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央商务区（CBD）的空间重构及发展模式

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为CBD），原始意义为“商业会聚之地”是指一个国家或城市商务活动的主要集中的区域，是汇聚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科技服务、咨询服务、会展服务、文化服务等服务业的集聚区域，一般也是一个地区和城市的经济中心。从结构理论的视角来看，中央商务区是一种连接各类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可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CBD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23年，美国城市社会学家Ernest Burges（欧内斯·伯吉斯）提出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同心圆模式，该理论首次对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进行了划分，并认为城市土地利用可分为五个同心环状地带，其中核心为中心商务区，该核心区主要汇集服务业和零售业。土地利用模式一般从商业中心区由内向外扩张。

随着服务经济时代的来临，CBD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城市经济发达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识。Murphy 和 Vance （1954）将CBD定义为城市的“心脏”，是城市土地价值最大的区域，也是城市服务业和零售业的高度集聚区，办公楼集聚地区。从空间范围来看，CBD可以是一个城市的部分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市。从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东京中央商务区等西方发达国家CBD的发展历程来看，CBD的发展与技术革新和全球经济重心的移动密切相关，CBD的价值已经广泛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CBD成为国家和地区汇聚高端要素和财富的重要区域，是地区经济增长和税收的重要贡献区域，近年来CBD也逐渐成为国家现代化程度和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

区域空间结构（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指经济社会中各主体间在空间中所形成的空间集聚形态和集聚程度，也是各类要素在空间上集聚和分散呈现出的形态特征及关联程度。区域空间结构最早由达恩（Dunn）和艾萨德（Isard）率先提出，不同学科对区域空间结构概念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建筑学和规划学强调的建筑物等实体间的空间和物理关系，地理学和社会学强调土地的利用以、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空间和社会阶层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及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区域空间结构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了地区间的人口分布、城市圈层结构、土地利用和功能构成、交通网络结构、区域内部空间组织形态、区域空间发展差异、城市规模和城市体系、空间交互影响、区域分工与合作等，并且随着不同学科间的融合不断加深，区域空间结构的内容也在不断地丰富中，如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流动空间”和“城市网络关联空间”。

区域空间结构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载体的形态，是人类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投射和反映。区域空间结构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学、地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公共管理等领域学者以及区域决策者的关注，区域空间结构所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人地关系、人与资源环境等众多关系对区域和城市的发展产生众多的影响，如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有利于节能和减排，缩短通勤距离和减缓交通压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创新产出，甚至还能影响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和居民心理健康。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以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更容易捕捉到中央商务区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因为城市是区域经济活动最密集最活跃的区域，也是各类要素集聚和分散之地，如人口和企业高度集聚，因此城市的空间结构变化相对非城市地区的空间结构变化更容易观测到。因此中央商务区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基本逻辑为：中央商务区影响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城市空间内部结构的变化引起所在区域空间结构的整体变化。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快速发展，202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已经历史性的达到了65.22%。同时中国的城市群经济现象日益明显，目前已形成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20多个城市群。显然，中国的经济活动呈现出高度的集中趋势，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也呈现出空间结构上的非均衡特征。中国的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高、中中、西低”的整体格局，中国高速铁路、航空运输、高速路网的快速发展进一步缩短了城市间的经济距离，城市发展也由原先的单中心逐渐向多中心结构转变并形成城市网络结构。

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呈现出不断升级的趋势，新的业态不断呈现，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特征。同时，土地城镇化是中国的城镇化的基本推动力，全国各地出现了新城和各类开发区建设浪潮，在各类优惠区域发展政策的激励下，全国有超过180个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建设目标，在这一目标下各地的中央商务区（CBD）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以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北京商务中心区、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重庆解放碑商务区、天津滨海商务区等为代表的CBD成为了城市商业、金融、信息、科技的高度集聚区，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同时也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当前中国的31个省级行政区均建有区域性中央商务区，甚至不少县级市也已拥有CBD或正在规划建设CBD。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国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全球经济中心的东移，城镇化和城市群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不同区域层面和不同功能和辐射力的CBD不断涌现，且中国的CBD也将由全域性辐射能力转变为全球性影响力。央商务区（CBD）是服务经济时代背景下的产物，CBD的发展与地区发展战略紧密相关。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区域和城市发展正走向科学规划和精细化管理阶段，CBD的发展同时兼具产业和空间管理的双重功能：一方面，CBD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力，以金融、商务、零售、会展、科技、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业是CBD的基本特征之一，CBD可作为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新兴业态的重要实验场，可以作为科技创新、智慧城市、绿色低碳城市建设的先行试验区，CBD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故CBD也充当了地区产业管理的功能。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城市规模不断地处于扩张当中，CBD成为城市扩张和城市规划的重要载体。新的CBD建设将是城市下一个增长极和城市副中心，在人口导入、产业规划和疏散中心城区部分功能上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CBD也理所当然的成为城市规划过程中空间管理的重要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40多年的高速发展，区域空间发展呈现出各种失衡特征，面对经济发展与人口、生态环境、土地间的矛盾日益紧张，传统的外延式增长方式被内涵式发展所替代，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绿色集约化发展成为区域发展新的空间结构目标，一方面这种空间结构需要最大限度地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满足基本的生活和生产空间，引导区域空间结构走向高效化，对地区要素具有集中配置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应成为高附加值产业的承载区，成为集聚经济发挥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的重要载体。因此，CBD建设是未来中国提高空间发展效率和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重塑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CBD，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存在建设CBD的现实需求，因此如何充分利用CBD的建设来优化中国区域空间结构，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空间效率，这既是未来中国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提高国土开发利用效率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区域经济、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术研究所关心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中央商务区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节点，区域空间结构反映的是不同地区间的经济活动分布和经济关联程度。中央商务区从微观上看是各类微观企业和要素的集聚体，从中观上看是各类产业的集聚体，从宏观上看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和区域。显然，CBD是集聚外部性的重要载体。CBD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本质上亦是探讨区域中核心区域对其他子区域以及整个区域经济活动布局的影响，同时也是探讨集聚外部性在空间上的影响力差异问题。实践和政策方面：

其一，CBD是城市发展的增长极，具有很强的区域发展辐射力，是空间结构重构的重要推动力。CBD作为地区经济空间结构中的核心区域，汇聚了本地最优质的要素资源，既是本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贡献者。对外也形成一定的区域辐射力，如CBD所建设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是吸引外地客流的重要场所，对外形成重要的商业辐射力。CBD的这种增长极效应将一定程度上改变地区间的相对经济关系，形成一定的地区发展梯度或中心-外围结构关系。研究CBD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将有利于决策者制定符合本地发展的经济决策，如CBD选址规划等。

其二，CBD是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功能转变的重要途径，各地区均期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功能的转变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在区域空间结构之中占据重要位置。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背景下，CBD作为地区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体，可一定程度上引领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功能的转变，进而改善区域整体的空间结构，提升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对于不同地区而言，不同产业的共聚对地区产业体系的影响存在差异。CBD作为不同产业的共聚体，汇聚哪些产业更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功能的转变以及多大程度上对空间结构产生影响，这些均是CBD发展和地区空间开发规划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其三，从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和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建设若干与中国大国崛起相匹配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央商务区，通过中央商务来提升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和对外影响力，参与全球城市网络治理和标准制定。同时，CBD的建设也是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果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通过CBD的建设不断优化中国区域和城市的空间结构，如全球城市网络化的今天，如何通过发展CBD来促进地区空间结构的优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区域空间结构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能源消费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地区空间结构亦是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地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目前中国的地区发展差异较大，如何利用国土空间开发的调整来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促进东中西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也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其四，从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和空间管理政策来看，CBD建设已经成为区域发展规划和空间管理的重要手段。探讨总结中国CBD发展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对未来的区域规划和空间管理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如当前中国大力推行的城市群经济、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本质上是追求集聚经济的各种外部性，通过集约式的空间结构来提高经济效率。当前中国的CBD发展存在众多问题，如商务服务功能较低、辐射能力较弱、特色缺失等，这些问题不仅限制了CBD的长远发展，而且对地区空间结构优化和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规范CBD的发展，提前厘清CBD的发展与区域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将有利于决策者制定出更有效的区域发展和空间管理政策。

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微观动因是企业和居民选址和消费等经济行为造成的，中央商务区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是吸引各类要素的重要引擎。中央商务区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提供零售、商业、金融、咨询、法律、会展、信息科技、文化交流等基本的服务外，还能对城市的土地和房地产价格形成溢价效应，进而影响居民的居住地选择。中央商务区是居民消费购物和工作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城市地价和房地产的最高价格区域，一般拥有城市最好的公共服务资源，最便捷的交通。而土地价格（租金）和房产价格是居民选择居住地的重要参考因素，居民在通勤距离和地租（或房产价格）之间的权衡后选择合适的居住地点，居民居住地和消费地的空间分布本质上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而居民居住地的确定又将直接影响城市的通勤距离，对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形成需求，城市的交通网络结构由此发生改变。中央商务区本身也是一个高度的集聚体和中心市场，在中央商务区内可充分享受集聚经济的各种外部性，如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规模经济效应等，这些外部性会对企业的选址形成重要影响。从市场潜力、本地市场效应、相对价格效应、拥挤效应等几个方面都可以探讨中央商务区内部的集聚经济外部性对企业选址的影响。中央商务区的发展还可直接影响城市的空间形态，中央商务区本身可视为一个小型功能性区域，中央商务区的发展会引起区域内部各板块区域间的发展差异，从而形成单中心城市或多中心城市。同时中央商务区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也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城镇化的速度，进而引起了城市整体空间的扩张。从城市网络结构的角度看，中央商务区是枢纽节点，中央商务区的发展会对整个城市网络结构的密度、中心势和均衡性产生影响。从产业层面来看，中央商务区是现代服务业产业高度集聚体，是引领区域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功能转变的重要窗口，故中央商务区的发展也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产生重要影响，而产业结构和地区功能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体现。

目前学界对中央商务区的具体界定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商务中心区发展报告》对中央商务区的界定包括：一是具有较强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管控能力；二是经济引领和辐射带动能力较为明显；三是齐聚各类高端商业、服务业，且具有较高的产业集聚水平；四是科技创新能力较为突出，产业和创新活力较强。截止2019年1月，中国31个省市已经建成的较成熟的中央商务区总共289个，规划中的206个。平均每个地级城市约拥有1个CBD。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国各地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的驱动下，中国未来规划和即将建设的CBD数量仍然处于不断地增加中。从数量上看，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建成CBD数量和规划数量均高于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建成和规划中的CBD数量也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同时，从发展的程度上看，以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CBD的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CBD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后，CBD在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些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城单CBD向多CBD转变。纵观西方发达国家CBD的发展经验可知，城市CBD的发展一般会经历单一向多CBD发展趋势，这一趋势主要是伴随着区域多中心化而演变形成。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的CBD已经由一城一中心模式走向一城多CBD并存发展，如上海拥有陆家嘴CBD、静安CBD、虹桥CBD等众多商业中心。显然，中国的CBD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随着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未来这一地区的CBD将呈现出多中心网络化趋势。次级中心城市CBD将以中心城市CBD为中心，产业在空间上形成高度的关联，交通、就业、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资源不断地呈现出均等化趋势，各次级城市的CBD在整个CBD关联网络体系中充当了节点。于此同时，中心城市的CBD由于发展成本的上升，部分的CBD功能将由次级的CBD分担，中心CBD与次级的CBD形成了高度的协调互补发展状态，CBD的网络结构将趋于均衡，最终将促进区域CBD走向高级阶段，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

2.产业由商务融合走向科技创新融合。CBD最大的特征是高密度的人力资本和各类高端创新要素，汇聚了区域最优秀的人才和科技资源，行业专业化程度较高。汇集的大量跨国企业和行业领导者，具有最新的行业资讯和技术、企业管理经验，具有高效的公共行政服务资源，透明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在资本的控制、交易规则制定、交易渠道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因此CBD也是创新产出的中心。传统的CBD主要以商务、零售业主导，以商务融合其他服务业的集聚体。随着电商的快速发展，中国的CBD多将“金融、互联网、文化、科技”等元素融合一体，形成强大的创新融合综合体，极大地提高了区域产出效率和延长了产业价值链。CBD的产业发展模式由原来的单一商务融合走向科技创新融合，同时在制度创新上CBD也一直在创新探索之中，如北京CBD在土地竞标中采用“竞方案、竞实力和现价格”的策略，大幅提高了国有土地的使用效率。上海陆家嘴CBD率先设立了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同时主导的金融理事会，推动金融行业的体制机制便利化和高效化。

3.发展模式由高端融合走向智慧绿色融合。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时代，高效及时、远距离、无延时、准确性和安全性的信息传递对现代商务活动十分重要，CBD作为商务中心，必须具有与现代商务要求相匹配的信息基础设施。同时，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利益突出，低碳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当前的主流理念。CBD发展模式的示范作用越来越凸显，中国的CBD规划和发展理念也从高端产业融合走向智慧绿色的道路。除了在中央商务区核心区域建造绿色中央公园和道路绿色化外，国内不少城市的CBD已制定了绿色智慧科技的发展理念，如利用发达的智能技术来实现交通路网的信息化、公交站点的智能化、停车场智能化、智能服务，机器人和无人机配送货物等。如上海虹桥商务区的设计融入了全过程的绿色节能环保技术，全区域以天然气为一次能源，同时建立的能源循环利用系统，大幅度提高了整个商务区的能源使用效率，实现了全过程的绿色环保。在智能化方面，虹桥商务区建立了中央数据采集系统，充分实现了基础数据的采集、传送、合成分析及综合利用，并为信息分析提供诊断和评估反馈。

4.CBD之间由竞争走向协调合作。中国的CBD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均是以竞争和争夺各类资源的状态。在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政绩驱动下，CBD往往成为官员晋升政绩展示的重要途径，由此引发了中国各地CBD之间对跨国企业总部、央企、国家重大项目以及国家优惠政策的争夺，导致了地区间的产业趋同和大量的重复性投资，加剧了地区间的竞争并削弱了地区间的合作激励。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各地区CBD之间的合作也逐渐成为主流方向。市场化背景下，区域间的要素流动更加畅通。CBD作为地区要素的高度集聚体，地区间CBD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程度往往成为地区间一体化水平的重要体现。如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后，北京、天津和河北三省市的CBD分工逐渐明确，北京以国际金融业务和全国金融决策管理中心功能为主。而天津则具有良好的国际贸易条件，侧重与跨境贸易和创新型金融业务。河北的CBD则以金融后台服务为主。因此，京津冀三地的CBD形成分工清晰的合作互利局面。

中央商务区可作为调控居民和企业空间选址、调节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可作为强化城市空间网络化发展和优化空间结构的重要手段，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和提升地区专业化和优化城市交通网络空间结构的途径之一。中央商务区的建设和发展应具有全局意识和合作共赢理念，城市间的发展和空间结构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基本特征，因此未来城市的发展应建立区域和产业规划、政策和规制等方面的全方位对接和融合机制。

作者简介：（韩锋，管理学博士后，复旦大学硕士生导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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