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东门外原有一“拾年咖啡”。这间咖啡厅有阔大的空间，木质的旧旧的桌椅，也有很多可以翻阅的书，和没有搬迁前的万圣书园有异曲同工之妙。整体风格上更像书吧，而不是那种有点小格调的咖啡馆。
清华校内也有一间“拾年咖啡”，风格迥异，空间也逼仄，但我们几个朋友为方便计，通常会选校内的拾年聚会。可是，东门外的那间“拾年咖啡”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因为，在不多的几次光顾中，我在这里遇到了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一直很喜欢茨威格的书。可能在德语作家中，茨威格也是较早被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很多人知道茨威格，是从那个中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开始。以我个人来说，倒觉得他写传记的成就远超过小说。文学家的传记很难写，怎样算中肯评价了他的作品？又怎样算公正再现了这些孜孜追求某种崇高境界的人的一生？这与政治家、科学家的传记大相径庭，因为没有统一标准，所以需要传记作者极强的鉴赏力和文字能力。茨威格从少年始就经过严格的语言训练；他和弗洛伊德是好友，长于在作品中进行心理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他年少成名，和里尔克、罗曼.罗兰、高尔基这些同时代人交好，换言之，他生活在那些传主的文化环境中。这些给了他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洞察力和简练传神的文字结合起来，怎么想都是文学家传记作者的不二之选。
在拾年遇到那本书之前，我从不知道，他曾写过这样一本书，作为和世界的告别。《昨日的世界》成书于1941年，茨威格于几个月后在巴西自杀，时年60岁。他最后写道：“自从操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人年逾六旬，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由于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你们在经过这漫漫长夜之后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于你们而去了。”
这一段不仅是茨威格的遗言，也是《昨日的世界》的主基调。
很感谢拾年，把那套《昨日的世界》卖给了我，否则那天肯定寝食难安。上下两册，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那时，我以为自己已经读懂了，昨日的世界越辉煌，越温情，现实就显得越残酷。就像我们在沉沉黑夜里回想黎明的光，回想黄昏夕阳西下时那最后一抹红，最后一缕光。但我没明白一点，那时，我还未读过一战史和二战史，就像听一个旧时代的人讲了一个故事，而我对那个旧时代是一无所知的，所以以为他讲了旧时代，其实，这只是他眼里的旧时代。事实是唯一的，事实的映像却有千百种，为什么在这个人眼里事实呈现出这样而不是那样，才解释了一切。《昨日的世界》不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的写实，而是茨威格眼里的欧洲，茨威格眼里的战争，茨威格眼中“昨日的世界”。
茨威格出身奥地利犹太富裕家庭，就像他说的，犹太家庭在富裕两三代之后，很难保持追求金钱的冲动，而会转向音乐、文学等艺术领域。在他成长的年代中，富裕的犹太人以培养出诗人、剧作家和音乐家为荣。所以，他顺理成章地专心读书，并先后进入维也纳大学和柏林大学。但是，他对文学的兴趣和追求远在追求学历之上，他不认为学校可以提供他所需要的文学创造的空间。从中学起，他就致力于诗的创作，并在维也纳大学期间由著名出版社发行了他的诗集；26岁，他的剧作已经被柏林皇家剧院接受。他在读书期间就开始了欧洲大陆的游历，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艺术家，并和他们成为密友。巴黎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文学和艺术的故乡。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大量的诗作，他的翻译才华受到广泛认可。
就在他作为青年作家名声鹊起的时候，1914年，他33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昨日的世界》中描述的一战和丘吉尔写的一战，是完全不同的。丘吉尔的一战史，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法国战场几乎是砧板的代名词，一批又一批的青壮年在这里流血、牺牲。这也是二战法国沦陷后就投降的直观原因，这个国家已经经不起将自己的子弟送上充满死亡的战场，不管这战争以何为名。茨威格的回忆录里，没有一战这样血腥的场面，因为他没有上战场。他和很多清醒的人一样，知道这战争是愚蠢的，所以他以自己遐迩闻名的文字能力成为文职人员，后来去了中立区瑞士，和罗曼.罗兰等作家一道，投身反战运动。就这样，他毫发无伤地经历了一战。
一战和二战之间，是茨威格创作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他居住于德奥边境的萨尔茨堡的大房子里。他推翻了一战前的创作风格，一战前他所有的作品都没有再版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茨威格的作品，大多数是萨尔茨堡时期的著作。他的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最风雅的所在。他的书大量被译成各国文字（据他说，那时我们国内就有他作品的中译本），版税源源而来，甚至能支撑他收集艺术家、文学家手稿的昂贵收藏成本。他不仅是成名作家，而且是生时就被认可的成名作家，很多作家经历的默默无闻、穷愁潦倒都没有降临到他身上。他那时生活得优裕，快乐，又在创作的高峰期。所以，一战后战败国重建面临的千疮百孔与他并无太大关系。1931年，他50岁生日，按照德语世界传统，全社会都会为作家庆祝50岁生日，他当然会有这份荣光，邮差把成袋贺电和贺信送到他家里。一个作家生时的尊荣和富裕，要靠造物怎样的成全才能得到啊，歌德是这样的幸运者，茨威格也是。
茨威格的厄运不是始于二战，而是始于希特勒上台。希特勒1933年攫取德国政权，1934年，茨威格的书已经在德国被禁，哪怕是和著名的施特劳斯合作的剧作，也被禁演，就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茨威格可能在作家中是少见的能清楚判断时事的，他离开萨尔茨堡时情况并不算太坏，来得及从容处理自己的财产，短短几年之后，从德国和奥地利出逃的犹太人只能沦为赤贫。他甚至没有选择最挚爱的巴黎作为落脚之地，而是去了陌生的、没有朋友的英国，后从英国去了战火烧不到的巴西。这些以事后的角度看，他几乎做了最完美的安排。如果那个年代有能从厄运中逃脱的犹太人，茨威格的境遇在那些人中算好的，因为他的书在德语世界之外亦有发行，所以依然可以支撑他的生活。
可是，他已经不愿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他自己阐述的理由：“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他并没有丧失财产和安全到无法维生的程度，但是他的自由确实遭到了无情的践踏。他被祖国驱逐，以母语写就的作品在德语世界被封禁，作为一个作家，以文字和创造维生的作家，他已经不能呼吸。我们可以在丘吉尔的作品中看到活生生的流血和牺牲；在茨威格的书里，我们看到被扼住的自由呼吸。茨威格没有说，但分明做了一件事：“不自由，毋宁死”。相比起肉身的遭遇，精神的自由更可贵。
所以，《昨日的世界》不是反映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历史和现实的书，而是精神的绝唱；是茨威格眼中陨落的世界，而不是常人眼中的战争和事实。也许，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解读，我们才更能看清精神世界不能承受之重，才能更理解茨威格是个怎样的作家，怎样的人。
《昨日的世界》结尾，茨威格写道：“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的生活过。”茨威格确实经历了这样的一生，最后，以此身殉了精神的自由。
世上有很多不同的生存逻辑，可能源自于文化，可能源自于个人追求。昨晚早睡，凌晨时醒来，想起茨威格的选择，也许，人生是一个不得不轻装前进的过程，年轻时以为自己可以带很多上路，后来，时间的有限性让空间也有了局限，这时才意识到，只能选有限的几样，有时甚至只能选一样。这时候才看出了什么是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才看出了一个人到底是谁。幸运的人可能一生也没有受到这样的考验，而有的人，就必须面临这样的选择。这样的人历史上记载下来的也有很多，像明代的杨继盛，像现代的秋瑾。名单很长。茨威格是其中之一。这是对自我的定义，也是最终完成的自画像。不管这幅自画像是否会被悬挂于艺术或者历史的殿堂中，至少他们在人类的殿堂中，会永远闪闪发光。也许这才是茨威格说的那个境界：人类群星闪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