以塞尚为代表的后印象派则注重多角度呈现事物本身。2，之后艺术家不满足与表象的东西，开始注重内心情感的表达，野兽派诞生了。3，20世纪初相对论、人类意识分析等的提出、争论、质疑，引诱了那些有想法的艺术家追求观念性的东西，抽象的东西开始出现，艺术家拆解，分析。4，之后艺术家开始使用现实，挪用现实，卑微材料与高贵的艺术融合在一起。

一、原始主义，1880—1930 / 野兽派，1905—1910：原始的呐喊

原始主义贯穿了整个现代艺术。“原始”指模仿或借用古代原始文化中那些可如孩童般天真且真实的元素，不同于西方文化受到物质主义的玷污。代表人物有马蒂斯和德兰。与印象派真实的再现生活不同，他们认为色彩和情感的表达更重要。

德兰的《科利乌尔港的船》清晰的表达了港口炎热，质朴，简单，生动。这些感情狂放不羁、色彩丰富骚动的作品强烈地告诉我们：世界是多么美妙。

德兰《科利乌尔港的船》

马蒂斯和毕加索都痴迷非洲原始的艺术文化，他们俩喜欢暗暗较量。两位艺术家“仿佛一个是北极一个是南极”。毕加索来自西班牙南方的炎热海岸，马蒂斯来自寒冷的法国北部。马蒂斯为夫人的画像《戴帽子的妇人》与毕加索为情人的画像《格特鲁德·斯泰因肖像》。马蒂斯的作品比印象派的作品更简略，比梵高的作品颜色更鲜亮，比高更最热情洋溢的作品还要更华丽。这个矜持的男人，以一场活泼的色彩盛宴透露着他对夫人的爱恋。毕加索采用了柔和的棕色系，而不是马蒂斯活泼的绿色和红色，而且它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它显得更加严肃、永恒。倘若将两者并置，我们很难相信它们竟是同时期的作品。艺术家们在两幅画中表现出的姿态是如此不同：马蒂斯的作品反映出现代生活之速度与活力，毕加索的则反映了支撑着这种生活的上层建筑；前者是不假思索的情感倾泻，后者是深思熟虑的回应；前者是自由的爵士乐，后者是正式的音乐会。

马蒂斯与毕加索为爱人的画

《生之欢乐》是典型的野兽派作品，马蒂斯的出发点是田园风光。他呈现了一个糖果色的视觉景象：做爱、音乐、日光浴、舞蹈、采花、休闲。轻松、优雅、流畅的线条带来视觉上的享受。

马蒂斯《生之欢乐》与卡拉奇《互爱》

毕加索《亚维农的少女》促成了立体主义的出现，后者转而又引领了未来主义、抽象艺术，等等。

毕加索《亚维农的少女》

卢梭的画里流露出来的稚嫩的天真。对远古和神秘之物着迷的毕加索感到这位关税员的艺术已超越了对自然世界的描绘，而进入了超自然的领域。

卢梭《狂欢节之夜》《饿狮猛扑羚羊》

罗丹著名的《吻》（1901—1914）的诸多成功因素之一，在于它的双重幻象：那一大块大理石，既是两位年轻恋人优美的身体，又是他们拥吻时所坐的凹凸不平的岩石。与罗丹不同，布朗库西无意掩盖石头的物理特征，事实上，他正是为了崎岖不平的表面才选用了粗糙的石头。

罗丹与布朗库西《吻》

贾科梅蒂《行走的人》。那貌似烧焦了的、虚弱的行走之人，好像即将被恐惧吞噬般，身体轻微前倾，走向不确定的未来。这个高六英尺的人物骨瘦如柴、憔悴不堪，仿佛一根棍子，造型强调了垂直线条，正如塞尚在半个世纪前指出的那样，这会增强观众对空间深度的感受，增加存在主义戏剧般的效果，即孤独的行走之人永远受困：他是现代社会里的一名囚徒，渴求希望，却只被无处不在的荒凉包围。

贾科梅蒂《行走的人》

雕塑艺术新局面：在立体艺术品上打孔的概念。《穿孔之形》，整体造型很像是透过一个被炮弹炸穿的孔看见一个被困在麻袋里的人。摩尔迅速接上了赫普沃斯的创意，宣称1932是“孔之年”。

《穿孔之形》

毕加索、马蒂斯、卢梭、布朗库西、莫迪利亚尼、贾科梅蒂、摩尔以及许许多多艺术家，都为部落和远古艺术而倾倒，被其无拘无束的直率和简单造型中蕴含的情感力量深深吸引。这些现代艺术家和那些与人类同样古老的故事从此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的作品回溯过去，也通向未来。

二、立体主义：另一种视角，1907-1914。

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弗洛伊德饱受争议的潜意识分析也令人陶醉，这个时期，文明所依附的真理受到了争论，这种思想氛围引领有野心有好奇心的艺术家，去追求一些观念化的东西。代表人物：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

毕加索研究物体，就像外科医生解剖尸体一样，这正是立体主义的精髓：选择一个主题，通过大量分析性观察，将其解构。他重新强调被印象派抛弃的线条。

布拉克，他抛弃了印象主义和当时富于装饰性曲线的野兽派风格，减少了过度的色彩，以追求横贯整个画面结构的最大紧凑性。他和毕加索都意识到，只有柔和的用色才能把同一物体在一块画布上的多个视角成功融合在一起——众多明亮的色彩反而会使画家难以把他们组合起来，也会呈现给观众一团无法辨认的混乱。强烈的满布感，难以理解的几何图形，如同事物诞生前的形状。彻底的抽象，是立体主义无法避免的走向之一。

布拉克《小提琴与调色板》

到了立体主义，毕加索又迈出了创新的一步，比如“打孔”。取代过去将图案扭曲、变形，从多重视角呈现一个主题的手法，毕加索开始挪走某个元素——比如一只乳房，在表现对象上留下一个孔。这只乳房将会出现在其他地方，比如肩膀上，使得整个图像比他以前的立体主义作品更加支离破碎。

为了引导和告知观众主题，毕加索开始在作品中加入字母和单词。

艺术家挪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元素作为画作的一部分：这一行为完全重写了关于艺术与生活两者关系的游戏规则。其意义远远不只是使立体主义作品变得易懂。通过加入一块油布的碎片，毕加索将它的地位从没价值的破布提升到了艺术作品这一崇高境界。

毕加索《有藤椅的静物》，这幅椭圆形画作的上半部分是纯粹的立体主义。被切碎的报纸、烟斗和一个玻璃杯混合在一起，就像散落在地的一堆纸牌。然而，画的另一半却非常非常不同。毕加索粘上一块廉价的油布，这种材料通常用作抽屉衬纸或包装纸的劣质替代品。油布上印好的图案是藤椅椅座上的交叉平行线花纹。他用一条绞绳给这幅画添加了边框。

毕加索《有藤椅的静物》

之前是观念，分析，到现在的使用现实，挪用现实。艺术可以从任何事物里诞生。卑微材料与高贵的艺术融合在一起。挪用日常生活中的对象并在新的艺术语境里重现，比如之后的安迪沃霍尔的金宝汤罐头，杰夫昆斯的气球狗等。

立体主义时期的艺术家在寻求一种艺术表现新方法的道路上已走得尽可能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立体主义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