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未来的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的一本书。我想写这本的缘起是因为在朋友圈里的一次留言。一位朋友在朋友圈里感叹现在的国人既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也不了解源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结果导致了"没文化"的局面。另一位朋友在朋友圈里回复,能不能让“他们”来学习我们的文化，像古代中国一样去同化周边的其他民族。
我没有回复这个问题，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不好，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我要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我们的自豪之中夹杂了太多的误解，我们只有澄清这些误解，才能真正地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正确地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介绍给整个世界。
我们都习惯于说中国有五千年之久的悠久文明，但是中国文化真的从五千年以来就没有变化过吗？我们有人一直以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自豪，但是我们又是否有过“内化”其他文化的努力呢？首先我们需要澄清的一点是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历史上的长河中不断地消化吸收其他文化，最后才演变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
“中国”这个词最早出现在青铜器上，“宅兹中国”是中国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的句子。“中国”在最初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更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概念。“中国”最初指的是夏商文化圈所在的今天河南和山西的部分地区。
大约在四千年前，黄河中游的各个原始部落互相融合，形成华夏民族的核心，并建立了国家，他们所生活的土地就是最初“中国”的含义。中原之外，在今天的中国境内，北到内蒙古、辽宁，东到山东，东南到长江流域，西南到四川盆地，南到珠江三角洲，都有活跃的人类活动。所以，考古学上有所谓“六大区系”（六大文化圈）的划分。这些早期的人类文明，原本是各自繁荣、自成一家的。随着中原文化的拓展，它与各地原有文化开始碰撞、融合，空间中国也由此成长壮大。“中国”从一个狭小的地区概念发展到现在的文化和民族概念，不是因为这个狭小区域的文化同化或消灭了今天中国范围内的其他地区文化，而是不同地区的文化融合成了今天的“中国文化”。
第一次大融合是在西周时期，西周的分封制和与之配合的周礼让不同文化的上层社会形成了一套统一的行为方式和礼仪规范，构建了一个横跨地域能够互相理解和认同的贵族阶层，为不同的地区文化最后融合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奠定了基础了。
不过这种统一的礼仪规范只适应于社会上层贵族阶级，所以即使到了西周时期，以周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和以楚为代表的南方文化还是存在较大差异。只以文学举例，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和楚辞中的“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就有很大的区别。更别提不同的神话故事和社会习俗了。
不同地区文化通过西周时期长达四百年的交流和融合终于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统一的“华夏”文化雏形。那时候把遵守共同礼仪和社会规则的地区文化称之为“诸夏”，这是中国第一次形成跨越不同地域的基于文化的认同。春秋战国时代也奠定了今天中国文化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诸子百家也成了日后中国文化的基础和底蕴。这个时期也就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期”。按照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这个时代第一次出现了能够反思自己文化的思想家，在中国就是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这些“轴心时代“思想家从人们日常遵守的行为规范中抽象出更深刻的思想和原则，孔子抽象出来的就是“仁”，而老庄抽象出来的就是“道”。
我们今天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会立刻联想到儒家或是道家，但是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儒家和道家就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一直没有变化过的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介绍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佛教的东传。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从魏晋南北朝到北宋，我们都一直在消化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今天的文化中有很多佛教文化的元素，我们的雕刻和音乐艺术深受佛教影响，我们平时说话中使用的一些词语比如缘分，因果，报应等等都是佛教的概念。这些词语和概念在汉代以前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把它们当成彻头彻尾的中国文化，殊不知它们最早都是外来词汇，和我们今天说的可乐等外来语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每天都使用着佛教的词汇和概念，只不过我们忘了这些都是文化融合的产物。
佛教发源于印度次大陆，在公元前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地区，在公元一世纪传到了中国，中国史籍中关于佛教传播的较早记录是在汉明帝时期，也就是白马驮经的记载。佛教刚刚进入中国影响不大，信众也不多，属于社会中的边缘人群。主要原因是因为水土不服，和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冲突，比如说不结婚等等。
佛教最初流行是在魏晋时期，主要是沾了道家的光，当时的上层精英喜欢讨论道家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谈玄“。于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佛教的“格义“版本，格义的意思就是说一些同时了解道家和佛教的人用道家的概念来阐释佛教的概念，比如说用道家的“无”来解释佛教的“空”。虽然这种理解方式导致了很多误解，但是这为佛教的流行打下了基础。
到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进一步流行，这时就出现了大规模翻译佛经的运动，翻译佛经最有名的人就是西域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在贵族的支持下建立了规模庞大的译经机构，翻译出了很多今天还在使用的佛经，比如说著名的《金刚经》就是由鸠摩罗什主持翻译的。
除了大规模地翻译佛经，一些原本精通儒家和道家典籍的读书人也在试图对佛教进行中国化的解释。比如说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就在庐山建立了净土宗的寺庙，主张通过念诵来修行。道生反对一些佛经认为有人无法修行成佛的观念，主张所有人都可以修行成佛(一阐提亦可成佛)。最初他提出这个观点时被所有和尚反对，他无奈之下只好自己独自修行，传说中他对着石头讲道，这就是生公讲道，顽石点头这个典故的由来。
佛教的中国化到了隋唐时代彻底完成，隋唐时期出现的天台总，法华宗和禅宗都是已经中国化的佛教了，只不过佛教依然不事生产，总是会引起统治者的不满。到了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建立禅院制度，自己生产粮食，佛教终于从理论到经济都彻底中国化了。
一方面是佛教在中国化，另一方面是儒家为了争夺知识分子也在“佛教”化。孔孟创建的中国传统儒家不太关心宇宙论和认识论，但是为了和佛教争夺市场，从唐代开始儒家补了很多关于宇宙论和认识论的内容。无论是邵雍还是张载，还是程颐程颢，大家都在注释周易，因为周易是儒家最容易接受的宇宙论模型基础。无论是朱熹的“格物致知”还是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解释个人是如何能够认识和执行儒家道德，都是佛教认识论的竞品，都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改造和重塑。
不仅儒家的内容“佛教化”，连儒家的经典也在“佛教化”。汉代的儒家写的是“五经”，汉代的太学设立了“五经博士”，这五经是书，诗，礼，易，春秋。到了宋朝，为了制造出一个佛教竞品的宇宙论和认识论理论，宋儒把礼记中的两个短篇，《大学》和《中庸》单独提出来和《论语》，《孟子》合并成作为新的儒家典籍：四书，于是儒生的考试内容就从五经变成了四书，我们今天爱说四书五经，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时代的典籍。可以说五经是孔孟时代的儒家，而四书反而是宋代为了和佛教竞争推出的一个竞品，可以说朱熹的“儒家“，是“佛教化”的儒家。
说了这么多佛教，不是因为我信佛，而是因为我要说明白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时代的华夏文化，而是掺杂混容了佛教文化之后的中国文化，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文化的第二个时期。
从1840以来我们又一次面临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虽然这次的碰撞不像上次和佛教文化的碰撞一样那么和平，但是主流和趋势我认为是一样的，同样也要走向交流和融合。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深度融合到源自欧美的现代文化之中了，只不过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罢了。
就算你今天崇尚中国传统文化，你还是要送孩子去九年义务制学校上学而不是送孩子去私塾，义务教育并不起源于中国，而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那时候还叫普鲁士)，义务教育之后我们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而不是考中进士，而现代研究型大学也是一个叫洪堡的德国人创建的。我们很多人工作的地方是发源于荷兰的股份制公司，而不是传统的商行。我们买房贷款是从发源于意大利的银行贷款，而不是从中国传统的票号借钱。就算你考上了公务员，不在公司里工作，你进入的那个体制依然充满了异域风情。我们的政府机构是按立法，司法和行政分开的，而不是坐着一个统管一切的青天大老爷。这种政府机构的设计最早是一个叫孟德斯鸠的法国人写进自己的书里，并被一群来自新英格兰(后来叫做美国)的乡巴佬实现成具体的政府机构。
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不仅是趋势，而且也是生存之道。理查德.戴蒙德在他的成名作《枪炮，病菌和钢铁》中分析了科尔特斯和皮萨罗能够征服印加和阿兹特克帝国除了他们的狡猾和残忍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力量。之所以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征服美洲，而不是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征服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处于文化融合水平比较高的欧亚大陆。当皮萨罗和科尔特斯登陆美洲时，他们的战马技术来源于中亚，他们的火药技术来源于中国，他们的航海技术来源于阿拉伯，他们身上的天花病毒是通过横亘欧亚的大草原传播过来的。印加和阿兹特克帝国处于比较孤立的自我发展之中，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技术和病毒，自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早就一再告诉我们融合才是王道，文化本来就是互相抄袭的，我们被别人抄袭了很多个世纪，现在抄袭别人也不丢人，相反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才是丢人的，今天你不主动融合别的文化，有一天你就会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中国自1840年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故步自封和抱残守缺的代价。中国之所以从明清之际开始逐渐落后于世界，也是因为我们丧失了当初融合佛教文化时具有的气魄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