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此书是迄今为止研究明末清初前后南明历史最高水平的著作，普通人想了解南明的历史，读这本书足够了。写南明史的人有好几位，每个人站的角度、著作水平都不一样。
全书约77万字，引用方志达237部，引用书目达579种。此书被誉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源自维基百科
部分摘录：
部分史书上将大顺军起义失败断言成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的记载里，大顺军进京后纪律严明，恰恰是因为李自成率领的领导层未从农民“变质”成封建统治势力，军事部署失误加上强力打压官绅阶层引发不满，所以才致起义失败。
坏人没有报应的例子：冯铨，涿州人，明朝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官至大学士，崇祯即位后把他革职为民，清军入京后，多尔衮为笼络汉臣，委任他为内院大学士，因其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宁完我之前。
清军入京后，明朝在南京的留守班底讨论迎立新君的问题上分为东林党人支持的潞王朱常淓和朝廷老臣支持的福王朱由崧两个阵营。前者担心福王会重翻郑贵妃旧案，故舍亲立疏；后者为神宗子嗣，伦序最优。最终凤阳总督马士英节制三镇宣布效忠福王，其他人跟风站队，福王继承大统，年号弘光。
史可法缺乏雄才大略，在议迎立时列举福王“七不可”的理由，对福王作了全面的攻击，福王不得不依赖武将上位，故后来武将个个以元勋自居。史可法后又辞去首辅，过江督师，留给了武将干政更多的空间。他没有抓住拥立大权和文武同朝的机会，这是弘光一朝毫无作为，武将跋扈，最终夭折的关键。
南明的几个朝廷都是武将拥立和操纵，从来驾驭不了武将。武将既不以是否为国出力受赏罚，而是靠挟制朝廷加官进爵，一旦形势不利，倒戈相向，保全富贵。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
马屁精得势的例子：东林-复社的钱谦益在福王登基前竭力鼓吹拥立潞王；马士英、阮大铖得势后，他又摇身一变为马、阮唱赞歌。由于他转变得快，有礼部侍郎升任礼部尚书。
南明弘光朝廷的初期，以史可法、马士英为首的朝廷上下都沉浸在“借虏平寇”的美梦中，想像唐朝将领郭子仪、李光弼，借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朱温，最终平定黄巢起义一样实现中兴。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借兵政策崇祯朝的杨嗣昌提过，蒋介石也用过。在这个大的政策指引下，弘光朝廷偏安江左，毫无北上收复国土的信心和动作，坐山观虎斗（清军和大顺军）。清军毫不费力的拿下了山东河南，同南明弘光朝廷接壤争地。
“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弘光朝建立之初的这段历史在许多史籍记载中被描写成“正人盈朝”的局面，似乎坏在马士英、阮大铖结党乱政，正人君子联袂而去以至于亡国上。实际上弘光朝的文武大臣都是一类货色，包括史可法，鼠目寸光，缺乏远见。
清军往西追击大顺军的过程中，在潼关西南十里的金盆口，清军多铎曾经诱杀潼关降将马世耀七千余名。
大顺军在潼关失守以后，放弃西安，分为两路撤退：一路是李自成、刘宗敏领兵东下去往商洛方向，另一路是李过、高一功与清军在陕北发生大战，失败后取道汉中，撤向达州、夔州、荆州等地。
李自成南下率军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当时还有大顺军数万。他携义子张鼐和二十余名部下离开大部队前去查看行军线路和方向，不料遭遇九宫山团练地主武装的袭击，对方不知道大顺军将至，更不知道这二十几人里有大顺皇帝，于是李自成一行二十余人被杀，只有义子张鼐和一名侍从逃出。随性的大顺军闻讯对当地团练武装进行了报复性打击，把九宫山地区闹得鸡飞狗跳。李自成的遗体可能被大顺军秘密安葬在九宫山地区，后来清军和南明隆武政权一直未找到李自成的首级。大顺军余部后来在南方地区开展联明抗清的运动。
在书中，作者对弘光朝的三大案和东林-复社党人的分析，有力地证明了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金堡的叙述是污蔑和作假的事实。由于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史派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这种流言传世悠长，有必要拆穿。黄宗羲等人最大的诬罔表现在对弘光皇太后邹氏的造谣生非。清代戴名世对这段往事作出较为公正的论断：“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恃，然谈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
弘光帝出逃被俘后，清廷许以恩养的名义招降了包括潞王朱常淓在内的居住在杭州及周边地区的明朝藩王，后送到北京以“谋逆”的罪名全部杀死。接下来唐王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争立。南明完全继承了大明晚期的党争、腐败和无能。
满清入住中原后，多尔衮下令全国男儿剃度留辫激起了全国各地的反清复明运动，八旗子弟圈占庶民土地直到康熙二十四年下旨“嗣后永不许圈”才告结束。
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行西施肯献吴。——李寄有《西施山戏占》。此诗描写了南明弘光朝廷覆灭以后，浙东鲁监国朱以海的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
满清奴役汉民的重要途径有一条叫“投充”，即投充旗下为奴。农户从租佃制的自由身变成了农牧。有的汉民被迫“带地投充”，不仅自己变成了奴隶，他的田产也变成了满州贵族的私产，不用纳税上交国库。直到乾隆四年下令“禁止汉人带地投充旗下为奴，违者治罪”才基本约束住满州贵族的掠夺行为
清军攻打南明的鲁监国，督师大学士朱大典据守金华，誓死不降。博洛率军将金华城团团围住，并从杭州调来红衣大炮，用了二十天攻占金华。朱大典在城破时带领家属和亲信来到火药局，引爆炸药，壮烈成仁。朱大典往日以贪婪著称，此时却体现了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清军随即将金华屠城
南明史上第一个同农民军联合抗清的是隆武朝廷，受胁于郑芝龙集团掌控的隆武帝赐大顺军余部将领李锦龙虎将军印，高一功类似封赐，大顺军余部约二十万部队改编为忠贞营。反映了南明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国内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
在南明史籍中，何腾蛟的低位非常显赫。他在弘光朝廷覆亡时拒绝了清方的招降，最后被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值得肯定。然而，在抗清事业中，何腾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往往不相信“忠臣”误国，南明史上却是屡见不鲜
孙可望被授秦王称号以后，尊永历正朔，命刘文秀入川，命李定国由贵入湘，李定国平定贵州湖南，斩杀满清二王孔有德和尼堪，震惊清朝上下。孙可望心胸狭窄，先因保宁战役失误撤掉刘文秀，又准备鸿门宴擒拿李定国，李定国被逼退入广西，大西军对清军的攻势由盛转败。
1654年张名振、张煌言等的三入长江是复明势力东西会合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战略是由内地隐蔽着的复明分子钱谦益、姚志卓、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经过调查研究，秘密策划，东西联络后形成的，决策者是掌握永历朝廷实权的秦王孙可望，积极执行者是定西侯张名振等人。
孙可望死后，清廷赐谥恪顺，“祭葬加隆”，同时命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几个月后孙征淇病死，弟征淳承袭。顺治十八年，吴三桂领兵进入缅甸，永历帝被俘回昆明缢杀。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国也病殁于边境。孙可望家族已经没有多大利用价值了，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康熙七年清廷下令将义王孙征淳的年俸由五千两减为三千两。十一年，孙征淳病死，其弟征灏请求袭封……被降封为慕义公。孙征淳死后，其子宏相再降袭一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八月十三日，缅甸国王派人来请黔国公沐天波过江参加十五日的缅历年节。沐天波携带永历帝原拟赠送的礼品过江后，缅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强迫他患上民族服装同缅甸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礼至缅王金殿前朝见。按照明朝二百多间的惯例，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代表明帝国管辖云南土司并处理周边藩属国家的往来事物，体统非常尊贵。这时却倒了过来。后来沐天波在咒水之难中以身殉国。